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晗遗札摭谈

2016-11-21 | 虞云国 |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11月20日 |

我在编撰《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下称《事辑》)时,先师(下径称其笔名流金)家人提供的藏札中有吴晗来函一通,书于国立清华大学函笺上,为十卷本《吴晗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失收。兹迻录如下,略作摭谈:

应鏐弟:

不但山城快叙,已同隔世也,就是我现在提笔和你通信,也是隔世了,所幸大家都还挺得住,还有这一点热,一点感情,一点力量。不但今天,就是几十年后也还可以见面,不会有生疏之感,以此自慰,并慰亡者而已。

你的文章我见到了,挽词怕要到能纪念时才用。

一多的书已和开明订了合同,最近抄写完毕即寄沪请郭老编定付印。

闻太太在平,前两天还在我处,她也开了刀,身体好多了,孩子们也都好。

内人从去年在沪开刀后,现已恢复健康。

很想暑假能到上海,有太多的事要做,只是,能不能来权不在我,这一点你是明白的。

不过,还是存这么一个希望,暑假见面,假使我还能同你见面的话。

耑候即颂

近安

  晗上 五月十二日

考释遗札前,有必要追溯流金与吴晗的交往前事。据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学术活动编年简谱》(载《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称《简谱》),抗战爆发当年9月,吴晗即抵云南,却迟至1940年夏初才入西南联大任教。而流金在1938年9月入西南联大复学,1940年夏天一毕业即赶赴河南正面战场。两人同在昆明虽近两年,却未见有交集记载。1944年9月,流金重回昆明,应同窗故友王逊与丁则良之邀,与吴晗始有交往。据其“文革”期间1968年8月31日《我和“十一学会”的关系的交代》(下引其“文革”交代均据《事辑》):

我的朋友王逊、丁则良当时是“十一学会”的负责人。我到昆明两、三天,“十一学会”有一次集会,讨论吴宓的一个学术报告,王逊和丁则良邀我去参加,我去了。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个互相标榜的地方。我也毫不隐讳的对王逊和丁则良说了。这次集会还有我过去的熟人翁同文,还有以后认识而成为朋友的陆钦墀参加。此外,我记得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沈有鼎,讲师王乃樑、王佐良,沈自敏(研究生)都是这个学会的成员。

吴晗

抵昆以后,流金入云南大学执教,一方面在文学上继续追随沈从文,一方面在政治上则与闻一多、吴晗往来密切,据其1968年6月21日《“文革”交代》(以下引该日《“文革”交代》不再注明):

这两年当中,在政治上和我有关的人为闻一多、吴晗、丁则良、陆钦墀。一九四四年秋,由于丁则良的介绍,我和闻一多、吴晗认识,因此和民盟发生了关系。由于吴晗的介绍,丁则良和我曾在唐家花园整理过图书。唐家花园是民盟一个集会的地方。

他的《南北朝史话·后记》也说:“平生有限的几位师友,吴晗同志是其中的一个。在昆明时,我常去看望他。”尚丁在《芳草斜阳忆行踪》里印证了这点:

程应鏐在西南联大,是闻一多和吴晗的得意门生,又是往来亲密的挚友。就在昆明西仓坡程应鏐常去的吴晗的那间小屋里,在挂着闻一多篆书条幅前,1945年,吴晗和闻一多介绍程应鏐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遗札三复待春归》)

说流金是他俩的得意门生,似有夸张,但闻一多与吴晗都是联大教授,流金毕业于该校,执学生之礼是不错的。至于流金在1946年加入民盟,主要受闻一多影响,与吴晗关系不大。他在“文革”交代里说:

加入民盟,还是由于闻一多的影响,当我初回昆明时,闻一多还不是盟员,但他表示一定要过问政治。后来,他加入民盟了,特意告诉我他对民盟的看法,希望我也能和他一样。

当年与流金共事天祥中学的许渊冲在《续忆逝水年华》里也忆及:

