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胡 军

金岳霖1895年生于湖南长沙，是我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而后又转至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就在那时来到西南联合大学。作为“学院型”哲学家，他希望以著书立说强化民众素质，以学术救国强国的方式参与抗日战争。

潜心治学，锲而不舍

金岳霖在西南联合大学前后约7年时间，其主要学术著作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逻辑》一书出版于1936年，《论道》《知识论》两本书完成于抗战时期，其中《论道》于1940年出版。

抗战时期，金岳霖虽处在大后方的长沙、昆明等地，但空袭警报不断。为了潜心治学，有时他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有次警报拉响，金岳霖只顾在书房苦读，不知日本飞机来袭。等到几枚炸弹丢在金岳霖住处前后，他才惊醒过来。待其跑出时，才发现前后房子早已不复存在。可以说，这就是以金岳霖为代表的在抗战时期仍潜心学术研究的学者们的真实写照。他们所从事的是以学术救国强国的“战争”。

据金岳霖自己回忆，《知识论》是一部多灾多难的书，完成于1940年至1945年之间。那时日军的战机经常来轰炸。有一次空袭警报响了，金岳霖匆忙把《知识论》的书稿包好，一路跑向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空袭。他将书稿放在藏身的山洞地上，自己坐在书稿上。那次空袭时间较长，待警报解除时，天快黑了。金岳霖就站起来径直朝外走，却将稿子遗留在原地。等到他记起那部稿子，赶回躲空袭的山洞，却发现稿子已经不翼而飞。无可奈何，他只得重写。直到1983年，也就是金岳霖去世的前一年，《知识论》才正式出版。

着力提高中国哲学文化的逻辑、认识论意识

近代以来，在西方侵略和文化挤压下，中国一直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出现如此文化困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应对才能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对此，国内政界、学界等有许多看法或建议，提出所谓“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观点。这些看法的共同不足是过于玄虚、笼统，流于口号或标语的表述，没有真正触及中西文化间的根本差异。正因如此，这样的文化观不可能在文化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

由于在逻辑学、知识论等领域进行过长期探索，金岳霖对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深厚情感，这使得他能够较为深入地触及中西哲学或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差异。他说：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之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而西方文化则不同，欧洲人长期惯用的思维模式是希腊人的。希腊文化是十足的理智文化。这种文化的理智特色表现为发展各种观念，把这些观念冷漠无情地搬到各种崇高伟大的事情上去。金岳霖还指出，归谬法本身就是一种理智的手段。这条原理推动逻辑的早期发展，给早期的科学提供工具，使希腊哲学得到那种使后世思想家羡慕不已的惊人明确。如果说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不发达就是科学没有在中国兴起的一部分原因。

金岳霖提出关于中西哲学或文化间根本性差异的观点，实质是为振兴中国传统哲学，复兴中国文化，促进科学文化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和长足进步。在他看来，这就需要改变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不发达的状况。他的由逻辑和知识论构成的哲学体系，在客观上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奠定了基础。《逻辑》教科书率先引进数理逻辑系统，我国现代数理逻辑学家或多或少受到此书影响。《知识论》是中国哲学界最早的较为严密系统的知识理论研究专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岳霖是试图改变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不发达的第一人。他写的《逻辑》《知识论》等著作，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转自《人民日报》2015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