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世襄和陈梦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相识，当时新婚的陈梦家夫妇住在王世襄家的园子里。王世襄一直说陈梦家是自己明清家具收藏的启蒙者，王世襄说自己买的家具和陈梦家没法比，自己买的是边边角角，不成系列，陈梦家买家具是一堂一堂地凑，大到八仙桌画案，小到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

朋友们

1998年春天，赵萝蕤去世后不久，她和陈梦家的信件和资料都流向了潘家园旧货市场。业余潜心于名人信札收藏的方继孝就在那时候收集了陈梦家夫妇与友人的上千封通信，其通信对象几乎涵盖了上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学者。“我研究陈梦家的信件有10年光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行我素。虽然广泛交友，但是交得很深的朋友不多。他看得上的都是泰斗级的人物，往往有点孤立的意思。”方继孝说。

1947年9月，陈梦家带着成堆的文献资料回国时，“身上只剩10元，还要借垫付税”。这里的税款是指他要为超重的文献书籍补税。所幸之前他先取道香港，去找开药店的二哥陈梦士，二哥赠他港币40元（他用了买了一件羊毛衬衣，理发），国币100万。一到上海，他就去拜见时任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的査阜西，请他为自己购置一张从上海回北京的机票。

1947年，陈梦家（左）、赵萝蕤夫妇与赵景德在美国合影

査阜西是在陈梦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好朋友之一，在陈梦家被划成右派后，仍然和他保持书信往来。陈梦家被发配到山海关和洛阳种树时，査阜西夫妇还多次去照顾犯癔症的赵萝蕤。另两位和陈梦家保持终身友谊的朋友是冯友兰和吴有训。

在西南联大时期，他们的友谊即为贫困和战争所奠定。位于昆明北郊的龙头镇龙头村，陈梦家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两家就住在一栋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任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也住在附近。他们的邻居里还有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梁思成，梅贻琦、汤用彤、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傅斯年和李济领导的“史语所”也在昆明停留了两年，后来才转去李庄。

战争中的患难和家国情怀使这些学者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当时还亲自为周培源的夫人接生；冯友兰和陈梦家更是经常偕行，步行20公里去昆明城里上课；而当时在昆明任滇缅铁路工程局材料副处长的査阜西和妻子徐问铮，会定期举办古琴和昆曲聚会。

西南联大的6年，亦见证了陈梦家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古文字学家的过程。1911年，陈梦家出生在浙江上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陈金镛是中国基督教最早的开拓者。1931年陈梦家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同年就出版了《梦家诗集》，一跃成为新月派的中坚力量。这一年12月，陈梦家奔赴第一次淞沪战争前线。1932年在青岛，他记录下了前线的情景——“在蕴藻滨的战场上/雪花一行行涧着新鬼的坟墓间，/开在雪泥/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作的几首新诗之一。

陈梦家发现闻一多不仅颇具诗才，更是精通金石学、书法、楚辞和考古。闻一多不仅教会了陈梦家新诗格律，更让陈梦家重新确立了新的学术志趣。1932年，闻一多北上清华，而陈梦家同年底也到了北京，在闻一多的建议和父亲旧友司徒雷登推荐下，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短期学习，也是这一时期，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燕京大学校花赵萝蕤，而未来的岳父赵紫宸此时任燕京宗教学院的院长。

当时燕京国文系拥有无可匹敌的师资力量：容庚、陆侃如、陆志韦、梅贻宝……陈梦家的兴趣逐渐变得聚焦：他意识到自己不只是想成为一名牧师，因而由“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学，由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而转入古史的研究”。陈梦家还旁听过钱穆主讲上古先秦史，在钱穆的记忆里，当时的陈梦家已是“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

