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汪曾祺画像

汪曾祺画作

　　汪先生主动赠画

　　第一次与汪先生交谈，我谈到了他《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我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中最精致、精彩的一篇。汪先生告诉我，国外的一位汉学家也是这种说法。

　　“陈小手”拉近了我和汪先生的距离，我们很快便熟稔，随便了起来。

　　汪先生个子不高，肤色黧黑，他告诉我，小时候街坊邻居都叫他“黑和尚”。

　　汪先生能书擅画，作协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几位女士率先向他索要字画，汪先生也总是有求必应，以致引起了《四川日报》一位记者在该报上撰文讥诮。

　　我没有住度假村，每天上午从家中赶往那里。汪先生曾要我在城里给他带一些画画的水彩和宣纸，我与汪先生同好烟、茶，也曾给他带去一些。一天，他给别人写完一幅字后，问旁观者的我：“敦贤，你要一幅什么？”我极喜汪先生的字画，但却不好意思开口。这下，他主动问起了，我便说，我想讨一幅您送给马老的《紫藤》。

　　笔会的开幕式在成都市内举行，那天，我们的作协主席马识途先生也早早地赶到会场，见到汪先生，马老远远便拱手，口中直呼：“学兄”。汪先生对马老说：“我给你带了幅画来。”说着，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未经装裱，折叠起来的宣纸，展开，一幅两尺见方，水墨淋漓、生机勃勃的紫藤便呈现在我们眼前。马老当着汪先生的面对我说：“我这位学兄是才子，在学校里经常睡懒觉、逃课，学校要出墙报时，我们总是向他约稿，他也很快便把一篇篇美文交给我们。”原来，马老虽然长汪先生六岁，但他们却是西南联大的同窗。后来，马老告诉我，他到西南联大读书，是受党组织派遣去的。

　　汪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铺开宣纸便点染起来。先是浓墨，后又用了红、粉、淡黄的水彩，就半个小时吧，一幅生意盎然的《紫藤》便出现在了我们眼前。我们都以为要收笔了，汪先生又用浓墨和淡黄在右下角点了几点，三只栩栩如生的蜜蜂就出现在了画面上，引得旁观者一片喝彩声。画好后，汪先生问我妻子的姓名，我告知以“张秀龙”，汪先生便在这幅画的右下角题了“敦贤秀龙双清 丁丑汪曾祺”并盖了印章。

　　1997年5月，诗人孙静轩在四川主持举办了一次盛大笔会，唐达成、汪曾祺、邵燕祥、牛汉、屠岸、陆文夫、骆文、陈忠实、白刃、何四光、克非、周纲、沙叶新、韩静霆、雷霆、梅志（胡风夫人）等一大批著名作家、诗人应邀赴会。笔会虽不是四川作协主办的，但如此多的著名作家诗人来到四川，省作协当然也就主动承担了部份接待工作。作家诗人们先在城郊的一处度假村住了三天，我当时在四川作协作秘书长，自然也就参与其中。这批作家诗人，此前我大都认识，唯汪曾祺先生是第一次见面。

　　虽然与汪先生是初次谋面，但我对汪先生的作品却不陌生。“文革”后，汪先生发表了《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文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阅读文学作品的，那时候，报刊、杂志上的文学作品大多紧跟时代，图解政治，愈往后，愈不堪，“革命化”“公式化”“脸谱化”标语口号。小说、戏剧中的人物，全部被抽去人性，填充了阶级性。读到汪先生的作品后，我和同时代的文学青年都不由惊呼：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真是美得心悸呵！读着汪先生诗性、温润、柔美的文字，灵魂仿佛受到了抚摸。

　　汪先生的睿智与敏捷

　　三天后，笔会队伍乘大巴开往宜宾市。除了参观五粮液、五粮春酒厂外，作家诗人们还畅游了蜀南竹海。在翠屏山流杯池，作家诗人们围坐池畔，仿晋代兰亭聚会，盛着酒的酒杯放入池中，（池水是缓慢流动的）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就要步前面的韵赋一句诗、记不清是唐达成还是邓友梅开的韵，接下来谁也不甘示弱，一句一句地往下传递。

　　这支队伍中，汪曾祺、唐达成、骆文、邵燕祥、牛汉、屠岸、陈忠实、周纲、韩静霆、沙叶新都擅长书法，参与笔会的工作人员也就伺机讨要。离开成都那天是上午，妻子刚去出版社上班。我原没打算去的，但孙静轩老师说，你是作协秘书长，怎能不陪大家去呢？我与静轩老师本来就极为要好，经他一说，我便跟着大部队上路了。

