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永晖

国学大师、教育家吴宓(1894-1978）早年留学哈佛，精研英国文学，回国后在清华等多所高校任教，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桃李遍天下。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李永晖撰文，回忆与吴宓的交往片断，追慕先生的博古通今、独立自由的学问人格，思索时代风雨侵袭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本文选自《世纪》杂志2015年第一期。

1965年我考取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外语系。离开家乡前，西师外语系毕业生、在我母校四川新都大丰中学任教的刘昌和先生前来道贺，并向我介绍说：西师校园很大，风景很美，师资力量很强，特别是著名学者、诗人、红学家、翻译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吴宓先生在此执教，为西师这所名校平添了一线异色。

听了刘先生的这番讲述，我对吴宓先生肃然起敬，决意到校后一定要去拜访他，向他请益。

上门向恩师请教

到了西师后，我打探到吴宓先生有一个几成定式的生活习惯，即每天晚饭后都要从居所文化村出来，沿着大操场到三教楼这条路散步，于是便邀约同班同学唐永齐与我一道到大操场边“候驾”，一睹这位泰斗级学者的风采。到了大操场边约摸等候了半个多小时，吴宓先生果然现身了。他七十多岁，个子瘦小，面目清癯，秃顶，戴了副极为普通的眼镜，身着灰色布衫，脚穿圆口布鞋，毫无一点大教授的派头，俨如四川人所称的“糯米老头”。但若细心观察，也不难发现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散步时左臂挂着拐杖，显得有点洋气。他散步不是慢悠悠的，而是一摇一晃地作细步，走得非常之快，酷似“神行太保”。他走路时双眼直盯路面，决不左顾右盼，精神之专注，有如做学问一般。

入读西师外语系，教授我们汉语言文学的老师是中文系教授杨欣安先生。由于我酷爱中国文学，习作成绩不赖，杨先生挺喜欢我。当与杨先生混得较为熟络以后，我便向杨先生启齿，请他带我去拜访吴宓。殊料杨先生以“教务忙”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老夫子毕竟是老夫子，终究经不起我的死搅蛮缠，他最后还是应允了。于是在没隔多久的一天晚上，杨先生便带我去到文化村一舍，见到了我心仪的吴宓。

吴宓的居室不大，只有两间屋子，外住先生，内住保姆。先生所住的这间屋子，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看上去显得有些寒碜。杨先生向吴宓问安后马上切入“正题”：“这是外语系李生，我的学生，四川新都人。李生对宓公很崇拜，故今夜带他来看望你，向你聆教。”

吴宓听罢直摆手说：“宓老朽无用，愧不敢当，欣公很有学问，要好好跟欣公学。”说罢转过话锋：“新都乃文昌之地，明代出了个状元叫杨升庵。升庵先生著述等身，是个大学问家，且很有气节，十分了不起。”随即沉吟升庵先生被流放永昌（今云南保山）途中所著的一首诗：“僧房逢著款冬花，出寺吟行日影斜。十二街头春雪遍，马蹄今去落谁家。”吟罢长叹一声，流露出他与当年升庵先生一样，怀才不遇，满腹愁怅与凄怆。

第二次到先生家是一个冬夜，我向先生请教怎么才能学好文言虚词活用。先生告诉我：“掌握文言虚词活用，其实并不难，只要多读、多记、多用，特别是结合日常生活使用，一定能学好。”旋即以“之”字为例，给我讲授它的若干种用法，并现身造句：“譬如我送你到重庆，我便可说‘吾送李生之重庆’。这里的‘之’是动词，‘去’和‘到’的意思。”这次聆教，我受益匪浅，永生难忘。

第三次到先生家是1966年的一个春夜。我将自己写的一篇两千字散文《春到缙云山》送先生批改。先生伏于灯下，将此文细细地看了两遍，然后笑着对我说：“散文难写，短篇散文更难写。这个短篇尚可，如若改用直书和繁体字就更好了。”先生之所以要我使用繁体字，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对使用简化字持有异议使然。

