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人生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处就那么几步，青年时期尤其重要。平常人这样，哲学家亦如此。青年时期，冯友兰有过两次重大的人生选择：一次在留学期间研究方向的选择，从学习西方哲学到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确定了终生研究方向，为后来研究中国哲学，会通中西哲学、建立哲学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次是留学归国后工作单位的选择，从中州大学到清华大学，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研究学术和管理大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本文就此做简单回顾，为当今青年学子选择学业提供借鉴和启发。

冯友兰留学期间研究方向的选择

　　1919年，冯友兰考取公费出国留学学习哲学的资格。因弟弟景兰此前已经到美国念书，他母亲建议他们弟兄在一起，他于是就选择去美国留学。在去美国之前，为选择学校一事他征求老师胡适的意见。胡适说，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新哲学。听取了胡适的建议，冯友兰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他是抱着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去留学的。当初报考北京大学就是为了学习西方哲学。在北京大学虽然没有接触到西方哲学，但在毕业前的一年，他从胡适那里窥探到西方文化和西方治学方法，觉得那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片新天地，更加激发他学习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强烈愿望。留学美国前，冯友兰在《留别同社诸君》中写道：“我便要泛舟太平洋，适彼岸、共和邦，也是想贩些食物，救这饥荒。”意思是学习西方新思想和新方法，以救国民精神上的饥荒。

　　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冯友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如饥似渴地研读西方哲学经典著作。从《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可以看到，冯友兰有条件接触和阅读从古代柏拉图到现代柏格森、杜威等哲学家的主要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当时享有盛名，是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的大本营，著名哲学家杜威、蒙太古和伍德布利奇等人都在那里执教。冯友兰的指导教师就是著名哲学家的杜威。所有这些，都为冯友兰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提供十分优越的条件。