西南联大时期的陈梦家维持了他广泛的交友网络，尽管战事胶着，他还是定期让在浙江德清避难的岳父赵紫宸给他们寄去上好的茶叶和龙井。这些物品在贫瘠年代成为共享的奢侈品。当时他和冯友兰住一起的时候，冯家来了客人他都会让赵萝蕤送去香烟茶叶……到后来闻一多、冯友兰、吴有训的朋友也都成了他的朋友。这些丰沛的友谊让陈梦家得以在不同领域之间穿梭自如。正是在费正清和金岳霖的举荐下，陈梦家和赵萝蕤才有机会获得燕京学社的资助去美国访学。

一个人的朝圣

芝加哥大学访学一年期限结束后，陈梦家给他留在西南联大的旧友冯友兰去信，试图向清华大学申请一年的休假：“……今年哈佛燕京社赞助梦编制《全美中国青铜器》之计划，原以印刷需费甚巨，而收集材料有美国学术机关合作较为方便，故除由该社担任印刷外，仅略补助旅费及购取书籍之费，并不计薪水在此……梦之请求休假，系欲学校发给生活费用，俾得留美一年。在此期间，除收集材料外并加整理研究，明秋即可返校。以上经过尚祈先生转商一多先生，再向学校申请。”

陈梦家向冯友兰设想了自己的计划：除了继续学习考古学，还将寻访全美40多家藏有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系统性编一册青铜器图录。写这封信前不久，他向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申请续聘一年的提议未被批准，而哈佛燕京学社只能承担他编制《全美中国青铜器》一书的印刷、旅费和书籍费用。

据收藏家方继孝先生考证，在给冯友兰的正式信件里，陈梦家将“以上经过尚祈先生转商一多先生，再向学校申请”这句删去，而冯友兰和梅贻琦商谈的结果也并不尽如人意：陈梦家才成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时期）国文系正教授一年，无法享受清华大学“宽松休假制度”。这也意味着，1945年7月到1946年7月，甚至是再往后的日子，他将陷入困窘。

但34岁的陈梦家矢志要完成这项计划，他在学术上已经展现了充分的韧性，每次选定一个课题都会心无旁骛沉潜研究几年。他继续频繁地给友人写信获取帮助。在求助的名单里，有他还是新月派诗人时就认识的胡适，胡适为他寄来傅斯年等人在李庄编著的《六同别录》和“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新出的《殷历谱》；当时驻英国的使节陈源帮助陈梦家解决了去英国的障碍；汉学家高本汉热心帮他联络了欧洲各大博物馆；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决定支持陈梦家的计划，“照片费用参考用书等可由北平馆担任，不必列入预算”，这解决了昂贵的拍摄、翻印费用——因为陈梦家当时需要拍摄B5大小的照片，而且按计划他将会拍摄上千张。

抗战甫一胜利，朱自清即去信陈梦家，“解释有关教师休假、在美津贴数额和清华何时返回北平的问题”。信里还提到他的老师“闻一多先生已将胡须剃去。闻一多先生抗战爆发即开始蓄须，发誓不到抗战胜利之日绝不剃须”。

此时陈梦家的学术旨趣开始和热心学运的恩师闻一多渐行渐远，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欧美的青铜器铭文和断代研究——在美国的第二年，他开始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但他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赵萝蕤后来回忆说。陈梦家还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巍说：“陈梦家去美国的前后，他的学术体系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的特点之一就是系统化。比如研究甲骨文或者青铜器，有哪些重要的材料，以往的研究到了什么水平，有哪些问题现在要去推进。他的书等于是一个学术指南，比较符合西方考古学界的思维方式。”

陈梦家研究计划得以顺利完成，还和文物商人卢芹斋（C.T.Loo）的鼎力帮助相关——此人生于浙江，曾跟随南浔张静江一家多年，后来去美国专门经营中国古物，他最为“恶名昭彰”的历史是将唐太宗陵寝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盗卖至美国。

