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淑玲

　　《吴宓与陈寅恪》1992年曾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恰逢陈寅恪诞辰一百周年、吴宓诞辰九十六周年。作者感佩父亲吴宓与陈寅恪对文化的共同坚守与热爱，感佩两位相知一生的莫逆好友深挚友谊，留下了这份纪念。这本书“像出土文物一样，令人惊喜”，给读者提供了当时未及多见的研究资料，也给中国文化的传承留下了样板。此书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成为日后备受关注的吴宓和陈寅恪研究的预热和铺垫。20多年过去了，2014年9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但这次并不是再版。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增补了近20万字。虽曰增补，实际重写，《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极大地丰富了原有内容，生动展现了曲折发展的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也使吴宓与陈寅恪的历史形象更加鲜明，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这两位文化奇人的坎坷一生，以及20世纪中国社会饱经忧患的历史。

　　这本书写出了吴宓与陈寅恪相同的情怀，不同的风貌。读罢此书，掩卷长思，眼前挥之不去的是“为师者吴宓”那特异的风采。吴宓有天赋的热情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从教一生，耕耘八方，桃李满天下，留下了专注执着、一身傲骨的教授身影。

　　吴宓对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导师、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非常推崇。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的基本信念就是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站在世界文化汇通的高度，看到只有文化才能使世界联为一体，形成我们谓之智慧的东西，教学就是要传授这种智慧。所以吴宓终生实践着融汇综合，贯通中西古今文化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他为师50年的教授生涯，从教多所大学，教授过多门课程，培养了无数学生，上述理念是贯彻始终的。

　　讲台上挥洒智慧和才情

　　1921年，吴宓从哈佛大学毕业，放弃继续攻读学位，回国赶赴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在南京任教的三年，吴宓初任英语系主任，后任教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系，讲授“英国文学史”等课程。彼时吴宓年轻蓬勃，在哈佛留学练就的纯正英文流利、畅达。讲授深入系统趣味横生，使学生大开眼界，深受欢迎。授课之余还编辑着那份至今仍在中国文化史上被后人称颂的《学衡》杂志。日后，他总结自己初登讲坛的教学生涯也颇感欣慰：“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

　　吴宓在东南大学的授课，也折服了一个叫梁实秋的人。梁实秋当时在清华就读，到东南大学游览、参观并听课，回校之后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盛赞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尤其对吴宓的授课风格极尽推崇，并感叹“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哉！”

　　此时适逢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清华大学的转折时期。1925年初，吴宓应母校清华召唤受命前往，主持筹建清华学校研究院（通称国学研究院），任研究院筹备处主任。

　　筹建并主持国学研究院，是吴宓从教一生最辉煌的成就，他的才能和识见在这里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1925年6月，吴宓执礼躬身聘来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任研究院四大导师。其中陈寅恪先生就是吴宓向曹云祥校长力荐而聘的。他写就《研究院缘起》，主持拟定了《研究院章程》，明确规定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并为研究院的各项工作树立航标，对研究院的组织、科目、教授及讲师、学员及研究方法等等做出细致规定，直至他离开以后也一直在贯彻执行。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文化巨子，都是博汇古今的通才。很多学生离校之后还赋诗追怀当年研究院的学风与盛况，叹曰：“门墙跻列问奇字，龙象一时尽大儒”。

　　1926年吴宓又受命代理清华西洋文学系主任。他参考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针对我国情况，制定出完整的课程设置计划，也成为后来全国多所高校外文系的参考样板。几十年之后，当年的学生李赋宁感慨地追述：“吴宓主张外文系的学生不应以掌握西方语言文字为满足，还应了解西洋文化精神，享受西方文化思想的潮流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清华）外文系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与他的思想感染也有关系。”

　　清华十年，吴宓年富力强，挥洒出他的智慧和才情。开设了多门课程，培养了众多学生。也与陈寅恪等师友往来唱和，度过了人生的黄金时期。

　　倾尽全力 授业解惑

　　1937年，吴宓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南下长沙。在远离北平的南岳山上为学生们讲授“欧洲古代文学”等课程。1938年，临时大学奉令迁往云南昆明。吴宓也辗转香港来到云南。

　　西南联大艰苦的教学环境并没有消磨掉吴宓教书的热情。他在联大讲授“文学与人生”、“世界文学史纲”，是联大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学生说“我们听他讲课，不仅学到知识，而且提高了思想境界，升华了感情。”多雨的云南经常使室中积水淹没床脚，物资匮乏，资料难求，经常遭遇飞机轰炸，但师生论究学术的劲头不减。

　　1942年，吴宓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首批（西洋文学）部聘教授。部聘教授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两兄齐列，实宓之大幸已！”

　　吴宓坚持抗战中更应保持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他把在哈佛就认定、在清华实行的人文主义教学理念带到了联大，认为战时联大更需要培养博雅之士，文化上保有自己的传统，才能与世界文化共振，也才能抵抗民族灾难。他讲授的内容更加广泛，欧洲之外，还涉及北美、俄国、东欧，以及印度、波斯、日本等国文学。让学生打开视野，瞭望世界，在了解世界文明的远古与未来中建立自己的传统文化信念。他的理念和思想与当时联大另一些教授颇有冲突。他们对民族国家出路、战局发展前途，希望虽同，看法却不一。抗战后期，吴宓遗憾联大外文系成为战地服务团的附庸，看不惯有教员在联大授课草草，课卷不阅，不与学生交流，系务也完全废弛；他为刘文典教授被解聘不平，和闻一多、梅贻琦意见明确不同，痛感清华大学所具有的学术、学风自由传统，在西南联大已经转为非学术性的含义了……

　　1944年，吴宓得悉知友陈寅恪从香港脱险归来，经过在广西的一段调养到成都复原的燕京大学任教。立即申请休假赴蓉讲学，追陪多年亦师亦友的知友陈寅恪兄。虽然路途遥远，但他没有听从梅校长建议乘昆渝直航飞机，而是一路赶乘军车、邮车，由黔入川，访贵大、浙大、复旦、中央大学，为所到之处的年轻学子讲学授业。到成都之后，吴宓为燕大和川大的学生授课，倾尽全力授业解惑……

　　一代名师 就此沉落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结束。吴宓未随清华复员回京。而应知友刘永济之邀到武汉大学，就任外文系主任。武大任教期间，吴宓曾分别赴西安西北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讲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礼遇。1949年4月，吴宓由武昌西飞四川，抱着保存发扬中国文化的目的，到成都王恩洋创办的东方文教学院和北碚梁漱溟所办的勉仁文学院讲学，并兼在私立相辉学院任教，随后，又兼任国立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吴宓没有听从当局的调配、友生的劝说，宁肯留居远离政治中心的西南。院系调整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外文系教授，是全国高校最早开设“世界文学史”课程者。1953年，西南师院外文系改为俄语系，吴宓改任历史系教授兼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世界古代史”。

　　吴宓历经思想改造、文字改革、反右、大跃进、社教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受尽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他清醒地看到教授已不易充当，未来将会陷于置身无地，偷生乏术之地，无处诉说内心极度的疲倦和悲凉。此时，吴宓再也没有机会重拾教鞭，回到他耕耘50余载的讲坛。一代名师，就此沉落。

　　《吴宓与陈寅恪》记载了“为师者吴宓”遍布大半个中国的从教历程，也展示了他对文化的敬重与传承。一身傲骨、两袖清风的吴宓教授，培养的博雅之士，已经如种子播撒在大地上。

　　（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自《北京青年报》2014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