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柏林当地时间8月2日17时，在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国际译联将2014年度“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授予了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这个每三年评选一次的业界最高奖项，曾颁发给英国人、美国人、挪威人、拉美人、澳大利亚人，现在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93岁的老先生没有去颁奖现场，而是选择以一封优雅的英文信书面答谢。在欧洲聚光灯闪耀的时刻，他仍坐在北大畅春园的斗室里，继续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我现在两个多月能翻译一本，计划五年完成莎翁全集”。

“这个译本我觉得能超过朱生豪的译本，为什么呢？因为朱生豪是30多岁翻译的，我的年龄是他的三倍啦，人生阅历已经大不相同。”许渊冲笑言。仍然是大嗓门、有冲劲、真性情，耄耋之年仍不改狂士之风。

“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一致”

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陈纳德上校率美国志愿空军来华支援。由于缺乏翻译，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男生被集体征调到了“飞虎队”。

在欢迎陈纳德的招待会上，一句“三民主义”让语言不通的宾主双方冷了场——没人知道该如何翻译。联大外文系的男生当时都坐在下面。人群中只见一个剑眉入鬓的青年举起了手，然后是中气十足的“大嗓门”：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用林肯的话解释孙中山的话，宾主恍然大悟。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总是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嗓门大、很活跃、闲不住，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一致”是他的同学、著名思想史专家何兆武的印象，而“有冲劲”是他的另一位同学杨振宁的评语。

他有个外号叫“许大炮”，总是心胸坦荡，口无遮拦。再有棱角的人到中年之后，都会被冷暖人情打磨得世故圆滑，可是直到现在，他的老同学提起他还是同样的评价，杨振宁甚至说，“我发现他像从前一样冲劲十足，如果不是更足的话。”

他评论中西文化：“希腊罗马都是小国，美国历史不长，才两百多年。中国五千年文化要走出去。”

他评说国内翻译界的现状：“‘精通’至少是要出版两种文字的中外互译作品，这也就等于外文界的诺贝尔奖了。”

他评点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

他评价自己法国留学的意义：“假如我也去了美国，那20世纪就不一定有人能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了。”

言下之意，深为中国翻译界捏一把汗。

《山西文学》主编、作家韩石山曾在某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他，题为《许渊冲的自负》。许渊冲也对答了一篇《是自负还是自信》，有理有节。投到同一报纸，对方却未予发表。老先生坦坦然地找到了韩石山，说“要不发在你们《山西文学》上吧？”对方也不是俗人，说，“好啊好啊。”于是成了朋友。许渊冲客厅里挂着“春江万里水云旷，秋草一溪文字香”的字幅，就是这位忘年交的墨宝。

“文革”时，“臭老九”们都站在烈日下挨批斗，别人心灰意冷，许渊冲边挨批边琢磨怎么把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法韵文，自得其乐。他对翻译的要求很高，每句都得是妙语。原诗是有对仗、有双关，那么翻译也必定有对仗、有双关。

“山上山下，风卷红旗如画。”他译做Below/Below/The wind unrolls/Red flags like scrolls.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他译做The sky is high /The clouds are light/The wild geese flying south out of sight.

音美、意美、充满节奏感。

《为女兵题照》中有句“不爱红装爱武装”，他把“红装”译为“powder the face”(涂脂抹粉)，把“武装”译为“face the powder”(面对硝烟)，恰好表现了“红”与“武”的对应和“装”的重复，滴水不漏，堪称妙绝。

结果这些好诗为许渊冲招来了“一百鞭子”，原因是“歪曲毛泽东思想，逃避阶级斗争”。一百鞭子是造反派用树枝打的，一下都不少，打得许渊冲坐都坐不下来。他的夫人照君女士只好找了个救生圈，吹足了气，给他当椅子。

“那还译不译？”

“译啊，当时只有毛泽东著作可以翻译，不但毛主席诗词，我连那些传抄的都翻译了。”

“挨打了还继续译呀？”

“唉呀，闲着更难受。”

“你几乎每天一个灵感”

1998年暮春，德国艺术家组成的交响乐团来京演出，演奏了著名作曲家马勒的《大地之歌》。乐曲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名为《寒秋孤影》和《青春》，特意注明是根据中国唐诗创作而成的。

