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中国父母最舍得为孩子花钱，只要有响亮的书名，惹眼的封面，标新的插图，另加名家力荐，销售一定不赖。回望百多年前，中国新式教育迅速发展，及至民国，儿童读物质量之高、品种之丰决不亚于当下。且说有一本叫《穷儿苦狗》的儿童小说（陈鹤琴译，1939年世界书局出版），翻开书页，全是“洋文”，以“洋文”翻译洋文，比较特别吧？细细读来，这“洋文”与汉语拼音有几分相似，个别读音还带有上海话发音。这书是个什么来由？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为什么会翻译这样一本小说呢？

风起云涌的汉字改革

从古至今，中国文字经历多次变革，近现代以来，中国有识之士一直在寻求传承文化、知识共享的最佳手段，“文字改革”就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蔡元培、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等人倡导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于1928年由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中国近现代广义上的拉丁化文字改革运动从此发展起来。就在“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推广风生水起时，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通过了拉丁化中国新文字方案、写法、原则等一系列规范、章程，这意味着中国文字改革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体系——“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同为中国汉字改革派，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等方面目标一致，但两派之间的“舌战”也一直没有停歇过。相比之下，“拉丁新文字”的简单易学更胜一筹，成为被广泛接纳的最大利器。瞿秋白、鲁迅、陶行知、胡愈之、吴玉章、倪海曙等都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创始者和中坚分子。1935年12月，陶行知在上海发起“中国新文字研究会”，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鲁迅、陶行知、陈望道等六百余政界、文化界知名人士，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签名响应。1936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成立，它迅速开展活动，在工厂、学校开办各种讲习班，培养新文字师资和宣传骨干；抗战中在难民收容所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学习，也取得显著成绩，扫盲效果良好。不久，新四军、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太行山区先后成立新文字研究会，战士和边区老百姓成为拉丁化新文字学习的重要群体。1936年5月，专门出版新文字书籍的“上海新文字书店”正式成立，一批新文字出版物接踵问世，如：《打回老家去》（《daxui laogia ky》）、《北方话新文字的发音·写法·检字·教学法》等等，鲁迅的小说《lgo fungz di rhgl》（《狂人日记》）、《a-q zhengzhuan》（《阿q正传》）等也被拼写为新文字。新文字版《穷儿苦狗》（1939年世界书局）就是在这种态势下出版。通篇拉丁字母，让今天的我们读起来疙疙瘩瘩，很不顺畅。但在八十多年前，一个只字不识的小报童，经过几周学习，可以用它写信、读报、看小说，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大会明确新中国需要一个完善的文字改革方案，包括中国汉字字音、字形简化。汉字读音方案必须集合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和拉丁化新文字的优点。1958年，国家公布“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它既采用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共同语”（普通话）发音，又结合拉丁化新文字的拼写形式。方案设计者，现已110岁的周有光先生这样说：方案的原则是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汉语拼音是中国文化的钥匙，中外文化的桥梁。从此，中国汉字终于有了一套相对稳定统一的学习系统。

陈鹤琴与新文字运动

陈鹤琴翻译的《穷儿苦狗》（《kyngr kugou》），原著为1872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奥维达（ovida）女士创作的小说《dog of flanders》，陈鹤琴根据楼适夷的中译本（1932年儿童书局出版）改译为拉丁化新文字版本。奥维达女士非常喜爱动物，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动物权益保护者”，年老穷困，政府给她的养老金，悉数用于救助猫狗。奥维达一生为儿童创作无数美丽读物，《穷儿苦狗》是代表性作品，讲述一个可怜的男孩、一只可怜的小狗，经过诸多努力仍遭遇悲惨的故事。作者给予他们同情和爱心，赞扬男孩百折不挠的精神。小说被多次改编为电影、电视。2007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佛兰德斯的狗》之名重版。除《穷儿苦狗》外，1938年至1939年，世界书局出版过好几种陈鹤琴编写的新文字与汉字对照的中外历史名人故事连环图画书，如《yo fei》（《岳飞》）、《xua mulan》（《花木兰》）、《zhung-shsan siansheng》（《中山先生》）、《wu xyn》）《武训》）、《wen tiansiang》（《文天祥》）、《zheng chenggung》（《郑成功》）、《nobel》（《诺贝尔》）、《franklin》（《弗兰克林》）等等。陈鹤琴为何会对新文字出版如此热情呢？

