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马约翰一生最大的愿望是让近代中国社会接受体育乃“教育之王”，竭力想在文化革新、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中植入一条“体育新民”的活泼新路。

“普通人多以为体育只是踢球赛跑，平常说教育救国，而体育不在内，这都不对。体育实在是教育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

2022年5月14日这天，382位同学在清华大学游泳馆里通过了游泳测试，其中217位是应届毕业生。

对于清华学生来说，“无体育，不清华”不仅是一句闻名遐迩的响亮口号，更是实打实的一个刚性规定，无论你是何方学霸，如果体育不达标，就没办法拿到清华大学毕业证。

从清华学堂创办之初就有此定规，就连烽火绵延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生也照常执行。

“游泳一关最难过。”梁实秋在《清华八年》里写自己为了毕业只得“舍命一试”，“脚踏池边猛向池心一扑”，但第一次考试未能通过，只得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连爬带泳”最后总算勉强过关。吴宓则因为跳远不及格，被扣留在校半年，通过后才放他出洋留学。大师中也有不少体育名将，梁思成善于爬绳，还曾获得全校跳高冠军；钱伟长入校时身高不足1米5，通过锻炼成为“清华体育五虎将”之一。

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清华校庆日，体育活动则是每年校庆的重要内容。2022年建校111周年更是热闹非凡，“母校建校111年，西操接力111圈”活动引人瞩目。因为疫情管控，能够进入清华西大操场的学生和校友代表不多，但大量清华校友在线上“云接力”，在世界各地奔跑接力，为母校庆生。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几个大字醒目地立在操场边，这是1957年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提出的倡议，如今已经丰富为“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一个世纪以来，历代清华学子都从运动中受益，而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位体育老师——1914年，他应聘到清华学堂任教，担任体育助教和英文书记，成为清华体育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雕像就立在他生前的办公室窗外，底座上刻着“马约翰教授 体育教育家”。在这个岗位上，他为清华服务了超过50年。1939年，马约翰为清华服务第25年，梅贻琦校长代表清华大学将一只包用50年的金表赠送给他；1964年，他的学生、时任校长蒋南翔为他颁奖，致敬他“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

很多人听说过马约翰的名字，但大多只停留在他的校园体育实践，以及五十年健康工作的传奇。他对体育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深入研究，以及在系统论述和终身实践中生成的丰富体育思想，在实用锦标主义和体育商业化的夹击之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马约翰一生最大的愿望是让近代中国社会接受体育乃“教育之王”，竭力想在文化革新、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中植入一条“体育新民”的活泼新路。

“普通人多以为体育只是踢球赛跑，平常说教育救国，而体育不在内，这都不对。体育实在是教育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在国家民族即将面对长期艰难困苦的1934年冬天，他勉励清华学生积极投身体育锻炼、着力培养团队道德，“有奋斗到底的精神，为社会服务，提高国家地位”，毕业后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能奋斗，有牺牲精神！”

“体育是一门科学。”1950年7月，马约翰在《新体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一文，文章简略介绍了体育与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的关系，指出体育不应该被看成“纯技术的训练”，“科学才是体育的真正基础……一是以科学方法锻炼体格，二是（以身体训练）辅助教育，培养人的优秀品质。”

▲20世纪60年代，马约翰和青年教师一起备课 图/中国文史出版社《回忆马约翰》

“中国需要体育方面的每一件事”

“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的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1926年，马约翰在美国春田学院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体育的迁移价值》（The Transfer Value of Athletics），“现代心理学家已经证明，肌肉同时是智力训练的源泉和媒介。”马约翰通过现代神经科学关于神经元的最新理论，大胆提出体育带给青年人的勇气、坚持、自信心、进取心和决心，可以从运动场“迁移”到一生所有境遇之中，发展为优秀公民的道德品质。而一个社会如果其体育系统有“良好管理”——规避过度商业化和“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锦标主义——整个社会都将从“公正、忠实、自由”的运动家道德中获益。

春田学院（Springfield College）位于马萨诸塞州，创立于1885年，是篮球运动的发源地，迄今仍为世界上最好的体育大学。

马约翰曾两度来这里进修，1919年，他第一次利用假期来此学习，写下了《体育历程十四年》，以亲历者的身份梳理了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过程。

