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梁方仲

吴晗

1965年秋冬，导师梁方仲教授带我和叶显恩、鲍彦邦三个研究生到北京收集写作毕业论文的资料，多次参加梁老师与吴晗的聚会。后因撰写毕业论文，我遵梁老师指示，又数次到北长街吴晗家求教，间中听吴晗及其夫人袁震讲述他们在清华大学读书及以后的交往密切的经历，认识到两位著名明史专家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贯彻始终。

1930年夏天，梁方仲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当即考入清华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土研究生。吴晗于1931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插班二年级。两个热烈追求学术研究的青年在清华园结识了。吴晗出于对明史的浓烈兴趣和研究，鼓动梁方仲主修中国财政学，选择明代田赋史的研究方向；梁方仲以“一人学费，两人使用”，支持吴晗克服家境困难，研究明史。两人互相帮助，互相切磋，友谊日益深笃。

1934年春，梁方仲经汤象龙先生介绍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继续研究明代田赋史；吴晗本科毕业后留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明史》、《明代社会史》等课程。两人方向一致，志趣相同，进一步共同探讨研究明代历史的新方法。4月间，他们两人与汤象龙等发起筹备成立以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于 5月 20日 在北京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址召开成立会，参加者除他们三人外，还有夏鼐、罗尔纲、谷霁光、孙毓棠、朱庆永，刘隽、罗玉东，以后加入该会的还有张荫麟、杨绍震和吴铎。吴晗和梁方仲在起草该会章程中指出，这个研究会的宗旨“是为了经常一起聚会。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没尽一点力量”。之后，他们又共同创办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和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的“史学副刊”，组织和发表了一批有新颖观点和翔实资料的史学论文。

1934年，梁方仲（左2）、谷霁光（左3）、罗尔纲（左四）、汤象龙（右1）、吴晗（右3）等

在北京成立史学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先后到了昆明。吴晗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梁方仲仍在中央研究院任副研究员。他们又在昆明重新开展史学研究会活动，推动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两人在学术上互相研讨。生活上互相关怀。梁方仲特别关怀吴晗一家的生活和吴晗的亲人。1939年4月，吴晗夫人袁震的亲姐姐袁溥之(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解放后任煤炭工业部副司长、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陈郁夫人，现已离休)来到昆明住在吴晗家，急于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好去延安。梁方仲即将自己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的情况和他们的住址告诉她，使她非常感激，她现在记忆犹新，回忆说：1939年，“我到昆明后。见到了吴晗好友梁方仲。他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同志，还告诉我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的地址是重庆曾家岩十五号”(《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6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解放后，梁方仲与吴晗虽然各在南北一方工作，但仍然书来信往，密切联系，互相鼓励，研讨明史学术问题。梁方仲经常提醒吴晗当“官”不忘学术研究；吴晗经常鼓励梁方仲研究学术也要关心国家政治。吴晗每逢出差广州，必定到中山大学东北区七号探望梁方仲。有一次吴晗出国路过广州，只停留两个钟头，也前来探访梁方仲。梁方仲到北京办公事，也经常住在吴晗家里。1965年秋冬，梁方仲带研究生黄启臣、叶显恩、鲍彦邦到北京收集研究资料，吴晗处处关怀备至，样样给予方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工作繁忙，还抽空陪梁方仲去十三陵参观，到档案馆去看明清档案。

1965 年11月11日 ，《文汇报》发表了反动文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梁方仲看后非常反感。我记得，12月，我陪梁老师应邀出席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的座谈会时，他愤愤不平地发言说：“姚文元不懂明史，把明代的‘退田’与当代的‘退社风’拉在一起，实在牵强附会”。1966年春，批判吴晗越来越升级，报刊文章敷天盖地，把吴晗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而加以讨伐，并且不让吴晗辩解。在吴晗身陷窘境之时，梁方仲多次为吴晗辩护说：“我了解吴晗，他解放前就追求进步，参加解放区工作，他的《朱元璋传》还得到毛主席的赞扬，1957年入党。他这个人有毛病，但绝不会反党。我可以用我的名义担保。”真挚的友谊溢于言表!但到了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吴晗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北京挨批挨斗挨打，秋天被捕人狱， 1969年 10月 11日 在狱中含冤逝世。梁方仲在广州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栏”，于 1970年 5月 18日 被折磨病亡。我国两颗明史研究明星过早地殒落了。

梁方仲与吴晗的友谊，虽然被“文化大革命”吞噬了，但历史证明，他们的真挚友谊是患难与共，永远为世人所称颂的。（作者：黄启臣）

转自 《纪念 梁方仲 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