在卢芹斋位于纽约东五十七街的办公室里，陈梦家和他用浙江方言沟通甚欢。此后两年里，陈梦家从卢芹斋的通讯卡片中寻到所有私人收藏家的地址和所藏的铜器；由卢芹斋出售铜器的底本上寻到所有博物馆的收藏；卢的照相底片中也让他得到千数以上的铜器照片。

在美国3年，陈梦家亲手测量、记录铭文的青铜器不下两千件。此前日本人梅原末治编写的《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七册（1933～1935）也只辑录了250件青铜器。更重要的是，陈梦家显示出了自己在青铜器断代、分类、铭文研究上注重索引体系、同时与考古材料对照研究的特点，这和此前注重训诂考据题跋的金石学学问相比，具备了更宽阔的现代意识。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艺术史系教授、国际知名的东亚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对陈梦家在考古学界的地位很是推崇：“在哈佛的时候，我的老师张光直先生很欣赏陈先生的基本思路，他也一直引用《殷墟卜辞综述》，那是一本经典之作，我们大家都用的参考书……他作诗的经验影响了他对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当宏观的视角。”

1946年夏天，去美国访学的冯友兰为陈梦家带去了梅贻琦新签署的聘书。次年8月，陈梦家从纽约飞往欧洲，临行之际他向卢芹斋告别，希望后者对自己回清华筹备博物馆有所帮助，后者也同意捐献几件铜器。陈一眼就选中了卢的收藏里那件编号a714的“命瓜壶”（后改名为嗣子壶，现为一级文物存放于国家博物馆），至于他如何打动老谋深算的卢芹斋今人很难得知。

方继孝说：“他后来在信件里对赵萝蕤提到一些当时的细节，卢说自己对祖国有愧，不愿意见国人。陈梦家说你要取得人民、国民政府谅解，不让别人觉得你是坏人，就捐献一样东西给国家。”

胜因院12号

在陈梦家回到清华大学时，清华中文系的氛围整体已经“左倾”。私底下，在陈梦家的眼里，除了朱自清还算是学问家外，李广田、吴晗等人的政治激情都盖过了他们的学术造诣。而冯友兰也要到1948年下半年才回国。这段时间，陈梦家的精神相对而言是比较寂寞的，他的性情依然对政治很冷淡，这在客观上迫使他将精力投向清华文物陈列室的筹备。

在美国的时候，陈梦家就曾代替邓以蛰，和梁思成、冯友兰一道参加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学术”会议，那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的铜器、绘画和建筑。陈梦家有感于“数年来古物流出甚巨，然国内的大学没有专业的美术系”，便向梅贻琦校长申请在清华成立一个文物陈列室，“要以中国美术作意历史的研究，偏重各种不同的美术品的时代上的发展以及地域上的特征”。1947年11月，清华大学决议“筹设文物陈列室以作大学文物馆的基础。第一步为利用校中购书特款，移作购买古物”。梅贻琦委任陈梦家为筹委会的主任。

陈梦家带着这些专款，在北平物色各样古物。当时解放军已经从东北逼近北平，很多清朝和民国的遗老遗少都准备撤退，陈梦家趁机经常上袁世香（袁世凯妹妹）和其他大户人家的府上去购买私藏的古董。

他的心还一直牵系着那件嗣子壶，因为卢芹斋迟迟未将嗣子壶递出关，陈梦家几次催赵萝蕤到卢吴公司当面去催卢芹斋。“嗣子壶的事情他曾在第一时间通报过梅贻琦，陈梦家此时应该感觉到压力，想将这件事情办成。”方继孝说。

陈梦家对嗣子壶回归的执著，根植于他对古物应为国家持有保存的信仰。在考古学家看来，民间对古物的盗卖、流通和收藏，极大损害了文物的出土信息，这是科学考古所依赖的关键材料。50年代之后他一度在报刊上呼吁私人文物的捐赠，“以古物为货币之弊，尚不止于流散。作为与不当的修补皆因此而起，使古物本身价值大受损害”。他还天真地建议京城的古董商改行，从事“装饰品与手工艺品的出口以争取外汇，而保存没落中的手工艺”。

