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编者按】武迟（1914.12—1988.3），石油化工专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3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先后任职于清华大学石油系、北京石油学院、石油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为中国的石油化工科学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今年是武迟校友去世30周年，我们编发王君钰女士在2014年12月写的纪念文章，表达对武迟先生的崇敬。王君钰女士是武迟先生的夫人，清华大学化工系1946级校友，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文中她以真挚的情感与翔实的笔触记录了武迟先生的一生，一位清华人的一生。

纪念武迟一百周年诞辰

（2014年 12月14日）

家庭熏陶

武迟于1914年12月16日出生在北京小椿树胡同, 因此小名小椿，父亲武曾傅字井樊，武迟字小樊就是根据父字而来，他父亲根据论语中“樊迟问孝”的灵感，给他取名“武迟”。1926—1929 年武迟在北京崇德中学初中读书，因患肋膜炎回杭州疗养，在他母亲精心照顾下才得痊愈。1929年9月至1930年6月在上海民立中学读高中，1930年9月他又回到杭州，在杭州蕙兰中学读完高中，一直到1932年6月在杭州考上清华大学化学系。

武迟与夫人王君钰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和父母在一起，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武曾傅通晓诗词，尤其在书法上很有造诣，他伯父武曾保也是当时的著名画家，他们和一些亲友成立诗社，经常在家中吟诗作画，在这种家庭气氛熏陶下，武迟不仅喜爱阅读诗词，而且还尝试赋诗习作以表达情怀。

母亲严纯虽没有上过正式学堂，但她也是出身于诗礼之家，自幼在家中和她的两个弟弟一起读书学习，对诗词各方面也有较深理解，据武迟的大嫂回忆，在武迟读高中时母亲为他讲唐诗，其中有一首：

故国三千里，深宫五十年。

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尊前。

诗中“一声河满子”他不太懂，母亲立即告诉他，河满子为词牌名，并讲解了诗词的一些知识，当时他大嫂在旁听到婆婆的讲解都颇为惊讶。

1932年9月到1936年6月，武迟在北京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在这段时间里，国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武迟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也被当时北平公安局抓捕，他母亲知道此事后，因受惊吓心脏病发作，病情加重。他大哥武奋从上海专程到北平公安局交涉，设法营救，武迟最终在被拘留数星期后释放。可是母亲的病却没能好转，1936年病逝, 安葬在杭州小和山上。

武迟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就读时成绩优秀, 曾获得理学院奖学金。1936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址在上海，那时他住在他舅父严鸥客（中科院士严东生的伯父）家中，严鸥客老先生是早年留学英国的大会计师，他对武迟生活和学习各方面都给予过许多关照。与此同时武迟考取了公费留美, 当时他的科学救国思想十分强烈, 希望出国后改学化工，于是离职去杭州浙江大学化工系短期进修化工课程，为出国作准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舅父严鸥客与父亲武曾傅到莫干山避难，武迟就在上海住他大哥武奋家等候出国，原定八月中旬乘胡佛号轮船赴美，可是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胡佛号在赴美前，进吴淞口时被击中，立刻返航香港不能来上海。当时上海的局势已非常紧急，外滩附近炮弹横飞行人绝迹，他们与中国旅行社多次联系，赴美轮船只能停在吴淞口外，旅客乘小船过渡。他大哥亲自送他到外滩，看着他提着他们送他的一台打字机（当时是最贵重的礼物）穿过马路，走向马路的另一端，踏上了远航的路途。十余年后他虽然回到祖国，但与大哥大嫂至死也没能相见，这次别离竟然是生离死别。

武迟父亲到莫干山短期避难后回到杭州，后又到绍兴，最后还是到上海与他大哥大嫂居住，一直到1940年病逝，安葬在上海宝山路联义山庄。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上海与美国也完全隔绝无法通信，只有通过红十字会可以与在美家属联系，每次信中只能写25个英文字母，他大哥立即寄去问候，武迟在原信上也回了25个字母，这份珍贵的信件兄嫂一直珍藏着，可惜的是在赴重庆逃难途中被遗失。