那时我太嫩，思想单纯，每去一次先生家回来都要将实情告诉同学。殊料这一“实情告诉”却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出于对我的关心，班里一位“团干”告诫我：“你不是正在争取加入共青团吗？共青团员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吴宓很反动，前年‘四清’运动挨了批，如果你继续和他搅在一起，就会丧失阶级立场，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团干”所说的这番话，着实把我吓坏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去找吴宓先生。

“文革”中惨遭迫害

1966年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延烧到西师，宁静的校园顷刻间沸腾起来。吴宓首当其冲，难逃一劫。据我所知，中文系“革命小将”给吴宓罗织的罪名大抵有这么五条：一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先生主编《学衡》，竟树起拂逆时尚、独领风标的大旗，与鲁迅打笔仗。二是在上个世纪举国上下闹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何况”一词的用法时造句说“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先生使用这句话作例句，被说成是“发泄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三是先生授课、写文章，甚至因丢失一串钥匙写一则遗失启事，皆用繁体字，从不写简化字。简化字是国家颁布的，不写简化字就是“反对党和政府的文字改革”。四是先生经常寄钱给情同兄弟的亡友、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子，帮其解决生活困难，不时还周济个别有“政治历史问题”、生活窘迫的教师。于是上纲上线，厚诬先生“拿人民的血汗钱去养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五是爱妻邹兰芳去世后，每逢生辰和忌日，先生吃饭时总得多摆一副碗筷来寄托哀思，有时到北碚街上看电影，还要多买一张票放在自己旁边座位上，以示陪夫人共享欢娱。殊料先生所采用的这些纪念亡妻的方式，竟被说成“迷恋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为了抓“现行”，觅“钢鞭”，中文系革命小将还对吴宓先生实施抄家。可是“战绩”不佳，只从先生床席下面抄出一些用香烟盒纸记的日记，所记内容全属“早餐稀饭一两，馒头两个，鸡卵两枚”之类的生活流水账。“小将”们看了哭笑不得，空着两手，悻悻离去。

1966年夏天是革命小将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狂热时段。我亲眼目睹了这么一些“批判”场景：一是“群丑亮相”，即将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二是游街示众,即押着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将被呵斥甚至挨打。三是“开小灶”，即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便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他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看着这位“小将”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于是几位“小将”一拥而上，在一片口号声中将先生拖下台，弄到学校卫生科去包扎。目睹先生惨遭毒打，我不忍心看下去，心头十分难过。

1970年，我毕业离开西师，再也未见过吴宓。先生后来的情况，我从中文系老师那里零零星星地知道一些。据说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国学界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孔”的人为数不多，吴宓就是其中一位。听中文系一位老师讲，有一天系里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有个“造反派”跳起来要吴宓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殊料这位倔老头子毫无畏惧地站起来高声颂扬孔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思想，并慷慨激昂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永远做不到！”先生的这席话，弄得全场一片哗然，搞得这位“造反派”灰溜溜的，愤愤地骂了声“老顽固，反动透顶”便离开了。类似这样在批判会上“搅局”还有一次：有个“造反派”在批判吴宓时骂先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先生听了十分不满，马上站起来：“请问革命同志，这‘不齿’二字是何意思？”“造反派”答：“‘不齿’嘛，就是看不起你这个狗屎堆。”先生听罢大笑起来：“谬矣，大谬矣，这‘不齿’实为‘不与同列’之意。‘齿’，列也。”批判会结束后，有位好心的老师劝说先生何须与这种不学无术之徒咬文嚼字，先生义正辞严地说：“学问大小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辨其真伪，不可让‘不齿’二字谬种流传。”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中，自身深受迫害、惨遭蹂躏之时，先生竟能置自己荣辱与生死而不顾，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

转自《文汇报》2015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