陈梦家独自搬到清华大学分配给他的胜因院12号，那是一处屋内空空的两室一厅。邻居有金岳霖、陈寅恪、浦江清等人。这一时期，他得以一边为清华购置文物，一边为他和萝蕤的家逐步添置家具。据方继孝统计，在和赵萝蕤近20年的通信中，陈梦家有不下数百次提到购置古代家具的细节：

“与吴（晗）、朱（自清）、潘（光旦）入城，先至西湖营买宫衣十余件。次至尊古斋同吃饭，买古物四千万。我自己买紫檀笔筒一个、小瓷碗四个。”（1948年2月3日）

“今日一早入城，刘仁政在青年会门口等我，一同逛私宅、隆福寺、东四、天桥北大街等小市访硬木家具，奔走到晚，中间到振德兴看绣衣，甚可观。今日买到大明紫檀大琴桌（如画桌，而无屉，伍佰三十万），两半月形红木小圆矮桌（作咖啡桌用，伍拾伍万），长方小茶几（花梨木，二十伍万），长条琴桌板（需配两茶几作腿，板六十伍万）……琴桌、琴桌板均在小器作修理，两星期后一切由振德兴雇车运来。此外又订好紫檀的八仙桌和小琴桌各一，约需三百万，托一人去办，我星期四（后天）再入城与刘跑一跑，非常费劲，然亦有趣。各物若合美金非常便宜。”（1948年11月8日）

方继孝回忆道，2005年左右，他拜访王世襄老人时，提起陈梦家的早逝，王世襄连声说了好几句“可惜”，一直说陈梦家是自己明清家具收藏的启蒙者。王世襄说自己买的家具和陈梦家的没法比，自己买的是边边角角，不成系列，陈梦家买家具是一堂一堂地凑，大到八仙桌画案，小到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

王世襄和陈梦家早在30年代即相识，当时新婚的陈梦家夫妇住在王世襄家的园子里，王世襄彼时仍公子气盛，夜半会和友人牵几条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

在王世襄眼里，陈梦家无论是行事坐卧，还是抽烟喝茶，都非常气派——他一直抽锡纸包的大前门，永远喝龙井。每次走进古玩店，商人对他永远毕恭毕敬，当时还没有建立自身收藏体系的王世襄则往往备受冷落。陈梦家也能对每样古物的来龙去脉进行品评，也会将自己的好烟分给古董商。某些拼接的伪造家具，陈梦家也能一眼辨别出。此外，陈梦家也善绘画，三下两下就能描摹出一件器物应该的样子，告诉古董商某样东西为何属于清朝而非明朝。

陈梦家所选择的家具字画往往都为清华同事所赞赏。故邓以蛰、梅贻琦等经常拜托陈梦家进城代购家具，据他的日记和信件显示，他为梅贻琦家里购置了一只吃饭用的红木方桌，梅贻琦很是满意。邓以蛰虽是美学大家，也羡慕陈梦家收藏的字画，曾将陈梦家的一幅字画借回家去挂，并将自己的一幅送到胜因院12号作为置换。在给赵萝蕤的信中，性情真挚率直的陈梦家还如是抱怨：“邓某所借字画，旁挂陈介祺字十分不称。邓的画太差，叫人挂也不是，不挂也不是。”

陈梦家逐渐在北京的古董商那里建立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声誉，但古董文物商不断地向他兜售，他逐渐为之所苦，这些烦恼也会在信里如实转达给妻子：“连日为书商、古董儿子们包围，古董客常有欺骗不实之处，尤令人可恨，我已渐渐灰心……常念你快快回来。”“琉璃厂的古董鬼天天骑着自行车找我，我又买了小铜铃、商石盘残片一……舞俑5个、小盘和一组镜头，宋彩瓷等等，共费三四百万（合现在三四百块），未付清。”

