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士唯不可俗——对傅璇琮先生的点滴之忆

2017-02-20 | 俞国林 |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7年1月25日 |

傅先生八十寿辰切蛋糕

2016年元月23日,极冷的一天。下午二时许,接西安李浩来电,谓自陈尚君处得知,说傅先生已上呼吸机,情况甚是不佳云,要我打听。时我正在城北走访老师;且傅先生近两年来随病随差,入院出院,已为常事,故也未放在心上。

三时许,忽得徐俊总经理来电:“在北京么?”

“在。”

“速来书局。傅先生走了!”……

转眼经年,学界同仁多有纪念文章,事详情恳,读之感慨。作为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我,与傅先生不多的交往,似宜有稍作勾勒之必要,于此可见先生对于后学晚进之提携、日常生活之点滴,以及偶尔流露出的内心世界、士人情怀。

第一封信

2001年3月,我求职中华书局,次月实习。来局之前,傅先生大名,已如雷贯耳。当时傅先生已经退休,但在一层还保留一间办公室,所以常能在楼门口碰到。

实习期间,负责编校《初中古文背诵推荐篇目精解》稿,其中收入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对于“董生举进士”之“举”字意思,以及董生后来有无中进士,一时未能查到。恰巧遇见傅先生,便冒昧上前询问;当时感觉傅先生不善言辞,交流也不多,但先生是要了我的姓名而去的。

不承想,没过多久,就收到傅先生塞在我部门信箱中的一封信:

俞国林同志:

前曾问及韩愈《送董邵南序》中“举进士”是否已进士登第。经查,此董生未登第,清代徐松《登科记考》亦未有其名。唐代说“举进士”,是说由州、府推举向中央考试进士。韩愈文中也述及董邵南郁郁不得志。

傅璇琮 6.13

傅先生短短一信,使我疑问,涣然冰释。

此后不久,与傅先生的交往多了起来。到过他的办公室,给我看钱锺书先生写给他的信札,以及签名赠送给他的著作,使我欣赏良久。那时好友郁震宏兄供职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之“读书”栏目,负责采编工作,我遂建议采访傅先生与曹道衡先生。后来震宏兄专程来京,在先生的办公室进行了采访,制作了节目,还正式播出了。只可惜,震宏兄寄给我的光盘,弄来弄去弄丢了。

未几,先生的办公室清理出来,回了家。傅先生的家就在书局北侧,仅一墙之隔。先生找出一篇《盛唐诗风与殷璠诗论》论文手稿——繁体直行,圆珠笔书写——专门赠送给我,还写了一则题记:

此为一九八七年冬在美国密斯根大学时所撰,亲笔抄写,且繁体字,现已不能写。今赠俞国林同志。

傅璇琮。二〇〇四年三月。

并钤“傅璇琮印”一枚。此文原稿五十页,计一万五千字,曾刊1988年《清华大学学报》第三卷第三期。

傅先生早年在文学组工作,“文革”后任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自此升任书局领导;但在学术界,傅先生交往最多的还是古代文学领域。我自2004年主持文学室工作后,与先生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

夹克衫与帆布袋

从朋友们晒出的与傅先生的合影,可以看到,傅先生的衣着,基本都是夹克衫。款式也基本相同,其颜色则有灰色的、蓝色的、土黄色的,尤以土黄色夹克衫的照片最多。我在书局与先生交往的十五年间,所见也无非是如此。

2004年以后,我搬到四层西头的办公室。上班都是搭乘东头的电梯,到了四层,再往西走。

先生由于腿脚不好,走路一高一低,踩着地面发出的声音也是一轻一重,在狭长的楼道里,这声音格外突出。我办公室的门,一般都是敞开着的,只要听到从东头传来一轻一重的脚步声,就知道是傅先生来了。先生每次路过,都到门内。有时仅是打一招呼;有时告诉我谁给他发了一篇文章到我邮箱,让我打印后给他;有时则是从随身携带的帆布袋里取出一本签好名的新书送我;有时则是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他人的书稿,让我审阅……我关注到这个帆布袋,本应是白色的,但使用得已然很久,非常破旧,感觉脏脏的。

2010年前后,不知多少次,在寒冷冬天的六点之前,太平桥小区昏黄的路灯之下,见到傅先生,穿夹克衫,提帆布袋,从家中出来,走向六里桥南公交车站。打过几次招呼,先生说:“去清华。”我便目送这一高一低之步伐,消失在匆匆忙忙的人群中。

傅先生是浙江宁波人,浙江人都有着很浓厚的乡梓之情。先生曾出任《宁波通史》的编委会主任,并担任主编一职。后来,宁波鄞州区政府拟出版《王应麟著作集成》,先生又出任编纂委员会主任。记得某次在小区门口遇见,先生手提一件西服,见我道:“宁波送我的。说要五千多元呢!”可我从没见他穿过。