　　可以说，冯友兰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这座西方哲学的宝山。但他并没有按原来目标主修西方哲学，反而在了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和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这虽然违背了他出国留学的初衷，但也是审时度势的选择。因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不久，冯友兰发现自己在主修西方哲学方面根本没有基础，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所谓“穷”，是因为他外文底子太薄。冯友兰迟至十五岁才开始学习英文ABC，此后也一直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学问上面，而不是在学习外语上面，致使他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其英文在讲、听、写和阅读四方面均显得力不从心。这四方面中，最差的是讲。冯友兰有口吃的毛病，讲母语汉语还不够流利，英语的表达能力自然更差。在选择课程时，便因英语讲得不好而让指导学生选课的教授难以决断。冯友兰在1920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往哥大图书馆见Coss教授，商议选课事，渠见我英语不甚流利，即略为迟疑，后又打电话问DeanWoodbridge，始将所选毕业院之功课批准……”从Coss教授为是否批准冯友兰选课必须请示文学院院长一事来看，冯友兰的口语不是“不甚流利”，而是“甚不流利”。他的英语听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应在伯仲之间。他上了几个月的课之后，连考试的宣布也未能听明白。他在1920年3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几日来心神不宁，有时大乱，皆为决定考不考而起。自礼拜一心理学课宣布于今日考试，即往见Prof.Coss，据（说）哲学门中得学位时有考试，各单课无考试，遂决不考心理学，而心中定矣。及礼拜六哲学史课又有宣布，当时未听清，心中又乱。今日下午见Dr.Edmau问之，言系下礼拜考试，吾果考不考乎？心中又大乱，至晚八点钟决定不考，乃定。”那么，冯友兰平时课堂能听懂几成，也就不言而喻了。英文写作对任何外国人来说，都是一大难关。冯友兰的英文写作一直到40年代都未能真正过关。他英文名著《A Short Historyof Chinese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是布德做了大量润色修改之后才出版的。冯友兰在该书序言中说：“余著此书，于史料选材，亦既勉竭绵薄矣，复得借重布德博士（Derk Bodde）之文才，何幸如之。西方读者，倘觉此书易晓、娓娓可读，博士与有力焉；选材编排，博士亦每有建议。”这已经是40年代的事情。这也说明冯友兰在40年代后期即使用英文撰写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其写作水平还不能完全自立。那么，冯友兰在1920年代初期的英文写作能力远逊于多学了20年英文之后，是不证自明的事情。他的英文阅读能力，按理说应该比听、讲和写作能力都强。但不幸的是，西方的哲学著作，即使对绝大多数英文十分好的英美人来说，也不啻是深奥难懂的“天书”。冯友兰若要主修西方哲学，对这些深奥难懂的“天书”，便不仅要读得懂，而且要读得快。这种要求对冯友兰来讲几乎是可望不可即的。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西方哲学源自古希腊罗马，要想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有造诣、有建树，必须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需要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西方所有有建树的哲学家都深懂希腊罗马哲学，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这对于冯友兰来讲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所谓“白”，是冯友兰在西方哲学方面没有训练。冯友兰在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之前，“并没有真正接触到西方哲学。西方大哲学家的原著一本也没有见到”（《三松堂自序》），也没有听过这方面的课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西方哲学，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和文化的核心，只有了解相应的时代、涵养在相应的文化之中，才能真正体认那种哲学。面对着生活在西方、以英文为母语，长期浸淫在西方文化中的美国同学，冯友兰便不能不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困扰着冯友兰的问题，还不是如何与别人一争高低，而是如何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只是为了是否参加其中考试一事，就让冯友兰连续几天心神不定、方寸大乱。他1920年3月19日的日记说：“今日本为哲学史考试之期，以前决定不考，故未去。晚心又觉其不对而反悔，而大乱，看书不成。”若要主修西方哲学，冯友兰必须参加考试。可要是真参加考试，又怕凶多吉少甚至一败涂地。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理想不能不做出让步。冯友兰终于决定不参加所有学科的考试，而旁听或只修有学分没有具体成绩的P/N(通过/不通过)的课程。台湾研究冯友兰专家殷鼎说，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室查阅冯友兰的成绩单，“大多数课程没有评分，只是‘通过’罢了。有些课程，他只是旁听，以免除作业之烦”和考试之难。（殷鼎：《冯友兰》，台湾东大出版公司，1990年版）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有这样的规定：哲学系的研究生要取得学位，必须先通过学位考试，而平时修课，并非一定随堂考试不可。冯友兰把考试押后到毕业，虽可暂解燃眉之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一穷二白”的处境。只要冯友兰继续主修西方哲学，可以预见在数年之后，他的英文水平和西方哲学学养，还是无法望其美国同学之项背。与其在数年后算总账时仍不免折戟沉沙，还不如当下更弦易辙、另谋发展。如果把自己主攻专业，由西方哲学改为中国哲学，或拿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冯友兰立刻就能从绝对劣势的困局中突围出来。他的英文水平虽然仍居于人下，但他二十年的中国学术方面的修养，不要说他的美国同学望尘莫及，就连美国教授也要退避三舍。

　　由于文献不足，目前无法考订出冯友兰转变专业的具体日期，但从他第一篇学术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完成于1920年冬天这一事情看，冯友兰改变专业，应在这年冬天之前。这一转变，让冯友兰换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说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之所以能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和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地转换专业有着直接的关系。

　　冯友兰虽然没有选择西方哲学作为主修专业，但通过自己研读和听老师讲授，在西方哲学方面还是有很大收益。他先是接受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后来接受美国实用主义，最后转向新实在论。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理解，具有丰厚国学功底的冯友兰自然会拿它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在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时，具有敏锐理论直觉的冯友兰一下子就看到中西哲学的区别：“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因事见理，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部是就理论理。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殊相讲到共相，从特殊讲到一般，从具体讲到抽象，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开始就讲一般，从共相到共相。习惯于读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对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我开始是看不懂的。这个不懂，主要的不是文字上的问题，而是道理上的问题。主要的是不懂一般和特殊的区别，理论思维没有过关。”从殊相到共相是经验归纳，从共相到共相是理性演绎。演绎思维方式的理论支撑是理性主义，表现方法是逻辑分析。对此，冯友兰是有清楚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他留意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精神和逻辑分析方法。他后来谈到：“经验主义在西洋哲学中，并没有占主要地位，理性主义才是西洋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正宗。经验主义及反知识主义仍然是从理性主义来的，是受过理性主义训练的。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当多介绍理性主义。”对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冯友兰指出：“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