远赴重洋

武迟赴美后就在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学位，他当时已改学化工专业，因此在校期间他又到化学工程实践学校半年，获得化学工程实践科学硕士。他出国后一直想学习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他放弃读博士的机会, 在他的个人自传体会中曾写道：“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可以说是在两个时期取得的，第一个时期是在清华大学、浙大和MIT研究院及实践学校中学习，在开始工作几年业余学习中打下化学及化学工程及其它有关理论基础；第二个时期是在1946年以后，在编写《基本化学工业工艺学》教材中，较广泛地查阅了有关书刊及从战败的德国取得的技术资料。”这中间他所提到的业余学习，就是指1939年8月他从MIT毕业后，到美国世界贸易公司任工程师这些年，不仅到相应工厂实习，而且还进行了理论学习。

1939—1940 年他曾在美国农业部研究所参加用电解法制氯酸钠新工艺研究发展工作, 取得为中国设计氯酸钠厂的部分数据。

1940—1942年他用业余时间，在美国ASTM 学习材料力学，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化工电工课程，为进行跨学科的设计工作提供基础。

1939 年武迟到美国纽约世界贸易公司任职，曾在著名化工专家侯德榜先生领导下工作, 并成为化工设计室工程师, 这期间他曾到美国化工厂、炸药厂以及加拿大化肥厂炸药厂实习, 他实习到合成氨、硝酸制造、硝酸提浓、硫酸制造、硫酸提浓、TNT制造、硝酸甘油制造、无烟火药制造，等等, 他不仅编写详细实习报告, 而且为国内兵工厂设计化工装置提供技术数据，他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基础和实践经验。同时，他又广泛地查阅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化学工业的一些重要技术数据，并与施铨元先生一起编写了《基本化学工业工艺》一书，该书内容丰富，成为他回国后教学时的主要教材之一。

这段历史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始终被认为是需要深刻反省的，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从武迟当时想要振兴中华抗日救国的思想考虑，他的所作所为正是充分体现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当他真正了解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共产党深得人心时，仍是他的爱国热情促使他立即回国。他在后来自传体会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了解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国家的工业化前景暗淡，深感彷徨。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深得人心的，于是下了回国的决心，1949年夏接受了清华大学的电聘，并于1950年回国。”

这段话已经清楚地描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回国后他立即投身于新中国炼油事业的发展中，从教育科研一直到炼油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内，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汗水和足迹。

报效祖国

武迟在自传中曾有这么一段描述：“回到北京时正值全国第一次石油会议召开，我参加了会议的一些技术活动，并应邀去东北考察了一些人造石油厂和炼油厂。我在清华大学担任燃料研究室研究员及化工系教授期间，由一般化工转入了石油炼制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并于1952年代理新成立的石油系主任的职务。1953年北京石油学院成立，任该校教授兼石油炼制系主任的职务，和同事们一起创建了石油炼制专业。在清华大学和北京石油学院八年中，为培养国家急需的专业人才做出了努力，这些毕业生中不少已成为石油化工方面的领导和技术骨干。”

武迟

武迟与石油之缘从此开始,他在清华大学石油系和北京石油学院这阶段炼油专业课程教学中, 不断地丰富自己专业知识。在创建专业实验室及培养研究生及助教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也参加一些实验室工作同时还自修催化理论和化工动力学等知识。在北京石油学院成立后的几年时间内，他发表过四篇文章，其中三篇在《燃料学报》上刊登，如1956年所写的《石油加工的现代发展》一文较全面地评述了石油炼制工艺技术的新发展。其它两篇也都是具有一定开创性的文章。

反右运动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有了较大变化。1958年学校中也要进行教育革命，口号就是：要打破旧的教育制度。武迟作为从美国回来的旧知识分子，必将会受到冲击，但是上面领导还是认为他有才华有能力，想将他调离。1958年底他被调到石油工业部任炼油生产技术方面副总工程师，后来又升为总工程师。在这段工作中，石油部领导中如刘放、孙晓风、侯祥麟等人对他非常重视，因为他确实有超强工作能力和责任感。

