百年清华

英国利物浦大学电机与电子系前系主任　方大庆（1960）

1955年9月初由校车从前门火车站送到清华园，双脚踏在三院后的广场上，从此在清华度过了一生最宝贵的时期。在这时期内形成了自己的性格，并奠定了从事教育及科技的基础及为人处事的原则，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及以身作则成为自己的生活原则。在学习上保持了清华的重视基础及举一反三的实践应用。

我在清华期间对清华的历史知道很少。《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后我才知道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我在清华的四年半完全是在电机系内度过。清华的教育打在我身上的烙印是通过基础课及电机系的老师及同学们对我的影响。当时的提法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但看来实质上与校训相同。以我进电机系算起的46年的经历及电机系在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成就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确实是学校及清华人的成功秘诀，是母校迅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保证。

解放后清华第一个在剑桥就读的学生

我在1962年春节后到达香港，当时我在伦敦的姑母——方召麟博士即去剑桥凯斯学院接洽我入系一事。当时该院主席李约瑟博士（Dr. joeeph Needham）一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万分欣喜，不到一周就迅速办妥了入系手续，这就是靠了清华的信誉。解放前，常有一些清华毕业生到剑桥作研究，而我则是１９４８年后第一个清华学生申请入剑桥，他们想从我的学习表现来判断解放后清华的教育质量。

1963年到剑桥后，当即感到剑桥大学与清华在教育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着重基本原理，在举一反三的应用上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虽然两校的教育方式不同，但在清华奠定的数学、物理基础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使我在学习上能补偿语言上的不足。我计划在二年内取得剑桥大学学士学位，这样按规定我须在第一年末进行第一个学士学位考试，在第二年再进行另一学士考试（即所谓剑桥的双学位），而进入第二个学士学习的条件是第一个学位考试成绩至少须到达“中上”（second class division one）。

第一个学位考试包括了我的同学们在三年内的学习内容，即除应付当年的课程同时，又须补上前两年的课程，这些课程包括土木、机械及电机几方面，因剑桥是通才教育。语言上的困难及缺乏剑桥的考试经验，第一学期的成绩没有达到第二学位的入系条件，还是凯斯学院特准我继续学习。

第二年在剑桥学习时，心情上不够愉快，第一次考试不顺利的阴影时常伴随着我。但在失败的教训下，埋头苦干，彻底理解所有课程内容，保证了第二学位考试名列前茅，得了一级荣誉学士称号。这在凯斯学院及剑桥大学工程系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因为很少有学生在一年内能从及格边缘一跃成为一级荣誉学士获得者。而更使我兴奋的是当时凯斯学院有一位世界名校的高才毕业生，也攻读剑桥工程系第二学位，而他未能得到一级荣誉学士。当时剑桥流传还是清华的学生行，我也很高兴能维护清华在剑桥的名誉。

我在剑桥选修了等离子体物理及磁性流体力学，并热衷可控热核反应的研究，毕业后随着爱伦教授离剑桥去牛津读等离子体物理的博士学位，从此与等离子体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我的大陆背景，只可能进行低温等离子体的研究，1970年5月在利物浦大学开始了电弧研究，并获得终身教员一职。时间流逝，一晃就是三十年。

与国内同事们的合作

1978年10月我在澳洲悉尼大学访问，读到当时在国内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我感到十分震惊及欣喜，震惊的是中国在短期内有摆脱“文革”极左思想束缚的明显迹象，欣喜的是共产党的务实工作作风，必然实现中国人在过去一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并由周总理在1974年人大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

1980年8月我重返阔别了十八年的清华园，当时清华一些实验室设备相当差，计算机一般看不到。同时，感到我的老师们及同学们内心的焦急心情。国家的对外开放使他们感到自己的知识，清华的教育，实验室设备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同时又可以看到他们埋头苦干及迎头赶上的精神。这几乎是所有在五十年代培养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这些年来，总共有二十几位从清华来的学长或年轻同学与我一起工作。利物浦大学在电弧研究上在国际上的声望，特别是在国际开关行业中居于首位地位的获得是与国内年轻人在这里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牛津的科学博士和清华的教授

1995年7月在牛津大学学位授予典礼上的一片掌声下，我与校长握手接受牛津大学的科学博士，那天仅是我一人得此学位证书，又是华人，观众的面部表情上显示出惊讶。这种科学博士获得者很少，我猜想自己是第二位华人得此牛津学位。这是牛津确认我在低温等离子体研究的创新及在学科中的权威地位。我当时感到兴奋但在情感上并不激动。

与此形成对比，使我最受感动的一个场合是1997年5月，在母校电机系清华客座教授授予仪式上，当关志成教授授证给我时，我的双眼不禁湿润了。从我踏上清华园那天起，清华的教授在我的心中就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形象，他（她）不但在事业上有卓越的成就，在为人上也是以身作则，不为私利的楷模。我已记不起当时讲了什么话，但讲了我在离开清华后三十五年中从未做一件对不起清华对我教导的事，在教育、科研及为人上总是脚踏实地、诚实、从不作违心的事，也是一生贯彻了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以清华的务实作风领导利物浦大学电机及电子工程系

在我任教授不久，系主任退休。不少同事前来游说我出任系主任，我素来不善于搞权术，更不善于整日地搞行政工作，但同事们热情难却。尤其是在过去十多年中，英国读理工科学生的人数急剧减少，有些大学把与工程、物理有关的系停办，进到我系的本科生也降了一半，达到危机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上台当系主任受到极大压力，似乎并不是精明之举。但我想清华人有一股傻劲，往往要去尝试看来成功希望不大的事。我在接任主任后立即设法鼓励同事们的士气，使他们积极参加系的政策及日常管理。在财务上与职位迁升上实行透明化。广泛接受及鼓励同事们改革课程及创立新课程。同时，积极发展与企业在培养人才上的合作，争取企业捐款，为教育及科技创造良好的环境，积极鼓励新科技的教育及研究。在短短三年的任期内，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新的硕士及学士课程，将现有的课程更新及在组织上合理化，创造了五个新的本科实验室。研究经费及在世界一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创了系的纪录。在三年内晋升了三分之一的同事，新聘请了占总数四分之一的教员。这样，在我卸任时进入系内的学生增加了一倍多，系在全英国研究质量评比中成为一个五级系（最高分），确认了系在各个研究领域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三年系主任任期内，再次证实了清华的实干精神及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是清华人在世界各地成功的秘诀，这种秘诀使清华人与同事们全力协作依靠集体取得成果。我在利物浦的工作情况，竟然流传于很多其他英国大学内。我想这应对提高华人在英国学术界的威望起了一定作用。

我在清华学习期内，把以身作则，治学严谨这些清华老师们的特点、品质及工作作风逐渐种植到自己身上。我迄今仍能记起孙念增老师教的大一高等数学及王先冲老师教的大三电工基础。清华辅导课的老师们对自己的直接影响较大，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们，他们引导了我如何较深刻地理解及应用基本概念。

我在1982年后每次回清华，高景德老师总是抽空相见。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领导人的朴实、谦虚、诚恳的作风。在我任系主任期间，就是以他为楷模来处理与同事们的关系的。

母校对我的教育使我终身难忘。

（原载《清华大学电机系七十周年系庆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