　　冯友兰改变主修专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服从于当时救亡图存、建设新文化的需要。如前所述，冯友兰留学美国的目的是学习西方新思想，以救国民精神饥荒。可以说，对冯友兰而言，学习西方哲学和文化只是手段，拯救民众精神饥荒、建设中国新文化才是目的。他没有躲进象牙塔中，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研究历史、“阐旧邦”是为了实现现代化，是为了“辅新命”；创立学说、“极高明”是为了改善民生，为了“道中庸”。他后来回忆留学的目的时说：中西文化和新旧文化的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当时我想，现在又一个继续学习哲学的机会，要着重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哲学活动的开始。”这就是说，学习西方哲学是为了解决中西文化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而引起的实际问题。1921年，蔡元培到美国考察。在留学生的欢迎会上，他说：“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个朋友，会点石成金。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用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金子了。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我都可以点给你。’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那个手指头。’”他劝告留学生们说：“你们在这里留学，首先要学的是那个手指头。”这就是说，国家需要的不是西方现成的理论，也不是对纯粹的西方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而是要学习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建设中国文化，为中国建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具有炙热爱国心和强烈使命感的冯友兰自然不会钻进故纸堆里去钻研西方哲学，而是在学到西方哲学的原则和方法之后研究中国哲学、比较中西哲学，建设中国哲学。这也是现代很多出国留学外国的学者如胡适、何炳棣、余英时等人没有研究西学，反而研究中国学问的主要原因。

　　本着这一原则，沿着这一路子，早在1919年初，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很多学者要么对中国文化一味进行批判，要么对西方文化简单进行介绍，冯友兰就技高一筹，着手于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

　　1920冬天，冯友兰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在这篇处女作中，他以理性主义为指导，以逻辑分析为方法，在与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照中，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探讨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的原因。后来，他沿着这种思路，把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联合起来，做中西哲学史比较研究的工作，最后写出博士毕业论文《天人损益论》。整个论文立意高远、结构宏伟，纵横驰骋、大气磅礴。

　　在后来漫长辉煌的学术生涯中，冯友兰是沿着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选择的方向前进的。无论是研究中国哲学史，还是创立新理学体系，无论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他都能衡论中西，熔铸古今，左右逢源，成就卓著，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可以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方向的选择不仅帮助他顺利地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成就终生学术事业、赢得哲学宗师美名。

　　冯友兰回国后工作单位的选择

　　1923年夏天，冯友兰留学回国，先是在河南中州大学，几经选择，最后到了清华大学。在那里，冯友兰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度过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在清华园里，他著书立说，建功立业，成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1922年5月，冯玉祥主政河南，为改变河南贫穷落后、闭塞愚昧的面貌，他决定创建大学，培养人才；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张鸿烈为校长，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基础上创办中州大学。1923年3月，中州大学挂牌成立。草创之初，师资奇缺，他们向在外留学的河南籍学生发出聘请。冯友兰在被聘之列。1923年暑假，冯友兰应聘到中州大学。暑假过后，冯友兰就到中州大学上任。除担任哲学系教授外，他还兼任系主任、文科主任、校评议会成员、图书馆委员会委员等职位。冯友兰初出茅庐，即展现管理大学之干才。在从事学校管理的同时，冯友兰一直服务在教学第一线。当时中州大学哲学系开了很多课程，冯友兰同时讲授几门主干课。