他(指流金)曾请闻一多先生来天祥做报告,并在他家午餐。他加入民盟也是闻先生介绍的。(《西南联大的师生》)

但1944年9月至1946年7月间,对流金而言,吴晗在政治影响上是仅次于闻一多的重要人物。

1946年的程应镠

据《简谱》,1946年5月7日,吴晗因妻子袁震患子宫瘤出血,须往大城市手术,便挈妇离滇,与流金就此分袂。当年7月,闻一多遭暗杀,流金得知自己也上了黑名单,只身匆促逃离昆明。他在《南北朝史话·后记》里自述其后与吴晗关系,“分别之后,又还通信,虽然不多”。这种不多的通信断续延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然而,天地玄黄,世事沧桑,双方函札迄今存世者唯见前引那通。

晗遗札主要告知纪念闻一多与出版其遗著等事宜。根据来信,可以推断应是流金首先驰翰,谈及昆明别后的时局变故与出自肺腑的幽愤感慨,告知自己发表的纪念闻一多近作,抄录所作闻一多挽词,关注其遗著出版与闻太太近况,当然也问及吴晗夫人的健康。尽管来函只署月日,不书年份,但诸多旁证足以考定其作年。

首先,吴晗信中说“你的文章我见到了,挽词怕要到能纪念时才用”。流金所作闻一多挽词确切内容已不知其详,纪念文章则有两篇,分别是《人之子——怀念闻一多先生》与《追念闻一多先生》。前文刊载于1947年3月24日的《文汇报》,吴晗此信若作于1947年5月12日,在北平应能获读。后文刊发在1947年第五期的《人世间》上,该刊封面与版权页所列出版日期均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如果读到这篇文章,来函则只能作于1948年。

其次,吴晗信中又说“内人从去年在沪开刀后,现已恢复健康”,即其来函不可能作于1948年的有力旁证。据《简谱》,吴晗夫妇1946年6月辗转来沪,因梅贻琦之介,袁震在上海“顺利进行了手术”,7月,他在给学生信里说及“我妻子多年的病已经治好了,现在正在休养”(《吴晗传》164页)。既然说“去年在沪开刀”,足证此信必写于1947年。

再次,吴晗信中还说“一多的书已和开明订了合同,最近抄写完毕即寄沪请郭老编定付印”。1982年北京三联书店版四卷本《闻一多全集》系据1948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版纸型重印,保存有开明版序跋与后记。据朱自清的《编后记》,他作为召集人与吴晗同被梅贻琦校长聘为“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七委员之一。《编后记》还说“《全集》拟目请吴晗先生交给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发表”,“拟目里有郭沫若先生序,是吴晗和郭先生约定的”,可知吴晗为编印亡友遗著出力颇多。开明版郭序首句即说“最近吴辰伯先生把《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从北平给我寄了来,我费了两个礼拜的工夫细细地校读了两遍”,而吴晗的跋两次引用郭沫若校读期间来信,表明郭序之作吴晗确实与有力焉。凡此,不仅坐实吴晗此函作于1947年,还提供了编印闻一多遗著的若干细节。

吴晗信中所说“最近抄写完毕即寄沪请郭老编定付印”,只是将计划安排告诉流金,其时实未抄毕,这有朱自清作于7月的《编后记》为证:“我们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够太快;我们只能做到在闻先生被难的周年祭以前,将全集抄好交家属去印。”据《朱自清全集·日记》,1947年7月3日,“校正一多文稿”;7月8日,“阅读并整理一多手稿”,9日,“写成闻集编后记。闻集前后历六周始编成”。则朱自清作《编后记》时,《全集》应已抄毕,他编完即交吴晗邮寄时在上海的郭沫若校读作序。