1883年（据马启伟参与编撰的《回忆马约翰》一书中所附生平年表，据清华校史馆资料则为1882年）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的他自小就活泼好动，但对体育一无所知，只是玩水摸鱼、爬墙上树。由于家境贫苦，他13岁才进学堂念书，从圣经里得名“约翰”。1904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1907年改成大学）。学校教学英文和中文并重，但马约翰认为体育也是他所接受到的优良教育内容。

入校第二年，他就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公共田径运动会上获得一英里赛跑第一。这是所有项目中最受关注的一项，起跑线上参赛者达63人之多，“其中有四个日本人和若干欧洲人”，现场有三百多在沪日本人观赛，冲刺阶段“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他和另外一个中国学生最终分获冠亚军，“当我越过那几个日本人时，那些日本观众的喊叫声戛然而止，并发出刺耳的尖叫。”获胜后，他被高高抬起，绕场而行。这是他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国际竞赛对民族精神的激发。多年后，他在《体育精神的迁移》一文中写道，“在体育运动中，一个球队队员常常会感动球队比自己更重要。”这种“忠实”从校内对抗逐步升级到校际、国际时，运动员的“诚实和自我牺牲的品格”可以不断“迁移”——忠于集体、忠于学校、忠于祖国，“当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发生战争时，必然以爱国心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校七年，马约翰一直是学校田径和足球校队主力，当时苏州书院、南洋书院、南京书院和圣约翰书院每年组织两次校际对抗，春季是田径运动会，冬季则是足球冠军赛。马约翰和队友们曾为圣约翰大学七夺校际联赛冠军，“世界上没有其他什么东西比体育比赛更能激发学生对母校真实而巨大的爱了。”

书院间的校际体育交流传到北方，也直接促成了1910年民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辛亥革命后追认）在南京举行，那时候还没有专业体育队，参赛选手基本都来自全国40个中高等院校，马约翰赢得了全国组880码亚军。

马约翰在圣约翰学理科，大学最后一年，他专攻医科。他在此时已经找到了体育科学与医学的交叉研究方向，并在知识上做了相当储备。

“夫过去之中国，病国也，今亦依然，盖其人大抵有病，智识阶级尤多病，或病消沉，或病燥急，或不耐劳苦，或直不堪思索。如此之人，而与国际竞争，可危甚矣！”《大公报》一篇评论中的这段话令他深以为然，他从运动中获益太多，希望能通过体育改善国人体质、塑造国民精神。“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处于一种恐惧和被动的道德教育的钳制和影响之下，致使她的发展停滞而缓慢。结果，人民则过于保守、和平、博爱、文雅、排外和守旧。他们不去试图从事任何带有危险和冒风险的事，而是‘安全行事’。他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没有可能做什么伟大的事。就是由于这种极度的胆怯和退缩的精神状态，妨碍着整个民族的进步。”

他很喜欢学校、喜欢年轻人，但那个时候，中国社会还没有体育观念，“传统的观念认为，子女的孝顺，就是要表现出很注意自己的身体不受损害，而想要避免身体受伤害，就要少做紧张的体育活动。”“所以，一个中国人的性格中，一般总可以用下面几个字眼来表达：文雅、和平、保守、沉默和怯懦。由此可以想象得出，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如何去唤起他们进行体育锻炼呢？任何对体育的要求，都会被认为是粗鲁、有失文雅和野蛮。”

他也找不到一所需要体育教师的学校。“（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窃贼才需要跑得快和跳得高，以逃避追捕。到学校来学习，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文雅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粗鲁的窃贼。”

▲ 图/中国文史出版社《回忆马约翰》

“送出去的不能是东亚病夫”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在一家美国商行担任翻译，并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所夜校任教。业余时间，他还在上海组织中学生的夏令营和露营活动。

这一年4月29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开学，这也是清华校庆定于4月最末一个星期日的由来。清华从创建就注重体育锻炼，1912年成立了体育部，由于学校以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运营，头两任体育部主任都是美国人。

1916年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清华体育馆开始筹建，由美国建筑设计师墨菲设计、泰来洋行施工，至1919年完工，馆内设有当时最先进的健身房、篮球馆、悬空跑道，以及一个室内游泳馆，设施之先进在当时的美国大学也不多见。