武迟在自传中写道：“1958年被调到石油工业部任炼油生产技术方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65年又兼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我深入到很多石油炼油厂蹲点指导各厂的技术进步和增产挖潜，并参加和指导了铂重整等炼油新工艺和顺丁橡胶石油化工新工艺的开发工作，这些新工艺都已在工业上大量推广应用。”

在这一阶段工作中, 石油部多次派他到国外考察。 1959年3月陪同石油部副部长刘放去意大利ENI集团，考察炼油及石油化工生产科研；1960年去苏联国家计委商谈有关炼厂工艺流程；1962年12月—1963年2月，又去法国石油研究院及工厂考察，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到石油部领导对他工作的肯定。他那时已经近五十岁，仍希望能在科研上再次发挥作用。1965年孙晓风副部长又同意他担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但先不去上班，仍在石油部生产技术司工作。在这段时间内，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4 年还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6年初，武迟领导顺丁橡胶大会战，这项工作是由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石油炼厂多方面合作，工作地点是在锦州石油六厂，它是在我国首次自行研究、设计和建造的半工业装置上开工，其中还包括国外尚未工业化的氧化脱氢制取丁二烯工艺。会战开始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关单位都陷入了混乱，他作为会战副总指挥，不但要全面负责技术工作，而且还得组织协调各方人员，他日以继夜地坚持在第一线工作，一天晚间骑车到车间，被人撞倒摔得右肩脱臼住进工厂医院，伤好后仍坚持工作。一直到1967年初半工业装置全部投入运转，并取得工业装置设计数据后他才回到北京。此时“文革”动乱已经席卷全国，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许多工厂领导被夺权，他回到部机关后又立即被派到山东胜利炼油厂，参加指导这一大型现代化炼油厂开工。

正如武迟在自传中写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在东北石油六厂坚持指挥顺丁橡胶会战，直到1967年初半工业装置全部投入运转和工业装置的设计工作基本完成为止，回到部机关工作后，又到山东胜利炼油厂参加指导这一大型现代化炼油厂开工，在当时大动乱的困难条件下，能坚持按科学程序办事，协助该厂安全地完成试运转，并拟订了改进方案，为以后正常运转打下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条件下，武迟尽心竭力排除干扰坚持按科学程序办事，完成顺丁橡胶大会战以及胜利炼油厂联合装置开工，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他一贯坚持按科学程序办事的认真工作态度和他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脱胎换骨

1967年山东胜利炼油厂开工会战结束后，武迟回到了部机关就没再参加技术工作，当时石油部工作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组成生产组，协助各炼厂维持生产，主要是一些青年同志，另一部分是年纪较大或政治上有些“问题”人员组成学习组，武迟也不例外地分到学习组。那时他每天早上骑车去石油部机关上班，除了学习文件和参加一些批斗会外，就是搞三忠于活动，用塑料窗纱刺绣毛主席像及毛主席诗词，他在家从来也没拿过针线，但为表“忠心”也得和大家一起去消磨时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家庭已经受到很大冲击，不仅遭到抄家，而且从较宽敞住处被赶出来，去和一家五口的工人造反派小头头合住在同一单元的房子里，三间屋内要住十口人，那时称之为“掺沙子”。石油学院的学生们全部停课闹革命，他们的口号就是要砸烂旧世界、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教授们自然是首当其冲的砸烂对象。那时我庆幸的是武迟已离开学校这块祸地，生活虽然艰苦一些，至少没有遭到批斗。但是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决不会放过任何人，1969年秋我们的大儿子建初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黑龙江军垦农场劳动，接着是响应林彪的一号命令，我必须随石油学院三天之内迁校到山东东营，那时武迟由于劳累再加上心情上郁闷，身体已开始走下坡路, 各种疾病接踵而来, 坐骨神经痛得腰直不起来，只能卧床休息，我请求晚几天走，学校的军宣队不批准，说此次迁校是军事行动，我只得随学校独自一人去东营，留下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映薇和映萍照顾爸爸。一直到1969年12月石油部响应毛主席指示，在湖北潜江成立五七干校，石油部职工允许携带家属，石油学院不敢违抗毛主席指示才放我从山东回来，我们一家四口总算能团聚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但建初仍留在黑龙江军垦农场, 直到1976年底才由石油部统一将这部分知识青年调到油田当工人。