至于吴晗开笔说及“山城快叙”,乃追述两人在昆明的交谊;而“已同隔世”之慨,也是由来有自的。1945年岁末,国民党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惨案,抗战结束后诸如此类事件接二连三,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一批接受过“五四”民主思潮熏陶的知识分子驱往左翼阵营。在支持爱国学生反独裁争民主上,流金与闻一多、吴晗的政治立场日趋契合(参见《事辑》1946年纪事)。次月,流金与吴晗先后或亲历或听闻共争民主的师友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难的噩耗。8月,吴晗夫妇由沪抵平;12月,北平发生沈崇事件,再次激起学潮。1947年春,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北平。这些活动,吴晗都积极参与,疾呼发声。可见,吴晗致函说“已同隔世”,既是有感而发,也在呼应流金《人之子》里“这一年里不知经历了多少风波”的感慨。而“所幸”以下云云,尤其真切地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当时心态与今后取向。

吴晗信说:“很想暑假能到上海,有太多的事要做,只是,能不能来权不在我,这一点你是明白的。不过,还是存这么一个希望,暑假见面,假使我还能同你见面的话。”吴晗终于未能暑期南下,但这通来信与流金往函,表明俩人接续了中断年余的旧谊。此信以后,吴晗主动向流金约稿。据流金《回忆大教联片断》说:“王艮仲那时办了一个《中建半月刊》,还办了一个大型期刊叫《中国建设》。在半月刊上,吴晗要我写过一些文章。”他在1968年6月21日《“文革”交代》里也说:“《文讯》是臧克家主编的,《中建半月刊》好像在北平出版,文章是寄给吴晗转去的。”他的文章能刊于北平杂志,吴晗有推挽之功;文章既由吴晗转去,双方自有函件往覆。而其后两年间,流金写作重心从文学创作转向政论杂文,除去政情时局的客观因素,吴晗的影响不容忽视。

1947年暑假,吴晗虽未能来沪,次年8月末,为躲避搜捕,却一度南下。此次沪上之行,前引《吴晗传》与《简谱》都有记及,《简谱》说:

八月底,经地下党组织再三敦促,吴晗决定绕道上海,去香港,会合在港的民盟成员一起到解放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到上海后,由于去香港的飞机检查很严,不能成行。当天晚上,郑振铎来看吴晗,要吴晗行踪严守秘密,切不可以在公开场合露面。在上海期间,吴晗还会见了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九月初,吴晗由上海回到北平,并在当天到达天津,当时袁震已在天津等候。过了两天,崔月犁便派交通员来陪吴晗夫妇到解放区去。

但吴晗在沪活动,远不止此,梳理流金与吴晗的现存文稿,大可作进一步钩考与补充。吴晗《1946、1948我的两次沪上之行》(此文十卷本《吴晗全集》也失收)说:

1948年8月间,我又到上海了。原来准备第二天就乘飞机到香港,和在香港的朋友一道进入解放区的。不料当天的报纸就登载了到香港买飞机票得凭相片的消息,香港是去不成了。当天晚上西谛(郑振铎)先生就来看我,并立刻用电话通知了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吃饭商量办法。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月。他谆谆告诫,行踪一定要严守秘密,切不可在公开场合露面。

这段自述或即《简谱》所据。现存郑振铎日记,是年8月一天不缺, 24日云:“晨,十时许,至伯翁处”,“六时半,达夫、予同来,伯翁、刚主、达君、耀翔夫妇及君珊陆续来,在此晚餐,喝酒不少”。其8月日记,伯翁仅此日一见,有理由推断“伯翁”应即借代吴晗(辰伯)。而吴晗回忆这次沪上之行“停留了个把月”,则《简谱》说“九月初”再“过了两天”,吴晗就从天津去解放区,就大有疑问。倘若郑振铎日记中“伯翁”即隐语辰伯的推断不错,吴晗应是1948年9月末或10月初由沪返平转津再去解放区的,而绝非《简谱》所系的9月初。

再据流金《“文革”交代》:

大教联这时会员还不多,集会多在培成中学,有时在青年会大楼,有时在麦伦中学。我参加过的还有两次集会,一次是欢迎吴晗的,在麦伦中学举行。一次是欢迎周建人的,开会是在青年会九楼。前一次集会,到的人数不多,吴晗问我:“孙大雨怎么样?”我把我参加大教联是由孙大雨介绍的事告诉了他,吴晗对孙大雨也过问政治的事感到惊异。