“校舍好，英文好，体育好。”清华彼时名声在外，1914年马约翰成功应聘清华，虽然他是名校毕业，且有数年工作经验，但初到清华，他还只能做体育和化学助教。

他先后与舒美科博士和布瑞司这两任体育部主任共事，舒美科毕业于春田学院，马约翰入职后给他做了三年助教，在《体育历程十四年》里，马约翰称赞他是清华体育真正的创建人，“他建立了各种优良的现代化的体育训练体系，这是目前中国别等地方所没有的。第二，他通过由他训练的一支强而常胜的体育代表队，为清华争得了名声。” 第二任体育部主任布瑞司在游泳和器械训练上有专长，马约翰也常就技术和学术向他请教。布瑞司只在清华待了两年，回美国后，他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体育系主任。

马约翰是清华体育部第三任主任，也是做得最久的。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师生被迫南下，在昆明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时，仍由马约翰担任联大体育部主任。

通过体育运动培养青年人的道德品格，是他一生钟爱的工作。清华最开始只招男生，马约翰整队集合的时候，脱口而出的总是一句满是关爱与鼓励的“My Boys!”

▲ 图/中国文史出版社《回忆马约翰》

老清华人过去有个说法，“一年买蜡烛；二年配眼镜；三年买痰盂。”意思是熄灯后秉烛苦读，很快就会近视，而由于营养差运动少，得肺结核的学生也很多。

马约翰给每个学生都建了健康档案，与校医配合，通过普及体育运动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新生初来，即授以应如何睡、吃、沐浴，及行坐姿态，并逐步作各种运动，令学生知道如何当心自己”，几年训练后，学生出校时均知道“如何维护身体，如何努力奋斗”。

他知道在这里念书的都是顶聪明的孩子，那时候每年要送一百个学生赴美留学，他叮嘱他们，“你们将来出国，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

“从我来说，我主要是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成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在操场上总能听到他那句“Fight!Fight!Fight to the finish!”(拼！拼！拼到底！)

“你们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儿，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们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能玩什么。”他对小伙子们说，我们清华送出去的不能是“东亚病夫”，“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

当时的清华留美学生在体育上实力惊人，1919年进入清华的27届毕业生张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老师中，我最怀念的就是马约翰老师。”自幼爱好运动的他经过马约翰的几年指点后进步神速，“1927年初，我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皮巴蒂师范学院赢得了50米自由泳第一名和网球男子单打冠军。”1929年他又拿下威斯康辛大学外国学生网球赛男单冠军，并和另一个中国同学配合，赢得男双桂冠。报纸称他为“远东来的黑马”，“学校把我们的名字和国籍刻在胜利者的大银盾上，悬之高壁。这也可以说是为祖国争了一点光吧。”

▲约1958年，马约翰指导学生练习体操跳跃 图/Fotoe

“体育不是仅为运动会训练一支代表队”

马约翰育有四儿四女，次子马启伟在运动上极有天赋，从小沿着父亲设计的科学途径训练，游泳、冰球、网球、田径、足球无不擅长。

马启伟本科时就读于西南联大，按照父亲的计划，先学生物后学心理，再赴美攻读体育硕士。抗战期间，马启伟曾连续三年夺得全国网球比赛冠军。他是新中国第一支国家女排的主教练、第一套广播体操的示范模特。

马约翰希望他学成后去中学做体育推广，“中学阶段是青年长体格的时期，体育锻炼效果大，你到中学去。这样你在中学搞，我在大学搞，我们就可以串起来，真正地把中国体育事业搞起来。”

但中国校园体育始终没能达到马约翰所期待的蓬勃壮大，马启伟从美国春田学院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后来又担任了北京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院长。中国体育最终没有选择校园体育，而是学习苏联，以专业队的模式建立了一条奥运夺金流水线。

时至今日，尽管体育已经纳入了中考，小区里随处可见突击练习跳绳和跑步的青少年，但体育运动的深入持续开展仍然受到学业挤压，包括体育项目在内的各类兴趣班大多只能抓住小学四年级以下的孩子。初高中普遍缺乏有质量的校级联赛，打通中学与大学的体育系统尚需时日。

2020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未来中国青少年体育教育将遵循“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的原则。绕行半个多世纪后，中国体育再次回到了体育与教育结合的这个关键点上，马约翰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将成为极其宝贵的体育思想资源。