陈鹤琴（1892-1982），浙江上虞人。1914年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1917年在霍普金斯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心理学，获哥大教育学硕士学位。从求学时代起，陈鹤琴就立志把健康、科学的儿童教养观推广到每个中国家庭。1919年回国后，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教授，后任国立东南大学教务部主任兼教授。陈鹤琴与新文字的接触出于偶然，但也是必然。1928年，陈鹤琴应上海工部局华董之邀，举家迁往上海任职。1938年初，“上海新文字研究会”被上海租界当局归入抗日救亡团体，列入取缔名单，研究会不得不前往租界“华人教育处”协调。当时，陈鹤琴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兼“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股”主任，直接受理此事。想必这位“处长”对此也是将信将疑，他实地调查收容所开设的“新文字班”，仔细研究这套学习系统。结果，陈鹤琴运用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出面担当保证人，不但征得当局批准使研究会成为合法教育团体，他自己也投身其中。1938年5月，“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股”成立“新文字组”，专门管理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先后在10所难民收容所大规模开展学习新文字运动；动手编辑难民用新文字课本，同时进行新文字、汉字注音字母的教学比较实验。除了上述编译的通俗读物外，陈鹤琴还编写拉丁化新文字《民众课本》（两册）；撰写《汉字拉丁化》一文，从理论上总结新文字运动的经验，阐明汉字拉丁化的优越性。陈鹤琴决心以上海三万五千难民、难童作为试教对象来大规模实验新文字。陈鹤琴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推广做了重要工作，他因此被称为“孤岛上文盲大众的救星”。

1937—1939期间，陈鹤琴因多次掩护从事抗日文化活动人士被列入汪伪暗杀名单，1939年10月离沪去宁波隐蔽。此后，在江西、四川、江苏、上海等地，一路颠沛流离，始终从事幼稚教育、特殊教育、平民教育，不改教育家本色。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继续为新中国文字改革出力。现今上海有“上海鹤琴爱真幼儿园”“上海鹤琴文艺幼稚园”“上海市陈鹤琴小学”，以纪念他对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陈鹤琴的“活教材”和“活教育”

《穷儿苦狗》是陈鹤琴众多新文字作品中的一种，属于儿童读物。书中有插图十余幅，为炭笔线描，多为穷儿苦狗的流浪形象，笔触粗放简洁。绘者陈一鸣，为陈鹤琴之子。文艺界中夫妻、兄弟联袂创作不胜枚举，祖孙、父子档作品也并不鲜见，但陈氏父子的合作却另有特色。陈鹤琴育有七个子女，1920年出生的陈一鸣为长子。甫一出生，陈鹤琴就决定在自己儿子身上收罗研究数据，实践教养新理念。在夫人俞雅琴协助下，儿子诞生数秒之时，他就写下第一条记录：“生后两秒钟就大哭，一直哭到两点零十九分，共继续地哭了十分钟，以后就是间断地哭了。”之后持续观察共808天，以文字、影像记录儿子每天的成长变化，编成《儿童研究纲要》（1925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改名《儿童心理之研究》上下册）。书中对幼儿身体、动作、模仿、暗示感受性、游戏、好奇心、惧怕、语言、美感、思维、道德等都有系统研究。《儿童研究纲要》也是陈鹤琴在东南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教学讲稿，他经常带着儿子讲课，儿子是他的“活教材”，而陈一鸣则可说是父亲学术研究的重要“伙伴”。除此以外，女儿、侄子都曾是陈鹤琴观察、试验的对象。这些来自一手的研究数据，远优于当时美国人做的问答法调查，并有新的发现。从一鸣约9岁起，陈鹤琴就带着儿子游历各地，陈一鸣曾回忆：“到镇江、南通、普陀、黄山等地游览……海上的帆船、车上的旅客、路上的馄饨小贩、挑着孩子进城的农民，街头的工人……都是我观察和速写的对象。”12岁起，陈鹤琴先后为儿子请了三位外籍老师教画，13岁时参加上海国际少儿美术展览会。1937年底，陈鹤琴和儿子一鸣旁听美国作家斯诺介绍红军的报告会，一鸣现场绘制斯诺画像赠送。在这样家庭教养下，陈一鸣的成长极为自由、宽松，他的绘画才能也得到很好施展。陈鹤琴保留了儿子从一岁涂鸦到十多岁的画作560余幅，每幅都有批注，注明作画时间、年龄和对画的解释，以此举办画展，出版《从一个儿童的图画发展过程中看他的心理之发展》研究报告。这几百幅画作，陈一鸣视若珍宝，保留至今。晚年陈一鸣感叹：“我深刻体会到，我的人生道路，是父亲为我奠定了最好的基础。这也包括鼓励、引导我去认识、欣赏、探索大自然和大社会中人民的美，在不断绘画的过程中，孕育了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大众的感情。”陈氏父子的合作有很多次，《四季故事唱歌集》（1934年儿童书局）、《最新英文读本》（1936年中华书局）等等，陈一鸣都是插图作者。他说：“我为父亲编写国语、英语教科书和读物……画了插图，也为一批进步的文学作品和学生刊物，创作了反映时代斗争要求的图画、木刻和宣传画”。新文字小说《穷儿苦狗》是父子二人的再度合作，父亲让十九岁的儿子担纲绘者，极为契合书中情节——故事主人公也是一个具有绘画天才的少年，不同的是，男孩尼洛的绘画天才被无情扼杀，陈一鸣却得到最好的提升。

与陈鹤琴一道为中国新文字革新筚路蓝缕的先驱还有很多，他们为中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前赴后继，付出了全部心血。无数国人因他们的关系识了字，扫了盲，一步步走向宽广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