据报载，当时现场听众中不乏专家，都没有辨别出这两章到底来自哪首诗。其后各种文化类报纸都先后刊发了这两章德文还原成的中文，同时刊发的，还有李岚清副总理的指示：“一定要尽快把德国艺术家演奏的两首唐诗搞清楚。”

《大地之歌》中的唐诗，是先由法国女作家戈谢译成法文，编入《玉书》，再由德国作家哈依曼从法文转译成德文。现在又由德文译回中文，情境几多转换，文字扑朔迷离。《寒秋孤影》中“蓝色的秋雾弥漫在湖面上，青草叶上覆盖着严霜”，“我已困倦、灯已熄灭、诱我入眠”等句子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多方推测考据，被媒体喻为20世纪的“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遇到了许渊冲。

据《文汇读书周报》当时的报道，《寒秋孤影》作者的德文歌词署名是Tschang Tsi,“许君一看就说：‘这是张继。’”他随即找出戈谢的《玉书》进行中法文比照，再按照这位印象派女诗人惯用的“拆字法”逐一分析诗中句子，终于找到了这两个章节的原型——《寒秋孤影》是张继的《枫桥夜泊》，《青春》是李白的《客中行》。

批评许渊冲自负的韩石山在同篇文章中提及此事，说，“这是要真功夫的。”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许渊冲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翻译为英法韵文。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既要工整押韵，又要境界全出，古典诗词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译后的英法韵文中也要有比喻、借代、拟人、对仗，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唯恐糟蹋中国文化的好东西。他的老同学杨振宁说，“他特别尽力使译出的诗句富有音韵美和节奏感。从本质上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好的事，但他并没有打退堂鼓。”

杜甫《登高》里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曾被著名诗人余光中看做无法翻译的诗句。“无边落木，‘木’后是‘萧萧’，是草字头，草也算木；不尽长江，‘江’后是‘滚滚’，也是三点水。这种字形，视觉上的冲击，无论你是怎样的翻译高手都没有办法的。”这句诗的翻译问题很典型，基本可以管窥在不同文化之间传达意境的难度。

余先生大概不知道，其时这句诗已经有“高手”翻译过了，而且还不止一个人。“萧萧下”是著名诗人卞之琳翻译的，三个字被译成“shower by shower(一阵又一阵、纷纷洒落)”；而其余部分是他的学生许渊冲完成的，以“hour after hour（时时刻刻）”结尾，和卞译合辙押韵、珠联璧合。

无边落木萧萧下：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不尽长江滚滚来：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草字头”用重复sh(sheds,shower)的译法，“三点水”则用重复r(river,rolls)的译法。音义双绝，闻者称美。

翻译《西厢记》是个大工程。这部被金圣叹称为“天地妙文”的奇书包罗了中国式戏剧的各种特点：铺垫、曲笔、借代、隐喻，仅杂糅在其中的各种元代俚语就够让翻译家挠头了。简单一例，张生初见莺莺，便大喊了一声“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什么是“业冤”，怎么解“风流”，如何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读者读懂这些？

许渊冲的翻译是：Who is there if not the beauty who has sown love seed in my heart for five hundred long years!（那不是她么——五百年前在我心中播下爱情种子的美人。)

《借厢》一折中，张生描述莺莺相貌：“下面是翠裙鸳绣金莲小，上边是红袖鸾销玉笋长。”一句中两个借代——“金莲”和“玉笋”，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直译过去就会韵味尽失。许渊冲在英文中找到了同样有文化特色的词汇“lily-like（百合花般的）”来对应“金莲”，用“taper（逐渐尖细的）来描摹“玉笋”,真就以韵文译韵文，以特色对特色。

他对译文近乎苛刻的要求，同样体现在对目前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在《麦克白》第二幕的第三场，一位看门人半夜听到有人敲门，便以讽刺的意味说，原来是“English tailor（英国裁缝）”来“roast goose（烤鹅）”。字对字翻译出来，让汉语读者不知所云，于是此前卞之琳和朱生豪先生的译本都采取了“烤鹅”的引申义——“烧红烙铁（熨衣服）”，以便和裁缝的意向统一起来。