在马约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体育实践中，他的眼光始终超越胜负，锁定在“通过运动进行道德教育，通过比赛建立性格”的教育目标上。

“经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运动保持着教育价值的美好领域，为什么其效果还不是非常令人满意和显著呢？”

他坦率地说，多年以来学校开展运动的方法一直是错误的。为运动会训练一支代表队无疑是有效的，但在马约翰看来，这种方式无法释放体育的内在价值。“如果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对社会有利的道德和性格，必然会产生粗暴、下流和自私的人。教练用粗鲁、专横的手法管理队伍，队中民主的思想自然就很缺乏。”

马启伟生前写过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特别写到马约翰对“公平竞赛”更高层次的认识。他在念大学时拿网球公开赛冠军，除了在比赛中获胜，还要另外接受两三个挑战者的“单挑”。马约翰要求儿子必须让挑战者来挑比赛时间和地点，他向儿子解释说，除去双方在同等规则和同等条件下进行比赛之外，公平竞赛还应该在“双方充分发挥最高水平”的情况下进行对抗，“只有这样的比赛才是最公平的比赛，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民国时期的体育竞赛氛围并不理想，“足球流氓”的行为在民间盛行，以致于有些比赛裁判需要自备防身武器，学校间对阵也常有打架闹事的情况。

“一比赛就打架，打裁判，打运动员，比赛无法进行，造成无结果而散。”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曾经历过一次严重的赛后冲突。由于圣约翰大学客场3比1取胜，南洋大学的学生情绪失控，赛后第二天，两名在南洋大学工作的老师竟然被学生围攻，只因为他们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们的敌意如此强烈而没有道理，这纯粹是因为缺乏体育道德——这种道德被他们的教练员和教员忽视了。”

马约翰主张对体育活动施以“良好管理”，他的构想包括从国家层面设定体育总纲领，为体育教育设定一个正确的目标，他引用了威廉姆斯在《体育的组织和管理》一书中的阐述，“体育的目标应当是给每个人提供一种机会，使他的行动对体格有益，在心理上可以给人鼓舞和满足，在社会上是高尚的。”

马约翰曾在北平以此目标为根基，请来北大、燕大、师大、辅仁、清华等五校的体育老师，成立体育会，围绕着“身体和教育”制定比赛计划，“体育教师教育学生重要的一点是培养学生人格，训练代表队提高运动成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讲究体育道德。”1965年他接受清华校史编写组的采访，回忆起那段时光，十分愉快，“秩序井然，好极了，美极了！北平的这种体育景象，一直继续了很长时间，成功最大。”

他在年轻体育教师中也极有威望，教导他们体育是门科学，做个体育教师并不简单，“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不要一起床，眼睛还迷糊着，脸也不洗就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很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很好的体育风尚。”

▲2022年4月23日，北京，清华大学校友参加“母校建校111年，西操接力111圈”活动 图/视觉中国

活出体育价值的美好见证

1926年完成硕士论文《体育的迁移价值》时，马约翰在论文中写到，尽管当下科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是实证，但他只能基于理论来阐述，因为体育对一个人生命品格的影响需要放在更长更广泛的维度去考量。

1966年，当他走完了一生的道路，他自己和几代清华学子共同活出了体育影响生命的美好见证。

北平解放前，传言四起，高校体育老师都来到他家问接下来该怎么办，“当时特务造谣说，共产党不要体育，也不要老头，老头都要通通杀光。”马约翰对他们说，这些话不要信，“反正你不过是天天教体育，天天教学生，又没有干什么坏事，共产党为什么会杀你？我相信，共产党来了，教育还是会存在的，体育也还是会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一次任主席，曾任国家体委委员，当选了三届人大代表。八十多岁高龄仍然出任新中国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总裁判，被毛主席称赞为“新中国最健康的人”。

无论哪个年代的学生回忆起他，都记得他那一身经典装束，白衬衫、过膝短西裤、长筒白线袜、黄皮鞋，打着领结站在体育场上，冬天也是单衣单裤加一件粗花呢西装而已。

很多清华男生都学他只穿单衣单裤，“马约翰式”洗澡法至今被同学们效法——“用温水冲洗三分种，把汗冲掉，然后打肥皂，再用烫水洗四分钟，最后用冷水冲几秒，大毛巾擦干。美极了！”