我曾见傅先生自太平桥菜市场推个小车,买菜回家,手里还提着那个帆布袋。所以我想,夹克衫、帆布袋,此必是先生之标配也。当年国家领导人看望先生时,先生也是如此“布衣韦带”,未易分毫。

为孔尚任《续古宫词》题跋

当年我为写毕业论文,曾跑过很多图书馆。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被学术界遗忘已久的孔尚任《续古宫词》百首,为康熙年间介安堂刻本,遂过录而归。后又毛笔恭钞一份,线装一册,且细为考证此书之创作时间、背景以及孔氏当时之心态,附于书末。

2002年4月,我将毛笔恭钞本《续古宫词》请傅先生题跋。先生跋曰:

俞君自至中华后,与余略有文字交往。余读其文,睹其书,颇感其义理融畅,笔法朴厚。孔东塘之《续古宫词》,当今研究者极少有记,而俞君得能于一藏书馆中获其全貌,且详为考述,可见其治学之精细。又不惮琐屑,全为过录,亦可见其为人之质厚。宋黄山谷有言:“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云:“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余于五一假日,细读俞君所录东塘为人忽视之作,因忆及山谷之言,颇有所得,故略书于后,与俞君切磋互勉。

壬午年立夏日,傅璇琮谨记于北京六里桥寓舍。

傅先生跋文内所期许于我者,十数年后读来,甚感愧疚。且每况愈下,已无敢奢望矣。

记得傅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的“前言”里写道:“若干年前,我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印象很深刻。”傅雷先生在给儿子傅聪的家书里,也说道:“比如丹纳的《艺术哲学》之类,若能彻底消化,做人方面,气度方面,理解与领会方面,都有进步。”将两位傅先生读《艺术哲学》后的感受,结合起来比照,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傅先生心中那种诗人敏锐之艺术气质,以及传统知识分子“士唯不可俗”之道德追求,是横亘于心中,一以贯之的——但我们却极少从平时的交流中感受到傅先生这一点。或许与先生六十年前之遭遇有关吧。

读其书,知其人。在学术著作、专题论文之外,通过一些简短的回忆篇章、序跋文字,似得略窥先生之内心世界与士人情怀。

八十祝寿文集·座谈·蛋糕

2011年下半年,书局领导考虑到第二年傅先生将迎来八十大寿。如何给傅先生过寿呢?像先生这样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就中华书局而言,既不能如高校般为先生操办祝寿大会,也不能只无声无息地送个蛋糕了事,只得与傅先生商议。先生低调,不愿宣扬。最后商议的结果:一、循学界通例,为编辑出版一册《傅璇琮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二、生日那天,邀请若干位学界同道,开个小型座谈会。

《寿庆论文集》之约稿名单,经傅先生、编辑部与徐俊总编辑各自理出一份,汇至我处。经删重整理,并拟《征稿启事》一篇,交傅先生阅处。第二天,即接到先生的意见:

国林同志:

“约稿名单”阅后,提出一些意见,仅供参考,并请转呈徐俊同志。

按一般寿庆论文集体例,凡年龄高于本人者,大致不约稿。今名单中,如程毅中、罗宗强、周勋初三位,拟不约。与我同龄者,好几位健康不佳,恐不宜写作,如邓绍基、刘世德、刘学锴、郁贤皓四位。另,明显是我领导的,如袁行霈,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我则为一般馆员,最好也不约。以上八位,请酌处。

另,拟补八人,较我年轻,有学术成就,并与我有学术交往:……以上八位,如有选定者,我可再补通讯处。又,已约的名单,我亦可以补写通讯地址。

谨谢!

傅璇琮 2011.11.5

根据傅先生意见,我们重新整理了约稿名单,并于当年年底陆续发出《征稿启事》。

《寿庆论文集》的来稿、编辑都很顺利,2012年12月3日样书送来。并于12月5日,在中华书局会议室,召开了傅璇琮先生八十寿庆座谈会。座谈会规模极小,学术界只请了刘跃进、蒋寅、刘宁、刘石、吴相洲、卢盛江六位。另外,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发来贺信。刘跃进说:

傅先生不只是一个学者,更是学术界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以敏锐的眼光,提携后进,组织年轻学者参与活动、出版书籍,让许多年轻学者脱颖而出,尝到学术研究的“甜头”,从此进入这个行当。对于年轻学者,这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生的事。

可见先生心胸之阔,气象之大。刘石说,曾经有人问傅先生如何做学问,大家都以为先生肯定会滔滔不绝讲很多方法、方式什么的,谁知傅先生只慢慢地说了一句:“做学问就是把中华书局五百字的大稿纸一撕两半,遇到有用的材料就抄下来。”当大家还在等着下文的时候,傅先生补充道:“就这些了。”

