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傅璇琮乐于提携后进，学界有口皆碑。先生远去一周年之际，我不禁回忆起他对我学术上的帮助，心香和泪，献与先生。

2003年2月，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警惕古籍伪校点》被先生看到，他托几位文学所的老师向我传话，让我与他联系。我自然欣喜若狂。电话中先生说了不少勖勉之语，我由于惶恐和激动，反而大多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强调做学问要注重材料和文史兼综的重要性。这正是先生的经验之谈。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开拓出制度史、文学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局面，成为有着广泛影响的传世名著。他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全宋诗》《宋登科记考》《续修四库全书》《续修四库提要》《中国藏书通史》等大型书籍，对于古代文史和文化的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这是我与先生的第一次接触，他就把自己的治学经验和盘托出，而我那时不过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一名普通讲师，学界的无名小卒。但先生对后进的关爱，无疑并不看重其当时的地位和身份。对先生来说，他帮扶过无数年轻人，这只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罢了，但对于受帮扶的年轻人，却无疑是一件大事。学界泰斗有心无心的一句赞语，有时能让人树立起一生献给学术的信心和决心。

2004年6月，陶文鹏师请来傅先生担任我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从此我与先生又多了一层学术因缘。他夸奖我关于宋代家族的论文做得不错，又关心地问我之后的研究方向。我回答尚未考虑得很清楚，想继续做家族研究，又想做《宋大诏令集》，还对周必大感兴趣，希望能得到先生指点。傅先生沉思片刻，说他正在研究唐代翰林学士，感到这个题目学术空间很大，建议我不妨考虑做做宋代翰林学士研究。我得先生此语，顿觉眼前一亮。不久，先生寄来《翰学三书》和他关于唐代翰林学士研究的部分打印稿。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还是沿着家族研究的路子走了下去，有负先生的期望。不过先生不以为忤，反而又赠我《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等书，说是供我做家族研究时参考。这让我既感动且惭愧，对先生的胸怀气度也有了更深的体认。

2008年春，傅先生回到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遂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商议编纂“宋才子传笺证”。全书分为北宋前期卷、北宋后期卷、南宋前期卷、南宋后期卷、词人卷五个分卷，总字数近三百万字，共为三百八十余位宋代才士立传并笺证，参与此事的学者多达百人，其中不乏知名学者。这样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傅先生凭借自己的威望和经验居中调度，认真督促，居然不到四年时间，在2011年即完成并正式出版了。更让人意外的是，傅先生邀请我担任北宋后期卷的主编，可我当时不过是《文学遗产》编辑部一名尚未有头衔的普通编辑，职称也只是副高，而其他分卷主编祝尚书、辛更儒、王兆鹏、程章灿四位先生，则都是成名已久的前辈师长。这怎不让我受宠若惊，又岂敢不黾勉从事。在组稿、撰稿的过程中，我不仅获得了向其他分卷主编请益的机会，而且对傅先生如何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强烈的学科意识，团结组织优秀学者，为学术界奉献优秀成果有了深切体会。

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我与傅先生交往虽多，但谋面极少，主要是通过书信与电话联系，而且出于敬畏，我主动联系先生的时候并不多，反而多是先生写信或打电话给我。一次我在中华书局四楼走廊里邂逅他，我忙趋前迎候，他却一脸茫然，直到我自报家门，他才恍然大悟。对于先生来说，也许年轻人的形貌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是否立志向学，是否属可造之材，是否有让他能够记得住的学术成果。

刘石曾对我说：“傅先生很喜欢你。”我对这句话是这样理解的：傅先生喜欢的是一心向学的年轻人，而我恰巧成为彼时年轻人的一个符号、一个代表。傅先生学术境界高远，他对中华历史和文化有着强烈深沉的爱，也因之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薪尽火传，也许这正是傅先生器重和乐于提拔年轻人的主要原因。

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眼光精准。他所提携过的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多已成才，且逐渐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而他们当年受先生奖掖时，很多如我一样，尚处寒微未显之际。《唐摭言》卷七载：“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古今情同，傅先生之逝，亦令天下孤寒之士，为之挥泪同悲。

予生也愚，至今仍大道未明，艰难跋涉于问学之途；予生也幸，得遇傅先生以及像他一样推赏我的多位师长，才逐渐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道路。回望过去，先生仿佛从未离开；瞻望未来，先生仿佛亦在那里对我微笑。他对待学术和年轻人的态度，将一直成为我编辑和治学生涯中的指路标。

（作者系《文学遗产》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