　　当时中州大学唯一的优势就是财政有保证，有河南全省契税做经费。可这些并吸引不了冯友兰。冯友兰是胸怀大志、有所作为之人，优厚的待遇根本吸引不住他。在事功方面，他想办好一所大学；在学术方面，他想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与翻译。但在河南这种远离学术文化中心的地方，想在研究西方哲学方面有所建树根本没有可能。河南虽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渊薮，近代却以闭塞落后而著称。对此，冯友兰深有体会。去美国留学之前，他在河南工业学校任国文和修身课教员。授课之余，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教师韩席卿、魏烈臣、王柄程、徐旭生等人，每人每月出资五元，创办《心声》，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这是河南当时唯一宣传新思想的刊物。1919年1月出创刊号。冯友兰负责编辑、发行等一切事情。由于河南闭塞落后，应者寥寥，《心声》杂志稿源不足，读者稀少，到了秋天，第八、九、十期只得合刊出版。后来，冯友兰去美国留学，《心声》杂志就不了了之。冯友兰到中州大学后，曾经试图恢复《心声》杂志，可最终没有结果。当时，冯友兰的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在北京大学创办《新潮》杂志。同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天时”一样，由于地处文化中心，《新潮》杂志占尽“地利人和”之便宜，影响全国。尽管这两个杂志思想相同，而且《心声》还比《新潮》早创刊三个月，可《心声》在影响上没法和《新潮》相比，以致后来人们说到新文化运动自然会提到《新潮》，而很少有人知道《心声》。这样，冯友兰在新文化运动中劳而无功，《心声》杂志没世无闻。与此同时，冯友兰留学时期的同学至交如周炳林、罗家伦、杨振声、段锡朋、汤用彤、邓以蛰等归国后，或在北京，或在南京，多半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都没有河南开封那样闭塞落后。这种对比十分强烈。这样，摆在冯友兰面前的是，一是留在中州大学，把它办成一流大学，这种希望十分渺茫；一是离开河南到学术文化中心去研究学问。在这种情况下，冯友兰萌生去意。1924年初，冯友兰重游北京，与昔日同学谋面，感慨良多。9月，上海朴社解体。俞平伯、顾颉刚等在京同仁联络冯友兰及其他同学范文澜、潘家洵等人，继续组织朴社，每人每月交纳十元，集资印书。1925年初，冯友兰应北京大学同学、广东大学文科主任陈钟凡之邀，同意下半年去广东大学任教。不久，又应燕京大学教授博晨光的邀请，赴北京面谈。博晨光约冯友兰到燕京大学，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学社做研究工作，一半时间在燕京大学讲一两门课程。

　　到了1925年暑假，冯友兰就离开了中州大学。

　　离开中州大学后，冯友兰到广东大学任教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去广州，除了践约外，冯友兰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去了解广东这个国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在广州的三个月里，冯友兰看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看到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看到了中国革命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过去绅权打倒官权的革命发展为民众打倒绅士的革命。对于党派之争，冯友兰并不感兴趣。当时一个留美同学桂崇基约他加入孙文学会，他断然拒绝。对于中国革命的变化，冯友兰持保留态度，觉得“可怕”。冯友兰出身于绅士家庭，从感情上自然觉得这种革命“可怕”。但这种“可怕”，更多的还是出于理智的考虑：当官权和绅权被打倒后，一般民众怎么重新组织社会、管理政权？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基本是靠绅士组织起来的。中国现代社会基层政权的形成还需要乡绅和中产阶级来组织，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和自我调控，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民主社会和文明国家。如果把乡绅全部打倒，把社会组织全部砸碎，把社会阶层全部夷平，再由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政权，那也只能是一种集权与专制的社会，实际上是沿袭着中国以往的旧路子。中国以往在无数次“以暴易暴”的循环中折腾了几千年，非但没有什么进步，反而在专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在集权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总之，广州之行让冯友兰非常失望。到12月初，冯友兰就离开那里。

　　离开广州回到开封不久，还是在春节前夕，冯友兰就独自去了北京。在北京这个文化和学术的中心，冯友兰有一种游子归乡之感。正值寒假期间，冯友兰经常和原来同学朋友会面，或切磋学问，问疑答难；或评论时事，指点江山。这段时间里，和冯友兰经常聚会的有顾颉刚、陈源、杨振声、江绍源、徐志摩、金岳霖、俞平伯、邓以蛰、陶孟和、陈博生、林宰平、吴宓、汤用彤、查良钊、翟国眷、叶企荪、杨周翰、汪懋祖、李思纯等人。这些都是学界名流、文化精英。冯友兰置身其中，如鱼得水，十分惬意。这是在开封和广州没有遇到过的。

