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

　　钱钟书先生已去世两年了，杨绛先生近况如何？作为他们的读者有时便会掩卷自问。这种内心发问恐怕不只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此，笔者冒昧拨通了杨绛先生的电话，说想采访……得到的答复不出预料，杨绛先生婉言谢绝。说：“来日无多，闭门谢客，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记者采访……”放下电话，我虽理解先生的婉拒，但心中犹为不甘。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我说：“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见见您，就算是关心你的读者的代表如何？”杨绛先生在电话中沉默了一会……末了，说：“好吧！你就算一个小朋友来做客，陪我老人聊聊天吧。”

　　

杨绛先生忙什么事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一丝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桌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序，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世两年了，在他的忌日你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爱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我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您刚才说您在打扫现场，要把家里的东西捐了？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你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你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你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这本书的第一版一万本已销完了，明年就是第二版了。现在我就算是休息过来了，开始做我份内的事。我不想活得长，活着实在很累。”

　　
不愿做名人


　　在钱钟书先生在世时，他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作为一个记者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先生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你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来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新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虽然杨绛先生的这番话让我赧然，但我还是被她的坦率打动了。

　　
女人难


　　杨绛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学者，同时她也曾经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这么多角色杨绛先生是如何把握的呢？在不断的角色转变中她有何感想？

　　杨绛说：“做女人肯定比做男人苦。我一直抱歉的是没有做好一个妈妈，妻子做得不够好，女儿也做得不够好。一个女人有好几个领域，每个领域我只能拿60分。”

　　“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你认为自己如何？”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杨绛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她认为自己只干了一些本职工作。其实杨绛先生可谓著作等身，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在九十岁高龄的今天还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的《斐多》。

　　杨绛先生谦虚地说：“总而言之，是一事无成。”

　　
我爱我的祖国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

　　“这一点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当时离开内地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为什么不出国呢？”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呢。”

　　“当时外国聘请你们，你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了，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我没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你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你是怎么看待生与死的？你怕死吗？”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必不会舒服。不过死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摘自《红岩》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