座谈会开得非常轻松,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套语,也没有不知所云的虚词。座谈会后,大家到青年餐厅用餐。饭后,送上特大蛋糕,我们给傅先生戴上生日帽,又请先生举起大刀,切开蛋糕。大家都说:“今天可能是傅先生第一次切蛋糕。”那天傅先生是非常愉快的。

傅先生有一段答谢词,说道:“非常感谢各位同仁、挚友为我举办这次座谈会!是中华书局培养了我,没有中华书局,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我之所以现在还可自我安慰,就是因为两件事情:一是我编辑、写作的书和文章;二是有学术界朋友们对我的信任,我的很多工作都是学术界帮我做的,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想,傅先生所言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指先生给别人的著作当编辑,及自己写的文章与著作;第二件“我的很多工作都是学术界帮我做的”,大概就是先生规划的很多项目,交给学术界的朋友来完成,诚如傅刚在贺信中说“傅先生的工作在中华,但他的学术舞台却是全国的”,卢盛江说“我们每做一个东西,傅先生都比我们还高兴”。

病中的三次探望

后来傅先生因跌跤而不良于行,身体渐衰,时有住院治疗之举。常有学者向我打听傅先生病情,我建议他们说,若得便,还是来看看吧。

2015年5月20日,武汉大学王兆鹏来京。上午十时许,我陪之到电力医院看望傅先生。时先生卧床,颇显消瘦,交谈之际,听力不佳,话语也有重复现象。临行,兆鹏兄将傅先生扶起,我为二人合影。出来时,兆鹏兄告诉我说,扶起傅先生后,傅先生明显坐不稳,且浑身发抖,可见肌肉之无力也甚矣。

7月26日中午十一时许,刘跃进来,我陪之到家中看望傅先生。之前听说傅先生从不在家接待访客,因为家中杂乱异常,无法留出客位。此是跃进兄第一次进傅先生家门,也是我第一次进傅先生家门。屋内陈设,果如传闻。此次傅先生精神状态不错,谈吐也较上次清晰,与跃进兄交流学术与出版之动向。跃进兄归后,还来电长谈,感慨先生之病状,顺及沈玉成、曹道衡两位先生之往事。

8月14日,广州戴伟华来京。下午四时许,我陪之到家中看望傅先生。伟华兄与傅先生聊近半小时,皆生泣意。此时,傅先生一个劲的挥手,要我二人离去,且不停地说:“好了!好了!……”约四五十次。徐老师(傅先生夫人)与我说:“知道今天戴先生要来,从早上一直惦记到你们进屋。见了面却又要你们走,是不想让你们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们待久了,他会伤心起来的。”伟华兄再三要多待一会,我劝之出。晚餐后,我建议伟华兄再去看望一次。坐还不到十分钟,傅先生就说:“国林同志,你们回去休息吧!”挥手数次,促我们归。可惜,忘了给伟华兄与傅先生合影了。

自此之后,我便再没有去看望过傅先生!

最后一封信

傅先生保持了老辈学人勤于写信的传统,虽同在书局,也时常亲自送信与我。很多时候,大都是各地学者托傅先生将书稿推荐给书局,谋求出版。傅先生对这些请托的处理,与他给别人的著作写序是一样的,都是看过书稿内容的。所以傅先生的信,一般也会介绍书稿内容、学术价值,以及作者的学术背景、成就等。

2014年12月30日,徐老师送来傅先生转给我的一包书稿材料,另附一通信件。信曰:

俞国林同志:

今转上山西太原一位学者□□□先生一信及有关材料。我因身体不好,不能看稿,且对现在出版工作也不太了解,故特转上他的材料,请您处理。或请他将稿件寄来,您处审读。请直接与他联系。

谨谢!

傅璇琮 2014.12.30

傅先生虽已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审阅书稿,评定价值,但还是用颤抖的手,给我写来一封颤抖的信件,希望我能认真对待。

傅先生作为一名学者,身处中华书局这一重要出版阵地之中,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界领导者之一。傅先生对于学术之推动与规划,对于后辈晚生之提携与扶持,终身与之。近三四十年来,似未有过之者,诚如刘宁所说,“傅先生是近三十年来人文学科的总设计师”。

昔年读顾颉刚先生致谭其骧信,谈到办《禹贡》半月刊之目的,顾先生说:

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

所谓“刊物”,就是出版,其理一也。这句“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恰可作为傅先生一生事业的传神写照。

噫!四层的楼道里,再也听不到先生一轻一重的脚步;太平桥西里小区的周边,再也见不到那个身穿夹克衫、手提帆布袋踽踽独行的身影。一切,都好像昨日;一切,都倏忽曾经。

生犹可恋,死既过往。如先生者,其惟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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