　　1926年2月，冯友兰受聘到燕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导师。燕京大学虽然为教会所办，但司徒雷登秉承西方大学理念，力图把它办成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弥漫着信仰自由、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空气。司徒雷登在聘请教授时，只看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学术派别。燕京大学校长吴震春是光绪戊戌科进士，和冯友兰父亲冯台异是同年，对冯友兰很看重。在燕京大学，冯友兰本来是想做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可学校要他讲授中国哲学史，于是他就讲授中国哲学史，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文章，开始撰写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同时，冯友兰兼北京大学讲师，讲授西洋哲学史，并在华语学校讲《庄子》。

　　在燕京大学工作虽然很顺利，但冯友兰心里并不踏实，主要原因是冯友兰不愿在外国教会办的大学里工作。冯友兰生于不信鬼神、没有宗教氛围的家庭。他的母亲平生不信医卜星相，对于扶乩之类，更是深恶痛绝，对生老病死都抱理性态度，认为健康的身体来自合理的饮食和良好的心境，祸福穷达更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作为，与鬼神命运没有关系。这种人生态度对冯友兰影响深远。后来，冯友兰从事哲学研究，对灵魂不死、鬼神存在等均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能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地，能满足超越现世、关怀终极的需要，取代宗教作用。宗教在冯友兰思想中没有地位。他对教会及其组织与活动也不感兴趣。更为重要的是，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大学，虽然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但对于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冯友兰并没有吸引力。

　　正当冯友兰觉得在燕京大学不是长久之计的时候，机会来了。1928年夏天，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罗家伦是单枪匹马到北平接受清华的。上任伊始，他就聘请冯友兰为教授，把冯友兰从燕京大学“挖”了出来，并委任他为校秘书长。冯友兰初到清华，就担当重任，不负众望。当时，清华面临两大任务，一是由清华学校升级为清华大学，二是摆脱由美国驻华大使掌控的董事会的控制。冯友兰代表学校，只身赴京，在教育部和清华董事会之间奔走，呼吁清华改制，争取清华独立。在罗家伦的领导下，经过清华师生的斗争，得到国民政府支持，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原来隶属外交部改属教育部。原来的董事会被废除，权力交还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就这样，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现代大学在清华园里诞生了。

　　改制后的清华大学虽然还利用美国庚子赔款作为经费，采用美国大学建制进行管理，但摆脱了美国人的控制，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在这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里，冯友兰找到值得为之出力献身的“安身立命之地”。从此以后，直到1952年院校调整时被迫调离，他都没有离开这片热土。1931年，河南省聘请他出任中州大学校长，他坚辞不就；1932年，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请他担任高教司司长，他婉言谢绝。在清华大学这块安身立命之地，冯友兰在事功和学问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在事功方面，除上述初到清华，参与清华改制、实现清华独立外，自1931年起，冯友兰长期被选举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时期，还兼任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他领导的清华大学文学院，聚集了一批全国一流学者，成为人文学科的重镇；同时，作为文学院院长被称为首席院长，冯友兰是清华大学领导层的主要成员，他和其他学院院长叶企荪、陈岱荪等人一道，长期襄助梅贻琦，把清华大学办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对内的通告、对外的通电和对上的呈文大多数都出自冯友兰之手。1930年夏天罗家伦辞职，1948年年底梅贻琦离校，清华大学两度陷入群龙无首的危机之中，受教授会议推举，冯友兰代理校长、主持校务，他临危受命，砥柱中流，使清华大学正常运作、完好保留。他是清华大学难得的干才和杰出的元勋。

　　在事功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在清华大学，冯友兰在学问方面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之余，冯友兰挤出时间继续做中国哲学研究，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这是第一部用现代方法系统、完整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是冯友兰的成名之作，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抗战期间，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之中，冯友兰焚膏继晷，发愤著述，接连写下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等一系列著作，建立“新理学”体系，成为中国现代少数几个能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之一。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应邀赴美国讲学，讲义以《中国哲学简史》的名字出版，后来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它和《中国哲学史》一道，成为外国人学习中国哲学、了解中国文化的教科书和必读书。

就这样，凭着对事业的追求、对学术的执着和对祖国的挚爱，冯友兰从1925年到1928年短短三年间，离开了闭塞落后的中州大学，辗转过地处边陲的广东大学，告别了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选择了可以安身立命的清华大学。在清华园里，冯友兰成就名山事业、办好一流大学，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