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实际是当地一个劳改犯农场的旧址，有几排破旧不堪的房子, 开始时男女分别住在大集体宿舍，后来学员们自力更生地建起一些简易住房, 1970年初每户可以分到一间房，我们才有了自己的家。当地是血吸虫的重疫区，有些学员就在种水稻以及防洪中传染上血吸虫病，那时的口号是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得冲向那里，这才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武迟刚到干校时，被分配去放羊，每天手挥羊鞭追赶着羊群，从体力上还能勉强胜任。后来让他去大田劳动，干的是挖沟挑土的重体力活，他本来去干校前腰就不好，而且还患有胃下垂胃溃疡等多种疾病，所以每挖一次沟必然会造成胃出血，一次出血再次出血到第三次出血被医院强行扣下住院治疗，这种情况下才让他改换工种。那时他还把这种折磨看成是对他的考验，是劳动锻炼。

1985年他在入党志愿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通过劳动锻炼和较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及一些马列原著, 使我路线斗争觉悟有所提高……这些锻炼和学习使我的思想境界开阔了一些，并且对我克服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是很有帮助的。”

干校生活对每个人都是一次考验，但绝不是锻炼。武迟不仅在身体上受到折磨，在思想上也受到极大的压抑。武迟1950年回国后，担任过教授、系主任、教务长、总工程师等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直受到人们的尊重，可是到干校以后，他看到一些从国外回国的老知识分子被强制劳动并拉出来批斗，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他虽没有被强制劳动，可是作为“臭老九”的他，在劳动中受到某些人冷嘲热讽，他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尤其使他最不能忍受是组织对他不信任，我记得在干校时建初发来一封信，谈到申请入团不能被批准，原因是父亲有历史问题，他看到此信非常激动，叫我立即找排长沈悦，让组织上回函说明情况，他说“我1964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历史上的一些事早已审查清楚，怎么还是问题？”其实在当时“文化大革命”中揭出的所谓历史问题，哪件不是早已作过结论？连刘少奇已当上国家主席，还要被指控为叛徒卖国贼，何况一般老百姓。这件事对他打击是很大的，思想上必然会患得患失。

1970 年武迟在干校曾写下一首诗：

雾里水塘春水漾，岸边弱柳嫩枝鲜。

诚能放眼量风物，尽瘁还余十几年。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他那时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春水荡漾嫩柳枝鲜一片生发景象，但是自己在受压抑的状况下，还想到要尽最后的努力。

1972年6月，武迟结束了干校生活，回到北京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兼总工程师职务，主管全国石油化工工艺研究及发展规划等工作，组织上对他还是非常重用。1973年派他和孙晓风副部长参加中罗技术合作会议, 并在罗马尼亚考察炼油和石油化工各个方面。那时他在已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多项成果中起到一些组织领导或技术指导作用。武迟还负责全国科研规划制定，1975年，在他实事求是地删去一些国外已经工业化的国内科研项目时，遭到吉林某化工研究单位的一位造反派的抵制，当时正值江青大搞“蜗牛事件”，兴起所谓要“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运动，该造反派就此事向江青写效忠信，诬告武迟崇洋媚外不支持国人自力更生等，江青对该信作批示并转给李先念副总理，李作了批示要支持自力更生，又将信转到石油化工部，部领导要求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开全院大会传达该信件及上级指示，目的就是要掀起反对“崇洋媚外”新高潮。武迟对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感到不知所措，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到文献中去搜索一下就能得出结论，怎么就成了“崇洋媚外”？难道不查文献闭门造车就是自力更生？他不能理解，可是他又害怕通过这个传达会，把他变成此次运动的牺牲品，此时他已患有冠心病，那天早上他含着硝酸甘油带着小板凳悄悄地坐在人群中。侯祥麟院长向全院职工传达该信及上级领导批示，传达后立即有人递条子，条子中问道“武迟敢把自力更生的科研项目删掉，是谁给武迟这么大权力？”火药味十足的问题就是要为此次斗争鸣锣开道，但是侯院长的回答是“科研项目的删减都是由党委最后作出决定，武迟没有这么大权力”。侯院长实事求是地回答制止了这场斗争风暴，但是这事对武迟却是一次极大的打击。