另一个烦恼是他在经济上的拮据，因为在收藏上往往一掷千金，他不时会向岳母、四妹夫刘仁政（著名商人，拥有振德兴商行）借款，后来很多时候都是发了薪水，第一时间要还清欠款。

尽管如此，他从未停止照顾师友的困窘，虽然在信件里只是寥寥几笔：当时陈寅恪带着三个女儿住在胜因院，冬天也买不起棉鞋，陈梦家将陈寅恪喊到家里，说有一双棉鞋自己穿略小，让陈公试穿。那双鞋陈寅恪也偏大，但是穿着在屋子里走了几圈，连声说了几句舒服，“虽然鞋子偏大但也没说不要”。某日在路上遇到闻一多的遗孀诉说艰辛，他当即将刚领的一笔俸禄赠予她。

他对家具的热爱伴随他直到生命终结。1956年，陈梦家用自己撰写《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购置了钱粮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那原先是王世襄舅父的房产。陈梦家经常委托勤快敏捷的王世襄将自己购买的家具送去小器作抛光修理，再加上那几年的耳濡目染，王世襄也逐渐窥得古典家具的堂奥。在《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的序言里，他回顾自己和陈梦家的趣事：

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方继孝还记得自己和王世襄讨论起有人断言陈梦家“小气”的评语，王先生正声说：“你也是搞收藏的，你吝啬吗？你买东西时不吝啬，真让你请人吃饭你吝啬吗？”意思是做收藏的人将大部分资财都放在收藏上了，自然在人情支出上有所迟疑。

陈梦家给赵萝蕤的信件也佐证了当时的生活状态：有一天他的学生陈公柔登门拜访，过午还没有走，陈梦家身上并没有余钱，两人只好将前日冯友兰来吃饭时留下的剩饭热了热。

考古所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王府井大街的北端，毗邻中国美术馆和隆福寺。这是陈梦家生前最后工作的地方。1952到1966年，他于此确立了作为考古学大家的身份——在甲骨学方面，他写了《甲骨断代学》四编，以后又编著了《殷墟卜辞综述》；铜器研究方面，有《殷代铜器》、《西周铜器断代》6篇、《寿县蔡侯墓铜器》、《宜侯矢簋和它的意义》；关于年代学的著作则有《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六国纪年》。

我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六楼的办公室拜访了陈梦家的学生张长寿，近50年后，他还清晰记得陈梦家朝北办公室的布置，以及正月初一去钱粮胡同拜年，陈梦家还在伏案工作的情景。快离开时，他递给我用文件夹细心整理好的一摞书稿，那是《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著作《甲骨文》里所有涉及陈梦家的章节。85岁的张长寿指了指书稿对我缓慢地说：“这里面的故事基本属实。”

他所指的故事，是陈梦家被压缩的最后15年——1952年院校合并，陈梦家被调到考古所。1956年他被定义成右派，陆续被发配到洛阳、兰州等地，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发表文章的权利。1966年9月2日，他趁红卫兵不注意第二次自杀成功，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我最后的一天。”他的骨灰和这本日记后来都下落不明。

陈梦家去世后，赵萝蕤带着他们收藏的家具字画回到了美术馆后街赵紫宸购置的一套四合院内，和弟弟赵景心住在一起，多年为精神疾病困扰，但还是在寂寞光阴里翻译出惠特曼的《草叶集》。尽管陈梦家生前曾要求将自身收藏捐给上海博物馆，赵景心夫妇后来将其中的26件家具以1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了上博，这些家具得以和王世襄捐赠的明清家具成为上博的重要藏品。

已故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最后一次见到陈梦家是在1963年，那时陈梦家刚刚摘掉“右派”的帽子，“变得话不太多”。马承源在陈家看到一把刻着“寿”字的黄色檀木椅，便知道那些家具的分量。“他（陈梦家）第一次跟我说，要把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他很担心它们的安危。他没有特别说，他怕的是政治上的麻烦。但是我知道，任何收藏家都会想拥有那些东西的。”

