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清华园西院，位于西门北侧的一片近代住宅区，1924年和1933年分别落成，是清华改办大学和作为国立大学疾速发展时期建成的教职员住宅区之一，距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不仅聚集着郑之蕃、熊庆来、杨武之等多位数学家；抗战胜利后，屠守锷、钱伟长、吴晗等多位教授在这里居住，据当时住在西院的青年教师罗哲文先生回忆，每天上班时常相遇这些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敬慕之情更鼓舞着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热情。

西院12号的吴晗故居，历经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历史。在风云激荡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吴晗人生道路的转变，始自清华大学为他播下知识与正义的种子，以及他与清华结下深厚的情谊。吴晗曾居住过的清华园西院12号，是他由学者、民主战士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见证。

由于抗日战争的阻隔，吴晗在西院12号居住虽然只有不到两年的短暂时间，但这里是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延续，是他投身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升华。西院12号故居之于吴晗与中国革命的独特意义，还要从吴晗革命思想递进的历程说起。

书生，斗士

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号梧轩，浙江义乌人。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31年，在胡适的极力推荐下，刚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专攻明史方向。他研史求真，成绩优异，1934年留校任教，讲授“明史”、“明代社会”等课程。

抗战爆发后，吴晗随校南迁，先后任云南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他努力学习并在研究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并深刻地认识到：“以前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只注重帝王、皇帝、大臣的事情，等于是写帝王家谱，对于人民大众的活动一概不写。而事实上，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时期，他亲历国民党的反动投降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政治信仰由此产生急剧的转变，行动上也从往日埋首书斋转而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1943年7月，他加入中国民主政党联盟，兼任民盟云南省委青年部长，开始政治生涯的新起点。吴晗与李公仆、闻一多一起，无情揭露与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和法西斯统治，深受青年学生拥戴。他与闻一多被称为“两个书生，两个战士”，“一个是鼓手，一个是炮手”，“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只凶猛的老虎”，成为抗战后期大后方的进步教授和民主斗士。1945年，民主青年同盟成立后，吴晗帮助他们建立了秘密印刷厂，翻印党的文件，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进行不懈的斗争。

1946年夏，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吴晗先期返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继续讲授“中国通史”。“分几个专题讨论，自上至下，一刀劈下去。如官制、军制，从先秦、秦汉到明清，给你一个极有系统的轮廓。”不仅深受清华学生欢迎，也吸引了附近燕京大学的学生前来听讲。当时，因校中住宅需全面修缮，吴晗与家人暂居宣武门内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今新华通讯社址）礼堂后小屋。1946年10月，吴晗任北平市民盟主要负责人，在“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中，他和广大进步学生并肩战斗，休戚与共。“每天总有不少关心时局、关心民主运动和李、闻被暗杀的同志，到他那间小屋里去访问他，和他讨论有关的问题或询问一些情况。”

通向光明的小屋

不久，清华园西院12号成为吴晗一家的居所。由于他1937年后才任清华教授，当时资历尚浅，“分到的这所住房并不算好，但比较宽敞，又是独门独院，院子也不小，面对一片树林。三间正房铺着地板，旁边有盥洗室、厨房，还有两间西房。这与昆明相比，已是天渊之别了。吴晗很喜爱这所房子。”

家中安装了徐冰随军调部撤退时留下的一台收音机，每天有人专门抄收延安广播，及时获取共产党的进步消息。他团结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家中成为进步青年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民盟、民主青年同盟聚会的场所。他主持发表民盟北平临时工委抗议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罪行的宣言，《论南北朝》、《驳蒋介石》等宣言，就是在这里起草的，如其所言，“这所古老的房子经历了两年热烈的、沸腾的、兴奋的生活。”

清华大学的青年们一度还组织了读书会，活动地点也在西院12号，吴晗几次为读书会演讲。他还担任共产党领导下由青年教师组成的“通识学社”的导师，参加学社活动，讨论政治或学术问题。

受到白色恐怖威胁的革命同志，在西院12号得到掩护。“王冶秋同志在大雨里跑来，说余心清被捕了。我即刻通知城里的同志来商量，决定王冶秋从东便门上车，经天津回解放区。这晚上，他们四五人都睡在地板上。第二天一早，冶秋脱下他的军装，换上我的旧蓝布褂、破毡帽，戴上一副黑眼镜走了。王冶秋平安地到了解放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石家庄解放后，解放区急需大量的知识分子，以培养成为接管城市的干部。范文澜曾致信吴晗，要他多输送青年到解放区学习工作。吴晗深情地回忆：“我们输送了一批批的青年到解放区去。其中有些是和我直接见面的，有些是经过间接关系的。只要有可靠的人介绍，我们便替他们安排一切，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迎接新中国

吴晗回到清华大学不久，首先团结一批中年教授，如钱伟长、孟庆基、沈元、屠守锷等，通过他们进一步争取他们的老师参加各次签名运动。他也努力团结老教授，邵循正、费青、费孝通、金岳霖、陈寅恪以及北京大学的向达、周炳琳先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其中张奚若、朱自清与吴晗的交往最为密切。当时，张奚若教授住新林院，与西院12号距离较远。尽管如此，张奚若仍常到吴晗家，有时一星期来数次。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最激烈时，晚上也来，有时一起讨论到深夜。吴晗回忆，“在这两年中，我们交换意见，讨论问题，共同战斗。有时候还商量修改文件。在我们发出的宣言、声明、通电中，他没有一次不签名。通过他的影响，好些老年、中年教授也逐渐和我们接近了，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的性格容易激动，奚老呢，老成持重，每一个问题都要反复推敲，我们合作得很好。由于奚老参加了我们的活动，他在清华元老派的地位动摇了。”共产党的威信逐渐在清华大学树立起来。

1948年6月，一批进步教授发表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粮、一致退还配购证的声明，吴晗亲自到朱自清家征集签名。1948年7月23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吴晗亲自到朱自清家邀请，陪朱先生一起慢慢从北院走到工字厅。朱自清拖着孱弱的身体，一走一停，断断续续地对吴晗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朱自清的进步与气节，吴晗有着最直接的体会。就这样，吴晗在西院12号一直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坚持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

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以后，吴晗被列入国民党“剿总”黑名单的显著位置。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为了革命与生命的安危，他不得不离开清华园西院12号。这时最令吴晗放不下的，是家中存放的闻一多同志的骨灰，所幸外文系温德教授乐意在家中接纳故友英魂。由此，吴晗奔赴解放区。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真诚鼓励。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吴晗返回北平。3月，他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代表回到清华大学，参加改建校务领导机构的工作，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委员，还兼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他从清华园走向革命，又重返清华园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清华大学。他忘我地工作，热情讴歌新清华呈现的新面貌，对母校在社会主义祖国怀抱中踏上进步征途的欣喜之情。

1949年11月，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他再度离开清华园，投入建国之初北京市文教工作的管理中。直至1969年10月11日含冤逝世。正如彭真同志的评价：“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

清华大学为永远铭记吴晗，1984年10月，在距离西院吴晗故居不远处的近春园遗址荷花池畔，建造了一座玲珑别致、碧瓦飞檐的古亭，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晗亭”匾额高悬于檐下正中。旁边白杨、青松环绕的山坡下，由红色花岗岩雕刻而成的吴晗塑像，高2.78米，手持书卷，面容含笑。晗亭、塑像与西院12号故居一起，共同构成吴晗作为学者、民主战士、优秀共产党员的一段人生写照。

转自 姚雅欣的博客2009-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