1976年“四人帮”终于被打倒，武迟倍受压抑的心情终于得到时释放，他在1976年10月中旬去兰州出差途中作诗一首。

玉宇金猴扫毒焰，银锄铁臂力空前。

太行绿水环山绕，大寨红旗遍野鲜。

锦绣秦川八百里，沉浮华夏五千年。

今朝喜继凌云志，亿万风流定胜天。

在这首诗中充满他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表达出他将以人定胜天的精神投身于振兴祖国的事业中。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1978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招收研究生，他当时就决定深入到研究室去培养研究生。“文化大革命”这些年对国外科研的新发展了解很少，要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了解世界目前的状态，他认真地阅读文献专利。一个图书管理员回忆道：星期日图书馆里几乎没人，只有武院长是常客经常会来。1980年身体已经很差，他还争取到东京参加世界催化剂会议，了解当时催化剂发展的状况，用他自己的话讲： “晚年还努力钻研催化工艺及有关理论的新发展，推动了以分子筛为催化剂的新工艺的开发工作，以及具有先进水平的重整催化剂的研制等，并在这些领域中培养了研究生。”他研究生的论文不仅刊登在国内石油学报等杂志上，有的还在国际会议上宣读。1980年武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迟

鞠躬尽瘁

1983年武迟身体越来越差,不仅患有冠心病、肺气肿、胃下垂等多种疾病, 而且面部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症)不时地困扰着他，他不得不住进北京复兴医院，该医院位于西长安街, 离曹本熹先生家很近，曹先生是他在清华大学老同学，也是在共建石油教育事业上的好同事，1958年以后他们先后调到石油部和二机部，但他们的友谊从没淡化过。当时曹先生经癌症手术后正在家休养，听到武迟生病住院，他亲自到医院看望，没想到这次的会面交谈竟成为他们的诀别。不久曹先生去世，武迟非常悲痛，写下一首长诗：《古稀小病住院，闻整党决定有感——兼怀曹本熹同志》。诗中写到自己回归祖国的决心，写到回国后使他感动的人和事，写到各种政治运动造成的危害，最后也写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自己要自省自励鞠躬尽瘁。

首先他写到自己在国外十余年生活是如何下定决心回到祖国：

忆昔渡江全胜日，羁旅异邦权得失。

人民民主新章出，百年曲直开茅塞。

前闻金卷麻袋装，教授饥肠鸣讲堂。

何问黎元惨备尝，何谈兴业求富强。

却忆西行万里长，红军壮举世传扬。

多年转战入闹尘，不扰生民宿路旁。

当能治国用所长，意决飘洋归故乡。

接着写到自己回国后，使他最为感动的人和事：

归来目睹胜传闻，出民水火迅如神。

文武衣冠同士卒，深感东西南北人。

同心分地粟流脂，协力抗凶类史诗。

勤学雄文换胎骨，人人奋发喜逢时。

夜夜何须闭门户，朝朝社改捷书驰。

事情的发展并不总像他想象的那样好，他经历各种各样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他用“天倾地裂悲国殇”来描述，他在长诗中写道：

未敢沉迷听爆竹，不惮整风催建设。

空前转折智难测，直言成右少区别。

白穷当树愚公志，可怜袭用愚公术。

真知灼见频遭抑，欲速纵横多失策。

不达终稍挫激情，上下仍甘瓜菜食。

忘我多谋高格标，宝藏为开地抖摇。

星弹蘑云天际飘，举世炎孙无限骄。

百行千业复蒸蒸，白衫蓝领共兢兢。

突来红袖岂彬彬，一代功臣知死生。

业荒学辍反师尊，孔丘老九俱埃尘。

一声武卫万人亡，侈谈大好实痍疮。

天倾地裂悲国殇，天固无情人祸狂。

花环寓愤来万方，清明诗雨做刀枪。

长诗的最后一段写下“四人帮”被打倒后, 国家从灾难中走出,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他充满信心，表达出要自省自励 鞠躬尽瘁的决心：