在钱粮胡同的家里，一大一小两书桌成了他的书桌，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稿本资料。完成一个课题完成，即撤去所有资料，换上新一轮资料。关于陈梦家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韩巍总结：“他的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材料为中心。他研究一个领域，总能将其中涉及的重大历史问题点出来，有一个整体的角度。比如他去研究汉简，此前汉简学都是一根一根简考证，但是他尽可能去恢复竹简簿册的原貌，进而去推测烽燧的位置，都尉的治所，还有边防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考古学家王世民先生回忆起自己1956年师从陈梦家求学的情景：“他总是购买两套工具书，一套放家里一套放办公室。他和我们说，做研究不是8小时工作，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的时间都应当用来做学术。晚上去看戏，10点钟散场回家，至少还可以工作两个小时。”

在张长寿的记忆里，即使被打成右派后，陈梦家还是没有放弃戏剧的爱好，已故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公子马彦祥经常给他送来戏票。除了京戏，陈梦家还酷爱昆剧评剧，甚至在报纸上为他喜欢的魏喜奎、新凤霞等演员撰写戏评。

陈梦家的学生周永珍也记得他曾说到希望“老年时再进行中国版画的研究，年岁大了，做些有兴趣的工作”。他的勤奋和高产也给了他相应的回馈：1956年，陈梦家是社科院考古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和徐鸿宝（徐森玉）、曾昭熠、郑宝钧、黄文弼、徐炳昶、裴文中、苏秉齐、尹达、夏鼐和郑振铎齐名。这时的他年轻，精力充沛，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浑然不觉。

1957年陈梦家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慎重一点改革>汉字》，随后他和向达很快成为考古所首批重点批斗对象，王世明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对陈梦家的批判会，主持会议的郑振铎忘记改口，脱口而出“批判陈梦家先生的言论”，王世明作为考古所学员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也忘记改口，说道“揭发陈梦家先生……”

突如其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妻子赵萝蕤、包括岳父赵紫宸都在积极寻求政治上进，曾经文雅的萝蕤也开始对丈夫进行思想改造：“早醒，又和梦家作思想斗争。我告以应不吃屎，不骑马，以此两句作座右铭，不承担未有之罪，但亦不自高自大，骑高头大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1951年陈梦家在国文系的小组会议上一遍遍地检讨自己。

此后反右运动逐渐升级，对他的攻击也转向人身层面：说“他是‘冒牌学者’，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陈梦家之前的一个学生1957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评〈殷墟卜辞综述〉》，让对陈梦家的批判具备了更复杂的政治意味，至今仍是考古学界一段未解的复杂公案。

“有人站出来说话吗？”我问张长寿。

“那是搞运动啊。”张先生平静地说，“这么说吧，《殷墟卜辞综述》，没有比它更好的综述。后来小屯和其他地方出的甲骨，对《殷墟卜辞综述》建立起来的价值增加多少减少多少，或者说动摇多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过一会儿他补充说：“一个人要经历两次那样的运动，怎么吃得消啊。”

可以确定的是，在摘掉“右派”帽子后到他自杀前，陈梦家努力尝试接续自己的学术生命。1963年，他准备撰写《东周铜器断代》，材料也已收集好。王世民还记得，1966年初，“文革”开始前，陈梦家还坦承自己为了研究侯马盟书，将《左传》认认真真读了一遍。“一般人不会对后学这么诚实。”王世民说。

“一个学者要同时具备天赋、眼光、学养、精力、恒心、勤奋这些条件是多么不容易，而自身条件之外，还要有外界机遇、环境的帮助，陈梦家在这些方面可谓得天独厚，这就是他能够成其独一无二之学问，直到今日仍然让许多后辈自愧不如的原因。”韩巍这般总结。

（本文作者：索马里；感谢北大李零教授、陈轩为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文中图片均由方继孝先生授权刊载）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