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在大众的印象中，高士其的形象大都是“科普作家”，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抗战期间的作为。今天，我们请高士其之子高志其根据他所了解的史料撰写了本文，叙述了高士其的科普创作与文化抗战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著名科普作家的另外一面。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由姥姥带大。1964年来到北京，和父亲一起生活了近30年。我对父亲的了解，除了听母亲讲述，主要来自阅读整理他的作品、日记和回忆录。

父亲在美留学期间，流行性病毒正在祖国肆虐，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自己的亲姐姐，都被这“小魔王”夺去了生命，他便认定医学才能救国，就从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转到芝加哥大学改攻细菌学这个冷门。不幸的是，在一次实验室中，装有病毒的瓶子破裂，他受到脑炎过滤性病毒感染，中枢运动神经遭到破坏，手脚活动发生障碍，但他的思维依然非常清晰敏捷，顽强地学完了全部医学博士课程。

等到1930年回到上海，他看到被日本侵略的祖国生病了，瘟疫横行，民不聊生，心情沉痛无比，便着手翻译《世界卫生事业趋势》、《细菌学发展史》等文章介绍给国人。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四肢近于瘫痪。但他依然愤世嫉俗，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辞去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职务，失业后贫病交迫，在上海亭子间开始了科学小品的创作。

配合抗日的节拍写作

抗战时期，作为一名优秀细菌学专家，父亲准确地预见到了日寇细菌战的可能和反细菌战的必要，作为一名忠贞的爱国者，父亲认为先要从最基础做起，唤醒民众对病菌的防御意识，同时也提出了毒气战爆发的可能性与预防措施。

在父亲看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但是引起对日敌的警惕，更重要的还在于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以强健之身去拯救和保卫祖国，并使他富强。父亲首先注意到，战士们的战壕中环境卫生很差，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命，而平日避免虱子骚扰，是值得注意的一着。父亲为此写了《战壕热》一诗，献给前线战士。

他又应约陆续写了《微生物大观》、《细菌与人》、《防毒面具》等科普作品。在《我们的抗敌英雄》中，父亲将细菌比喻为日本侵略者，把白血球比作抗敌英雄，写得通俗易懂，又有鼓动性。李公朴、艾思奇交口称赞，说它具有鲁迅杂文式的风骨。

从此，父亲找到了一种把自己留美学到的专业知识，奉献给浴血奋战的中国大众的最好方式。开始，他还能用抖动的手握着笔杆，艰难地书写近百篇科学小品；以后病情加重，就先打好腹稿，一个字一个字口述出来，请人记录。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往往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完成，但他乐此不疲。

打开父亲从1934年到1937年所创作的近百篇科普作品，我们发现抗战的题材占据了60%之多，正如父亲在晚年回忆时说道：“在这个时期内，我的病使我写作感到困难。但是我还是坚持着每天写1000字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是配合着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节拍而写的。”

“红色科学家”

八一三抗战爆发的前夜，父亲写完了《菌儿自传》第十五章。《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向父亲付了100多元，预支了《抗战与防疫》一书的版税，然后准备派社里的同仁护送父亲去延安。谁知道在苏州河上听了三天三夜的炮声还没有走成，最后父亲只身一人挤上了西行的列车离开了上海。后由于战事又耽搁在路上，旅费花光，于当年11月25日才抵达延安。

当晚，先期到延安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朋友艾思奇就来看父亲，高兴地说：“好了，你也来了。”艾思奇领着父亲参观抗日军政大学，并会见了罗瑞卿校长。在延安，父亲收获了一个“红色科学家”的称号，并担任了陕北公学的教师，经常被抬上讲台，向各级干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讲防疫与防毒知识，在此基础上写作了《国防科学在陕北》。陕北公学派了一位学生做父亲的秘书，不仅听父亲口若悬河地述说腹稿，作笔录，整理成文，还在每天晚上帮父亲记他口述的日记。

父亲常去艾思奇的窑洞，听他讲前线和大后方的消息。艾还告诉父亲，李公朴就要从山西太原来延安访问了。后来，父亲被搬到马列学院图书室外面的一个房间住，这里环境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父亲晒着太阳，读完了英文版的《静静的顿河》，他被深深吸引，爱不释手。有时，他与马列学院的学生们谈起他在上海亭子间里写作的情景，他们都听得很入神。延安遭轰炸后，父亲又被迫搬进窑洞中去住，他在此款待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老社长李公朴和夫人张曼筠。公朴先生见延安如此器重科学人才，不胜感慨。

1939年的一天，父亲意外收到黄洛峰寄来的包裹，在一个方形的纸盒里，装着读书社新出版的父亲科学小品集《抗战与防疫》和《细菌与人》各三本。父亲欣喜无比，将其中四本分送给爱读他书的友人。后来，由于延安缺医少药，父亲病情不见好转，1939年4月，又转道重庆，被护送去香港。

“投降了大众”

1939年12月，父亲抵达香港。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茅盾当时也在香港，他以硕士的名衔，介绍了父亲分别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出版的《科学先生活捉小魔王的故事》与《菌儿自传》两本科学小品集。

父亲作品中的“小魔王”，指的就是各种危害人类的病菌。父亲像讲故事一样，用轻松的文体告诉读者这些毒菌如何传播、扩张，人们又该如何预防、消灭它们。其中有2/3是讲述如何对付最普通也最可怕的传染病毒菌。这在抗战时是急需普及的卫生科学常识，又是一种专门的学问。茅盾先生称赞我父亲妙笔生花，将这些专业知识，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有时用“访问记”，有时用对话体，或是幽默的叙述体。各种毒菌在他笔下都被拟人化了，贪婪、狠毒、阴险——活像一群侵略人体的小魔王，读者能以此和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作形象的比照。茅盾说，这样“使读者不但获得了与我们民族健康有莫大关系的知识，还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以及嫉恶如仇的正义感”。一位身患重疾的瘫痪科普作家，能以自己手中的笔，在抗战中发挥这样的宣传作用，真是太难得了！

也曾有人非难父亲，说他政治热情太高了，有时把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用做抨击社会不正之风和投向民族仇敌的刀枪。而父亲对这些非议不以为然，他不像少数科学家那样，无视民族存亡，把自己关在风平浪静的实验室中作居奇的商贾，他坦然地宣称，他的科学研究“投降了大众”。正因为此，父亲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这种“投降”奋斗献身的结果！

（作者为高士其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