元老平妖秋菊壮，放歌纵酒人欢畅。

擎天国士东山起，三中遵义遥相望。

务实重提重点移，胜他大旱许云霓。

不待敲钟早上工，利农利国复何疑。

千古长江滚滚涛，为有宜昌巨坝豪。

巨坝风流人物浇，一筋一石务坚牢。

砥柱中流吾党先，井冈山深延水长。

昔挽危艰今四化，一风一纪系存亡。

恶瘤潜毒除须尽，诲深诲盗必严防。

青春道远勿迷航，助人任重乐求知。

白首亦须防染污，责己应严不徇私。

修整身心还尽瘁，愿继前贤迎盛时。

1985年武迟因身体不适去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检查，没想到在医院传上流感，引发肺炎高烧不退，医院向家属报出病危通知，后经协和医院呼吸科主任会诊，病情虽然得到控制，但由于肺功能衰竭，生活中必须靠吸氧维持。武迟晚年在和多种病魔作斗争中，仍坚持写下科研规划，甚至在病榻上阅读批改研究生的论文。这一阶段他还多次写下诗句表述自己的心情。

1985年10月1日国庆节下午，在研究院周围散步后写下五绝一首：

夕阳无限好，何虑近黄昏。

日日宏图展，犹能暖我心。

当看到北京花草绿茵非复旧观, 赋七律一首：

北国由来三尺土，卢沟烽火敌焰凶。

天旋真理生奇迹，地革新猷掩旧容。

三十载功遭挫折，三中伟业止狂风。

群山万里呈新绿，花满街头草木荣。

1986年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原来白天需要吸氧，后来发展到24小时全天吸氧，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伏案工作，关心国家大事。我最近在整理他的小记事本时，看到他在1986年7月31日，在读国家领导万里同志一篇讲话后有所感触，写诗两首。

1986 年8 月16日写道：

人微性僻躭思考，不尚描目不苟同。

久盼运筹科学化，此番双百料非空。

1986年8月19日又写道：

决策谁谙软学科，苦研勤习病能除。

妒才顺上真顽症，改革方中药有无。

从这两篇诗稿中，他已观察到某些决策人不苦读勤学而且妒才顺上，这就是改革中的顽症，也是双百方针贯彻的最大阻力。

1987年9月，武迟再次病重住院，他预感自己时日不多，他想到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想到他在大陆台湾以及仍在美国的老同学，在病榻上写下最后的一首诗篇。原文如下：

七律

我1985年夏曾去清华化工系参观联合研究所，以后因肺气肿有发展，将近足不出户已两年，上月又住院，在院中吟打油诗一首，告大陆、台湾及在美国的老同学。

时登铁塔入青云，俯瞰神州石化兴。

几度游欧多启迪，古稀新域尚耕耘。

喘生春夏秋冬日，愧对东西南北人。

五十年来疏旧友，音容人事忆犹新。

1936 级 武迟

1987年九月于北京

1988年2月武迟病情恶化，气喘得无法进食，医生只能切断气管用呼吸机维持生命，此时他已不能说话，但有时还想在纸板上写字，询问重整催化剂的情况，他心里想的还是工作。除夕之夜炮竹声此起彼伏，我陪在他身边，告诉他春天就要来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他只能微微地睁一下眼，慢慢地又闭上了。3月1日上午，他悄悄地离开人世，享年74岁。

后记

武迟逝世已26年，逝世后为他编写的传记很多，大部分是从他对石油事业所作的贡献的角度出发编写的，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根据他家人给我的来信, 他自己所写的自传及体会, 以及他生前所写的部分诗篇，从另一角度来描述他的一生, 找寻他人生追求和爱国情怀的轨迹，以此表达我对他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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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朱竞因（武迟的大嫂）1990年6月29日从美国来信，提供了武迟学习 生活以及赴美前的一些情况。

2.武迟自己书写的自传及体会草稿。

3.武迟所写的部分诗稿。

4.陈贵信 《中国石化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武迟》（第四届石油学史研讨会论文（199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