　　到宜宾的第二天，我心中仍有些忐忑。趁着汪先生给别人画画的间隙，便厚颜对汪先生说：“我这次出来，未给家里打招呼，为求得太太谅解，您再给我画一幅画吧。”汪先生问：“画什么呢？”我说，妻子小名莲，画一幅荷花吧。汪先生毫不推辞，题笔便画了起来，浓墨、淡墨画荷叶，大红、浅红画盛开的半开的荷花与花苞，花蕊以淡黄点染。画成后，正要题款，旁观的作协工作人员中，一位“快嘴李翠莲”起哄：“这幅画是画给张姐的，但向汪老讨画的人是你，如果以后你们离婚了，这幅画该归谁呢？”汪先生听罢，不假思索，在这幅画的右上方空白处题上了“敦贤嘱汪曾祺为秀龙画汪曾祺丁丑五月”即此，也足见汪先生的睿智与敏捷。

　　离开宜宾的前一天晚上，大约九点过吧，我在汪先生的房间里与他聊天。有人敲门，我料定是来讨字画的，决意挡驾。开门后，是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我问：“找谁？”来人说我是某市长的秘书，某市长要我来向汪老求一幅字。我想，这市长也太无礼了，求字让秘书来，面也不露。便对这位秘书说：“我是汪老的秘书，汪老要休息了，市长要字，你叫他明天来面见汪老吧？”这位年轻人急了，在门口冲着汪先生大声说：“汪老，某市长是您的亲戚！”汪先生走到门口问：“他是我什么亲戚？”秘书提到了自贡市已故的诗评家杨汝烱，说是某市长是杨汝烱的亲戚，杨与汪先生确有亲戚关系，某市长既是杨的亲戚，自然也就与汪先生攀上亲了。汪先生略一沉吟，必是体恤这位秘书回去不好交差，对挡驾的我说：“让他进来吧！”室内，笔墨纸张都有，汪先生踱到书桌前，提笔饱蘸浓墨，临下笔时却又停住，脸上露出“坏”笑，歪着头轻声地对我说：“敦贤，”然后一字一顿：“勾、结、官、府。”我极力忍住，没有敞口大笑，只对汪先生会心一笑。汪先生很快便给他未谋面的远亲写了一张条幅，秘书千恩万谢收好走了。

　　这位秘书来之前，我正与汪先生聊他“文革”后的湘西之行，我读过他湘西纪行的散文，对他在文中描述的十月份见到桃花有些不相信，他认真地对我说：“真的，一株桃树上真还开着花，只不过不那么繁密。”待秘书走后，他对我说：“敦贤，我明晚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再给你写幅字吧！”于是，汪先生挥毫把这篇散文中的那首旧体诗写给了我。

　　红桃曾照秦时月

　　黄菊重开陶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

　　与君安坐喫擂茶

　　这下，轮到我千恩万谢了。

　　送别汪先生

　　次日晚上，一部份作家诗人要乘火车回北京，一部份人留下来隔天上大巴返成都。当晚，东道主举办盛大晚宴。晚宴地点有一张巨大的圆桌，能坐三十余人，另一桌略小，格局一样。我是被安排在小桌的，但惦着汪先生，开宴前仍去给主人打招呼。我对宴请方说：“汪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只能让他喝一杯酒。”汪先生像一个淘气的孩子一样，头一侧，倔犟地说：“不，三杯！”我退让了一步：“最多两杯。”果然，汪老喝了两杯。

　　我之所以特意记叙了这个细节，是因为汪先生从四川返京后半个多月便仙逝了，不知是妄加猜测，还是心怀恶意，有一种说法是，汪先生是在四川喝酒醉死的。宴席上的玻璃酒杯很小，两杯酒至多半两，汪先生晚宴后无半点不适，晚上上火车时，车厢门口人很多，我说：“汪老，我背您上火车吧！”汪先生把我轻轻一推：“哪用得着。”说罢，自己挤上了火车。

　　我2000年春节前搬进新居，新居装修时我特地将汪先生的三幅字画精心裱褙，装进玻璃镜框，并列挂在客厅的正面墙壁，两边是《紫藤》、《荷花》，中间是汪先生的诗书。十多年了，看到这些书画，先生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我眼前，有时，在客厅独坐，忆起汪先生在宾馆给某市长写字时，手中握笔，头向左歪，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敦贤，勾、结、官、府”时的神态，不禁莞尔。 （王敦贤）

转自《海南日报》2015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