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代表作有《大学一解》《大学的意义》等。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大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在能够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教育家中，梅贻琦先生无疑是第一流的人物。他带领清华学子敢于实践，勇于创新，把国外先进教育理念与清华办学实际相结合，使清华发展成为一个享誉中外的著名现代大学。

梅贻琦26岁时，即从海外学成归国，执教清华。在历任教员、讲师、物理系首席教授直至清华改制后的第一任教务长的10年间，梅贻琦担任过25种校内外社会工作职务，与清华师生建立了密切联系。良好的人际基础、踏实的工作作风，让梅贻琦很快得到众人赞誉，并于1931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由此开启。这一切，离不开梅贻琦自身的办学思想。

梅贻琦从他的“大师论”出发，一向主张“教授治校”“民主治校”。所以，他聘请冯友兰、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来校任教，并为教授们提供充裕的经费、丰富的图书资料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为教学工作展开创造良好条件。在为教授服务的同时，梅贻琦并未忽略学生。

梅贻琦说：“教授不是给予之人，学生亦非接受之人，两者都是研究及创造者。”他非常重视学生的个性培养与全面发展，并强调理工学科的学生也要学习人文课程。他教导学生：“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的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他还鼓励学生发展专长，参加课外活动，并说：“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正是因为对学生的重视，梅贻琦在课程建设方面也是殚精竭虑。

梅贻琦首重基础训练，非常关注基础课程、基本概念与学科思维，要求学生要厚实基础。此外，他注重将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引入课堂，引导学生了解世界科学前沿。在梅贻琦的主导下，清华大学的课程实行学分制与选课制，强调“重质不重量”，使得清华大学的学子特别是理学院的学生始终保持较高的淘汰率。故此，清华大学迅速崛起，开始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

在后人的分析中，梅贻琦采取了各种得力的治校措施。但在时人眼里，梅贻琦采取的是“吾从众”或“无为而治”的态度。他处理问题总是非常慎重，从不轻率表态，被戏称为“寡语君子”。但是，这种情况因战乱而发生了反转。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被迫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出任“联大常委会”主席的梅贻琦，一反往日谨慎细微的工作方式，果断地处理各种问题。梅贻琦说：“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对于当局迫害进步师生的各种要求，他基本没有采纳。此外，在错综复杂的情形下，梅贻琦依旧重视学校的教化作用。他认为，一地之有一大学，犹如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校为表率”。他的努力，使得人们“在各个部门都趋于腐化的这些年月里，对祖国的前途，我们永远不肯绝望，就因为有这一座学府作砥柱于中流”。

在这样的理念下，在这样的格局下，在这样的胸襟下，梅贻琦于烽火连天的岁月，依旧积极倡导“通才教育”，并始终把“学术自由”作为治校原则之一，国难当头仍然培养出一大批栋梁之才，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难忘的篇章。

战后，梅贻琦先生于1950年赴美，管理清华在美基金。他拒绝了台湾当局的多次动用念头，始终坚持基金的办学用途。1955年，梅贻琦来到台湾，开始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设立“复校”步骤。但壮志未酬身先死，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成立的3年前，梅贻琦先生即因病辞世。他一生清苦，做了几十年的校长，竟无一点积蓄。亲友们挽曰：“桃李满天下，何须儿孙常绕膝；清华空有约，那堪鲲岛哭师门。”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