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傅国涌

1937年春,吴宓在清华园留影

　　当吴宓留学归来,面对纷乱无序的时局产生强烈的无能为力感,他不同意陈独秀、胡适选择的新文化运动路径,更不认同陈独秀他们选择的布尔什维主义。

　　1923年7月6日,吴宓先生在东南大学写信给哈佛大学的业师白璧德教授:“自从我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峻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对此我无能为力,只是想到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在今天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努力,如不成功,那么自189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以其民族衰败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耐人寻味的篇章。”

　　在他写信前的这段时间,中国从北到南发生了许多事情,确实内外交困、危机重重,不止是严峻的政治危机而已。5月1日,天安门举行的“五一”国民大会主张推倒张内阁。5月4日,北京学生借“五四”纪念日再次发起驱逐教育总长彭允彝运动,并结队捣毁了彭家住宅。彭向法庭指控是北大教职员蒋梦麟等主使,蒋梦麟等则控告彭诬陷。5月5日,土匪孙美瑶在山东临城劫了一辆北上的列车,三百多名中外旅客成为抱犊崮的人质,震惊中外,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以招安土匪而了结。6月6日,张内阁与黎元洪的总统府因权限之争,全体总辞职。自6月7日起,在直系军阀曹锟的唆使下,北京军警借口内阁已辞,饷项无人负责,开始向总统府索饷。9日北京警察全体罢岗,驻外各使联合通电:政府再不给费,将于7月1日一齐下旗回国。10日,北京警察仍在索饷,而且有人雇公民团驱黎出京。到13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摄政内阁暂时主政,政局大变,许多国会议员出京。掌握枪杆子的曹锟将要运作上台。其间,各地土匪猖獗,6月14日湖北应城土匪绑架男女百余人,其中有意大利传教士梅神父,向汉口官吏索赎百万元。就在吴宓写信的前一天,7月5日,广东广九铁路上土匪劫持了七十多名乘客。

　　当吴宓留学归来,面对纷乱无序的时局产生强烈的无能为力感,他不同意陈独秀、胡适选择的新文化运动路径,更不认同陈独秀他们选择的布尔什维主义,认为这些激进主义的选择忽视自己的民族传统,只会把古老民族带上一条不可预测的“毁灭”之路。多年的留学生涯并没有使他成为西方价值的膜拜者,虽然他的新人文主义理想也来自老师白璧德。他向往“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渴望从“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着手,让中国摆脱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危机。白璧德在哈佛的熏陶赋予了他文化保守主义的气质,他办《学衡》,就是一种具体而微的努力。他虽深知这样一本文人气息的刊物作用微弱,但他对此抱有信心,希望能产生显著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当时首先缺少的是政治秩序,而更令他感到悲痛的是文化秩序、道德秩序的丧失。这在他1925年12月30日写给庄士敦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当前问题及令人失望的现象,根源和缘由不仅仅是学生们不守法,而是我们人民一种普遍的道德衰退。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以前真正的中国全然不同。”他的这一判断是否合乎实情,诚然还可以商榷,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所关切的不是权力的纷争、政治秩序的重整,而是国人在道德品性上的堕落,他试图在文化上做补救的工作。这是他选定的书生报国之路。

　　一年后,他再次给白璧德教授写信说:“请原谅我对您再次讲述我们正生活在中国历史上衰亡的危机中。中国已腐败到极点,但个人的失望和不幸相对于国家的灾难与普遍的黑暗而言微不足道。”

　　1894年出生的吴宓,在他的人生经验中,1923年前后耳闻目睹的已是腐败的极点,毕竟他尚未见识更深、更广的腐败。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也少有如此明白地表达他内心的失望与悲痛,但他一生的关怀大致上可以概括在这些自白中。他的思考和研究、他坚持编了十二年的《学衡》、他为《大公报》主编的《文艺副刊》以及他在清华、西南联大课堂上长期讲述的课程,都可以看作是对他这种悲痛的回应。他始终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这一思路他一直没有放弃,1937年春天,他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申请去欧洲旅行和研究一年,申述此行重要目的就是认真研究道德哲学,考察研究欧洲的人民和生活,特别是他们个人及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动机,为写作《文学与人生》做准备,“它将体现历史和传统的智慧,但却富有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实际生活的现实及环境。”几个月后,抗战爆发,欧洲之行成了泡影,但他的“文学与人生”课曾吸引了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百年寻梦》等书)

转自《齐鲁晚报》(济南)2015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