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为民*
90年代初，冰心老人为《高士其全集》作序，写道：
1959年在故乡福州与少年儿童在一起
“五四”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高士其就是全心全力地把科学知识用比喻、拟人等等方法，写出深入浅出，充满了趣味的故事，就像色、香、味俱佳的食品一样，得到了他所热爱的儿童们的热烈欢迎。①
这里，除了“儿童文学”的单一视点稍有局限以外，冰心老人的目光是具有精神统摄力、人生概括力和历史洞察力的。她突出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提示我们在新的时代去正确地认识、评价高士其和他的科普创作。从文化现象学与科技传播的历史发展来看，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高士其科普”的思想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高士其是一座现代文明建设的精神“立交桥”。如果说冰心老人的目光内蕴含着某种历史性追寻的文化“命题”，那么，研究“高士其科普”的不同角度和思路都可以在这座“立交桥”上融会、聚集。
首先，高士其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以优异成绩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公费保送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他说：“当时，我是怀着‘科学救国’的善良愿望去学习的。”② 本来他的专业是化学，但考研究生的时候，又放弃化学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专攻细菌学。关于其中的原因，他在晚年的自我回顾《传播科学——我一生的追求》中说：
这是由于我当时感到中国人预防和抵御疾病的能力太差。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都是死于疾病，因此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病菌的可恶，我渴望通过我的研究，能够掌握征服人类的“小魔王”——病菌的方法，以解救我的千千万万的同胞。③
显而易见，这与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的鲁迅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1928年高士其在实验室工作时，因培养脑炎病毒的瓶子突然爆裂，病毒使他受到感染并很快侵入脑部，导致神经失聪。从此，他失去了正常人的健康。
由此，高士其堪称吴运铎、保尔·柯察金式的残疾英雄。他以23岁的青春年华开始和病魔搏斗，30年代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不满于国民党统治的社会腐败愤而辞职，经过左翼文化界的启导、帮助，走上了科普创作道路。半个多世纪来，他历尽艰辛，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尽管几乎丧失了一切正常的生活能力，但在病床和轮椅上，他仍然创作了140多万字的科普文艺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高士其的不懈追求与坚强毅力甚至也会令我们想起鲁迅。外国医生评价说，鲁迅不愧是典型的中国人，同样的病如果发生在欧洲人身上，恐怕5年前就死去了。
高士其还是中国现代科技专家中第一批投身革命的杰出人士。1937年底，他投奔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亲切关怀和特殊优待。在延安，高土其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他从一个追求时代光明的科普作家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他的命运就紧紧地与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然而，贯穿高士其一生的精神主旋律，诚如他自己所言，是“传播科学”。早在“五四”时期，他目睹内忧外患和政治腐败，积极参加写标语、散传单和示威游行等学生活动，从此，“科学救国”的理想就在他心中牢牢扎下了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细菌系实验室里，为了科学研究工作，他曾吞食“减毒食物毒细菌”（B. Aertrycke），来进行自身传染的试验，然后详细记录种种自我感受，表现出大无畏的科学献身精神。甚至在感染上脑炎病毒，面临瘫痪以后，他仍然以坚强的毅力战胜病患痛苦，完成了博士学业，并参加美国化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继续坚持科学研究。对科学的热爱，还使他远涉重洋，经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抱病欧游，实地考察了德国、法国、捷克、比利时，又经埃及、锡兰、印度、越南、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回国。
当他失去职业、贫病交加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他所钟爱的科学事业，翻译了《世界卫生事业的趋势》和《苏联医学概况》，刊登在当时的《医学评论》上。1932年，高士其和陶行知、董纯才等人创设“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写了《儿童卫生课本》，还为国立编译馆译著了《化学文献》等。这些工作不仅是儿童科普事业的重要成果，还应该视为我国现代科技传播史上的宝贵贡献。从1935年开始，高士其几乎以每周平均两篇的速度创作科普文艺，还翻译了《细菌学发展史》，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1936年，他在《中学生》上连载发表了科普名作《菌儿自传》。到1937年他共出版了《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细菌的大菜馆》和《抗战与防疫》等四本科学文艺作品集，还为《大众科学》等报刊撰写了不少文章。抗战爆发后，他给通俗杂志《大家看》创作了《防毒面具》。到延安后，又写了《国防科学在陕北》，发表于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周刊》。为了献身革命，参与火热的现实生活，高士其把自己的科学小品集分别送给毛泽东、伍修权等革命领导人，被誉为延安的“红色科学家”。他听毛泽东讲过自然辩证法，并在陕北公学和董纯才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国防科学社”，“其宗旨是防空、防毒、普及国防科学知识”。同时，高士其还参与组织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和边区的“新哲学会”，不止一次地开会座谈，轮流阅读当时“仅有的一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逐字逐段地讨论”。④在延安，高士其尽管积极追求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但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本色。作为陕北公学的教员，他勉力尽到自己的职责，除了认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以外，在陕北公学医务所疗养时，他还和医生、护士组织了一个“革命医学座谈会，提出十条标准”。直到晚年，高士其还记得：
其中最主要的有：医学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农民、为孩子们服务；要讲医德，这就是人道主义的革命精神；要以预防为主；要讲科学，用科学；要注意老年人的保健；要消灭传染病；要使盲、哑、聋、残，各得其所；要做到人人健康。⑤
这真是一个体现了革命根据地政治要求的科学卫生纲领，后来甚至“还举行一次细菌学讨论会”。不难想像，当时已病瘫失步，靠“红小鬼”照顾才能行动的高士其，为“传播科学”进行了多么艰苦而又认真的努力。
40年代初，高士其在香港治病时，写了《自然辩证法大纲》和《什么是自然古典哲学》。1943年受聘出任过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中，他还潜心于数学和汉语拼音的研究，写出《奇妙的数》、《科学八卦》和《科学字母》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专著，为“传播科学”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40年代后期，高士其创作了大量政治抒情诗文与独具一格的“科学诗”，如《我的原子也爆炸》、《电子》、《天的进行曲》、《劳动人民的生理学——民主的纤毛细胞》、《新科学与新民主》等等，还翻译了《苏联细菌学家米其尼可夫》等。1947年，他在苏州研究数学。建国后，仅“文革”前的17年间，他就创作了75万字的科普文艺作品。
高土其的一生，是以科普创作与科技传播为灵魂的一生。学习科学，研究科学并且“传播科学”在他的宝贵青春和漫长病残生涯里，超越了时代、地域、民族、政治及文化差异。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志趣、爱好的选择，实际上反映20世纪中华民族命运的迫切需要，也间接地表现了科学以及近、现代科技文化的精神感召力所赋予高士其的历史使命和非凡业绩，同时为我们考察科学文艺的大众化方向，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注释：
①《高士其全集》（1），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页。
②③④⑤《高士其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01页，第129页，第137—138页。
*作者为中国公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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