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37届校友王世真在清华化学系建系八十周年庆典上发言（2006年4月25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校友、同学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母校化学系建系80周年的庆祝大会。首先，让我向化学系的80华诞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向培养我们的领导和老师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向所有到会的校友和同学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80年来，我们的化学系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们许多人都成为大科学家、大教育家、工程师、企业家，有些还担任行政职务，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特别是80年代以来，重建的化学系承担多项“211”和“983”工程，又建立了新的化学馆，更加发展壮大，教学和科研成果突出，一批年轻新人快速成长。今天的化学系在国内外的影响不断提升，正在向着世界一流化学系的目标迈进。

此时此刻，我不禁回想起在30年代我在化学系学习的日子。73年前，也就是1933年，我还是燕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的学生。就在这个时候，听说清华大学盖了一座又高又大的化学馆，而且清华的教师队伍非常强，可以说是大师云集。我就是奔着大师、大楼才转学到清华来的。在清华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影响深远。那时，清华每年只收300个左右的学生，但是和现在一样，同学们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的优秀生。我们在“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校训的熏陶下，都如饥似渴地勤奋学习，使我们生活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氛围之中。在母校，我们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和良好的训练。我们的师长，像朱自清、萨本栋、梅贻琦校长等，用他们的高风亮节、言传身教，使我们不但学会了如何做学问，更学会了如何做人。记得当时系里的教授有张子高、高崇熙、黄子卿、萨本铁，讲师有张大煜、李运华，助教有张为申、高振衡、陈光旭等。他们崇高的科学素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的拼搏精神、关爱学生的深厚情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老一代化学大师的风范，和清华化学系的光荣传统。其实，值得敬仰的清华人是数不清的。可以说，在母校的学习，使我终身难忘，终身受益！

我今年已经91岁，正走在这一生中的最后一段路。岁数大了，往往会回忆过去。在解放前，我们经历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在我国横行霸道。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北京沦陷，我自己也逃亡到内地，后来妻离子散，差一点家破人亡。在日本飞机对重庆的一次狂轰滥炸中，我们化学系的一位老同学的爱人和儿子、女儿全部牺牲，手和脚都挂到树枝上面。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无不深深感到，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国，那有家，那有什么个人前途？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一成立，大批留学生放弃在国外比较优裕的生活和工作，克服各种困难，争先恐后回到祖国怀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再谈几句我们在抗日战争时候的教学和工作的环境吧。我25岁在贵阳医学院当讲师，实验室是临时搭起来的茅草房。今天大家恐怕很难想象，那时我每天晚上要把被褥铺在很窄的实验台上睡觉，雨夜还要在头部撑起一把伞。当时战场的卫生条件很差，部队随时都有爆发像斑疹伤寒之类的流行病的危险。我就决定去合成部队急需的杀虫剂DDT。这个合成的一步反应要在低温进行。现在家家都有冰箱。但是60多年前的贵阳，只有生物制品研究所一个单位有冰箱。多亏这个所支援我两个小保温壶的冰，我才能制成DDT。在这之前，在云南、缅甸一带的抗日部队都感染上了疟疾。我的导师（清华化学系1929年毕业的校友）袁翰青让我合成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扑疟木星”。因为缺乏中间物，合成要从乙醇、苯酚等最基本的原料做起，合成途径多达14步。后来，连基本原料也保证不了，在完成了12步反应之后，这工作不得不被迫中断。直到1952年，我重复了1939年的实验，才最终得到了这个抗疟药。

我说这么多，无非是想告诉在座的年轻同学们：和我们相比，你们的确是非常幸福的。今天，清华的化学系有教育部和学校的高度重视，有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教师，有国内外化学系学子的关注支持，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你们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强国富民的重任。希望你们要珍惜美好时光，勤奋学习，把自己培养成21世纪创新型的优秀人才。

最后，祝愿我们的化学系在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不断创新，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