“其实还有一个意思，”许渊冲说，“是偷情、打得火热，这个解释更幽默，更有讽刺意味。”在他的译本中，最终选择了用“偷鸡摸狗”来翻译“烤鹅”，“原来也考虑用‘偷香窃玉’，但太文了，不符合这一场的情景。更何况，鸡和狗的词汇在形式上也更接近‘鹅’。”点滴不漏地还原作品所呈现的社会文化情境，是许渊冲对翻译的一贯要求。

作为中国唯一能在古典诗词和英法韵文之间进行互译的专家，迄今为止，许渊冲的著作已超过150本，涵盖了汉英、英汉、汉法、法汉四种类型。老同学杨振宁对他笑言，“你几乎每天一个灵感，我多年才有一个。”

“翻译改变世界”

事实上，30年来许渊冲面临的非议和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

和翻译家赵瑞蕻同译《红与黑》。赵翻译成“我喜欢树荫”，他翻译成“大树底下好乘凉”；赵赞成“市长夫人去世了”的直白，他喜欢“魂归离恨天”的婉曲。

和另一位翻译家王佐良讨论瓦雷里的诗《风灵》。对这首形容灵感来无影去无踪的小诗，王佐良推崇的翻译是“无影也无踪，换内衣露胸，两件一刹那。”许渊冲的翻译是“无影也无踪，更衣一刹那，隐约见酥胸。”他的看法是：“若用‘胸部’，既可指男也可指女，一点也不美。”

赵瑞蕻批评他：“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加了许多不该加进去的东西。”王佐良则认为“酥胸”的译法是鸳鸯蝴蝶派，是应该特别避免的。许渊冲则大声反驳：一切景语皆情语，要的是文学翻译不是文字翻译。

这些争论都围绕着翻译的“真”与“美”、“神似”与“形似”的问题展开，实际上已经触及中国翻译界的核心问题。在翻译理论上，许渊冲坚信自己的标准，认为文学翻译要传情达意，“达意”是求真，是低标准；“传情”是求美，是高标准。围绕着这个理论，他还分别与社科院的江枫教授、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复旦大学的陆谷孙教授进行过论战。这几次论战都很“火爆”，有的甚至称得上“剑拔弩张”。据说，王佐良先生当时真的动了气，表示不再在刊载论战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可是没过几年，两个翻译家在某讨论会上见面了，许渊冲没事人一般拿着自己的新书送他，请他斧正。王先生无奈地笑说，“你以后少批评我两句就行了。”

还有一种非议是针对他的性格的。他在回忆录中大大方方罗列出了国内外对他的各种赞誉；在散文自选集里称“三美”“三化”理论达到了西方对等论无法达到的高度；在《唐诗三百首》的序言中写道：“中国人英译的《楚辞》，有的美国学者说是当算英美文学里的高峰；中国人英译的《西厢记》，有的英国出版社说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而这个中国人就是本书的英译者。”这些话完全不按中国式谦虚的套路出牌，难免让没接触过他本人的读者感觉“自大”。

当然也有很多读者喜欢这种“直性”：“自我彰扬比之窃窃自喜，更显光明啊。”

这只说中了一个方面。在交往中，我的感觉是，他真诚地认为每个人肩上都扛着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旗，每个人脚下都是通向世界的路途。他在“文革”中曾饱受苦难，但后来仍然庆幸自己没留在国外，因为“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

他的话题老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里面充满着对民族文化的骄傲：

“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很不够，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啊，世界独一。”

“我们中国人要知道自己的价值，我们现在文化上正处在一个类似于‘文艺复兴’的时期，不要妄自菲薄。”

也充满着对民族文化不能成为世界主流的焦虑：

“美国说我们没有民主，我说民主有两种。他们的民主重视‘民治’，我们的民主重视‘民享’，为什么说我们不民主？”

“在文化上外国人不理解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也理解错了外国人，我们现在要把真东西拿出来，纠正这两重错误。”

老同学何兆武谈起他这种“民族情怀”时说，“我们那一代人，曾面临过亡国灭种的危机，所以个人理想总是和国家理想一致。”这大概是后来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完全理解的。

在“杰出文学翻译奖”的颁奖辞中，国际译联评奖委员会这样写道：“我们所处的国际化环境需要富有成效的交流，许渊冲教授一直致力于为使用汉语、英语和法语的人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他没有在柏林亲耳听到这句话，却与这句话心有戚戚，“中西方的思维习惯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但翻译改变世界”。（刘文嘉）

转自《博览群书》2014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