对吴晗在沪参加这次集会与其他活动,流金《回忆大教联片断》有详细叙述:

1948年夏天,吴晗从北京来上海,住在他的弟弟春曦家里。大雨先生通知我,大教联要请吴晗谈谈北京的情况,夜里在麦伦中学开会。我们都住在现在四平路的新绿村,当时叫做其美路。我和大雨从其美路雇了一辆三轮车去麦伦中学。会议由沈体兰主持。吴晗讲了北京的情况,主要是清华、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对时局的看法,反对蒋(介石)是主流。他特别提到了张奚若先生和金岳霖先生,还有北京大学的樊弘与曾昭抡,燕京的严景耀和雷洁琼。潘光旦先生和费孝通,在吴晗看来,是不用说的了。……这次集会,很晚才结束,大雨先生和我就从麦伦中学散步似的回到新绿村,走进家门已经过十一点了。吴晗来上海之后就去了解放区,我在来喜饭店请他吃饭。这一年,他正四十岁,我说:“就算是为你祝寿吧。”席上有春曦,好象还请了陈仁炳作陪,他们两人同年,因此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吴晗说了我所知道的大教联的情况,对于孙大雨这样走出艺术宫殿颇使他感到喜悦。

但《叶圣陶全集·日记》与黄裳《来燕榭文存·拟书话西行书简》,都说吴晗是9月南下的。上海8月自是夏天,由于吴晗此行“停留了个把月”,兼之行踪隐秘,他俩推测其9月南下也在情理之中。

流金自1947年来沪后,对自己盟员身份秘而不宣,其在沪接上关系也与吴晗南下有关。据尚丁《遗札三复待春归》:

因为程应镠来上海后没有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程应镠是民盟盟员。在我负责上海民盟地下组织之后,吴晗通过他弟弟吴春曦,把程应镠的盟组织关系转到我这里,我才和他取得联系。

金与吴晗昆明“分别之后,又还通信,虽然不多”,这种关系在鼎革之初依然如此。仍据其《“文革”交代》: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不久,我和吴晗写过一封信,希望他和《展望》写文章,并谈了我对上海民盟和上海高教界的情况的一些意见。他复信要我有关高教界的工作找李正文。对民盟的工作,他认为“要搞”,“不搞不行”,“知识分子不能搞工农群众的工作,难道搞知识分子的工作也不成?”

他在《南北朝史话·后记》里还说及吴晗另一来信:

遗札指的是一九五〇年夏吴晗给我的一封劝我认真学习马列,而不要在大学里担任马列名著讲授的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而我那时却自以为是懂得马列主义的。这封信,当然也和其他几封信一样,被当作我的罪证,从我家里搜去,不知下落了。

据《“文革”交代》,1950年暑假,流金参加上海市高教界参观团,“去北京时,我又去看了他”;1951年,“吴晗来上海,我在民盟的会谈中见到他,后来又去锦江饭店看过他”。流金未说及吴晗这次南来的月份,但下文紧接着说:

此后,我去北京,他来上海,我都没有找过他。一则因他已经很有架子,二则因我犯过“严重罪行”,不愿见他。在昆明以及其后,我和他的关系,本在师友之间,和老同学不同。

笔者推断其这次南下应在上半年。这年,时任市里高桥中学校长的流金颇欲重回高教界,其同窗老友周游正受命试刊《北京日报》,曾代向主管文教的副市长吴晗说项。据周游1951年7月18日来信说:“我很同意你来作高教工作。我曾与吴晗先生谈过,并要求他加以协助,他表示无能为力。”吴晗表示“无能为力”,往好里说,或许不以公权徇私谊,未必一定“很有架子”。但也不必讳言,流金与他的关系自此似有疏离。据此,1950年代吴晗至少有两通来函。

其后,流金沦为“右派”,即所谓犯了“严重罪行”,直到1963年才恢复与吴晗通信。据《程应镠自述》(载《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说:

1962年的春天是难忘的。吴晗同志主编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从原始社会开始,直到清代,共十三册。《史话》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周游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他们都想到了我,周游给我写信,问我要不要写一本。这时,我已卖完了妻子的母亲遗物,开始卖书了。能够写一本书,拿一笔稿费,是求之不得的。我给周游写信,表示愿意写;不久,又和吴晗通信,承担了《南北朝史话》的写作。吴晗告诉我,他自己写明,邓拓写清,两晋由何兹全,金由冯家升,春秋由陈懋恒,秦由翦伯赞,南北朝剩下来了,就给了我。

作为燕京大学老同学,周游推荐了流金,主编吴晗也欣表同意,他还是念旧的。在撰著《南北朝史话》过程中,流金与吴晗曾有书函往覆。据其《“文革”交代》:

六三年曾因为北京出版社写《南北朝史话》,和吴晗写过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信。后来《南北朝史话》第一部分写成寄给出版社,他又来过一封信,我回了一信。全稿写成后,我给了他一信,却无回信。

十余年后,流金在《南北朝史话·后记》说:

写完了南朝,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吴晗同志很快便通读了全文,回信鼓励我:“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我想你不会反对。”写作过程中,我和他通过四、五封信,讨论的问题,大的如民族融和,小的如斛律光父子,他都明确地表示了意见。

作于1985年的《程应镠自述》也说:

1963年全书完成,13万字,注文比正文少不了多少。吴晗不赞成加注,说是通俗读物,不必说明句句都有来历。注作成未全寄,已寄的被退回。

综上所述,1960年代,吴晗至少两次致函流金;而1949年后吴晗致流金信函则至少有四通。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夜,流金对吴晗这位师友持怎样态度呢?据其1969年4月12日《“文革”交代》: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之后,出于阶级本能,我为吴晗辩护,在一次小的座谈会上,我以暴露思想为名,说:“吴晗过去是左派,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了这两句话,又连忙掩饰这种为吴晗辩护的心情,说:“我过去在昆明,对他是了解的。反右斗争后,知道他是个左派,入了党。但十多年没有和他见过面,虽然前几年和他通过信,他在北京的情况我是不了解的。”

这段“交代”大堪玩味。流金说“吴晗过去是左派,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强调了两个时段,一是昆明时期,“对他是了解的”,当时他与吴晗都是左翼知识分子;一是反右以后,流金成了“右派”,但仍知道吴晗“是个左派,入了党”。所以,他在时隔三天的另一份“交代”中有类似的话: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之后,我又跳出来为吴晗辩护,说:“吴晗民主革命时期是左派,反右斗争中,也是左派,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作为“右派”的流金,对吴晗在反右期间的“左派”表现,诸如讨伐章罗联盟的长篇发言《我愤恨,我控诉!》赢来“长时间鼓掌”,不仅应该完全知晓,在内心也许不无想法。如今眼见这位1957年的“左派”师友也将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荆冠,流金还是保持着独立的思考,用他的话说,他在座谈会上“叫嚣要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然而,当《吴晗与胡适》发表后,流金在《“文革”交代》中承认:

我感到吴晗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了。于是,我便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把他在六三年给我的信交给了系总支。这时,我已经预感到一个阶级斗争的风暴的来临。我充满了恐惧,希望自己得保平安。

1966年6月,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据流金1969年4月12日《“文革”交代》:

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主动交代了我和吴晗的关系,和周游的关系,交出了周游和我的全部通信。

从流金“交代”可证,他所藏吴晗来函,“都于六六年五月和六月先后交给了旧总支”。但据其1972年4月27日的《“文革”日记》,“昨日学校组织组发还信件、日记和照片百余幅,唯文稿不存”,信件中应即包括六年前交给党总支的吴晗遗札。

后,补叙一下流金对吴晗的追念与吴晗遗札的下落。

在十年浩劫的日子,流金私下仍关注吴晗的命运,其《南北朝史话·后记》提及:“1974年中秋,我知道他(指吴晗)死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也不知道他死在哪里。”“文革”结束次年,流金为修改《南北朝史话》在京居留五十余天,期间还特去探望吴晗的遗孤吴彰。他在《后记》里写道:

周游是建议我写这一本书的人。另一位促成我写这一本书的就是吴晗同志。可是,我在北京再也见不着他了。在北京住了五十天,往往独立窗前,对着蓝天,充满了对他的怀念。稿子修改完毕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细雨,独自坐在窗下,写了一首怀念他的五言律诗: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劳人还草草,憔悴待春归。诗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但在当时,也还不敢轻易示人。直到今天看到黎澍同志的文章,才确知他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病死在北京的狱中,距一九七七年十月我去他家看望他的遗孤,翻阅劫余的他的藏书,已经八年了。

流金这首诗“不敢轻易示人”,显然与当年政治走向左右迷离息息相关,但还是抄示给同窗故交熊德基,他后来在《怀念老友熊德基同志》里回顾了老友的评论:

对我怀念吴晗的一首五律,以起句“地上能相看,生逢不可期”感情深厚,对“淫威逞一时”之句说得太直率,不宜公开。这首诗后来我完整的收录在《史话》后记中,想不到仅仅一年多,变化就这么大。

1979年10月《南北朝史话》出版,11月19日,周一良来函致贺,也提及共同的友人吴晗:“脱稿十五年才得出版,亦足以告慰吴晗同志于地下!”

熊德基在1986年4月7日致函流金,再提吴晗道:

我解放后,原如吴晗思想一样,打算“革命胜利后,即专心读书著书”。然迫于事势,却在办公交差掉了三十多年。

熊德基在鼎革之后始终谨言慎行,1957年初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自此决计,不与任何党政界人士来往,也从未登门拜访过任何领导(连郭老是我的上司正所长,也未去拜访),也不与诸‘知名之士’过从(如吴晗、翦伯赞等等)”,“故‘文革’中,未受到过多的折磨”。而吴晗却未像曾打算的那样“专心读书著书”,而是人随势转,木秀于林,先是出任北京市副市长,而后又紧跟“反右”形势,成为名噪一时的左派知名之士,孰料却以《朱元璋传》与《海瑞罢官》而获罪,最终走完了从“我控诉”到“被控诉”的悲剧人生(参见拙文《吴晗式悲剧:从控诉到被控诉》,载拙著《敬畏历史》)。

1983年10月,时隔三十七年,流金重回昆明参会,在这座生活、学习与斗争过的西南名城,他写了几首绝句,其中一首说:

地下人间互不知,王孙久困竟何如?则良辰伯能相见,应忆深宵说项斯。

“王孙”借指王逊,则良即丁则良,他俩都罹丁酉之殇,丁则良当年就自沉于燕园未名湖,王逊1969年也死于“十年浩劫”;辰伯即吴晗,更成为“文革”祭坛的牺牲品。足见在流金心中,依然萦绕着对吴晗挥之不去的无尽怀念。正是出于这份浓浓的师友之情,因友人之请,流金慨然将珍藏的吴晗遗札供吴晗生平展使用。据赵洛《忆程应鏐兄长》(载其《京城偶记》),流金曾在1984年12月20日致信给他:“叫我催促首都历史博物馆归还曾借去吴晗致他的信。原先是因我的介绍,应镠兄才借给博物馆作吴晗生平展览用的。”但目前流金藏札中吴晗来函却仅此独份,借展的遗札或未归还,或虽交还却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而流金未能收到。现存的这通吴晗遗札,当时或未提供作展品,故幸存至今,成为他俩那段鲜为人知交谊的唯一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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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6日下午,在我校图书馆贵宾室,著名历史学家、我校1934届校友吴晗之子吴彰先生,从美国专程回来,向清华大学图书馆捐赠了10卷本《吴晗全集》。

  • 162009.10

    吴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隆重召开

    2009年9月24日,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 302009.12
  • 29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