睡觉前一刻钟，刷牙洗脸之后，马约翰还有一个特殊程序——“洗眼睛”，意思是对着窗外深呼吸，关上窗之后，什么也不看，安然入眠。

许多老清华人都做到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他们写了很多回忆文章，记录体育在他们一生之中所起到的作用，为马约翰那篇论文附上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案例。

52届毕业生吕云倬说，“您使我从书生型转变为运动型。”他曾站在B25机身下操作，“突然钢丝绳断了，一发千钧之下，我纵身一跃脱险，钻进机身中。正是您的培育使我机智灵敏。”

▲ 图/中国文史出版社《回忆马约翰》

42届毕业生游凌霄特别难忘马约翰先生对清华女生的勉励，“在学校，女同学与男同学一样勤奋读书，一样有不平凡的抱负，但走出校门不久，一些人体质就衰弱了，甚至有人做了母亲没几年就萎靡不振……要保持高尚的节操，要坚定勇敢，以火的激情面对严峻的现实，生命才有意义！”她一直记着马先生的勉励，经常跑步、投篮，初冬天气也坚持洗冷水浴，退休后有了小孙子，也保持着身心年轻，“没有老年人的毛病。我牵着小孙子的手，教他踏步，‘Hop! Hop! Hop, two, three, four, Hop!’马老师的音容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除了运动场上的教导，很多学生和年轻同事难忘马约翰在生活和成长路上的帮助。“爱国就是爱人民，就是人人相爱。”马约翰将忠诚和热爱的运动家的美好人格从赛场迁移到生活的每一个场景下。

古生物学家郝诒纯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是年秋天，去往昆明的陆路已经被阻断，她和一些同学只能从天津走水路南行，在海轮上遇到马约翰先生的夫人和几位子女，“马夫人对我们那些四等舱里的流亡学生十分关顾，我因而得与他们一家相识。”他们一行到香港后，前来接亲属的马约翰带着这批学生一路辗转，最终平安抵达昆明。“马先生教过我体育课，几十年来我无论遇到成功的喜悦，还是受挫折的沮丧，都会记起马先生时常教导我们的：运动员要有大将风度，胜不骄、败不馁，才能够进步。我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在昆明，马约翰失去了自己心爱的长子马启华。马启华因生病缺药又缺乏营养而病逝了。那时的物质条件艰苦到教职员工只能以大头菜炒黄豆芽佐餐，而学生衣衫破烂不整，甚至有学生用麻绳捆着掉了底的皮鞋去上体育课，马约翰知道学生连饭都吃不饱，很难像从前一样要求他们有质量地锻炼。但他仍以积极达观的心态来影响青年学生，家里没有下饭菜，他转身出去跑一圈，回来笑眯眯地坐在餐桌旁，“肚子饿了吃白饭也挺香的。”

艰难时日，他仍然高举体育的力量，想尽办法筹办全市运动会、中美田径对抗赛等大型运动会鼓舞民心，还为流落后方的难民举办义赛，为他们筹集返乡款项。

马约翰写硕士论文时，曾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家约翰博士讨论过，系统的智力训练和体力活动如何塑造一个人，约翰博士将之归结为“有准备性（Readiness）”，约翰博士对他说，“几年以前我曾到过中国，我注意到你们中国人有很强的观察力，但是缺少活动。对于你来说，在这一方面帮助你的人民，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

马约翰自己一生也常受益于这种警觉机敏，自行车是他钟爱一生的交通工具，80岁还笑言要跟清华自行车校队一比高下。在昆明时他曾在两辆失控的马车夹击下跳下自行车脱险，晚年在清华大学他骑车时摔倒，普通老人可能骨折出重大意外，但他咕噜咕噜滚了几下，爬起来，毫发无伤，又骑着自行车走了。

“我自己好比一块被激流冲击的鹅卵石，逐渐被卷入越来越深的水中，时而暂且停留在巨砾旁边，经常去撞击那可怕的礁石；不时地又在松软的沙床上滑动。”在论文里，马约翰曾用一段动情的文字表达自己捍卫体育教育价值的孤独。

（参考资料：《回忆马约翰》，中国文史出版社；马约翰《体育历程十四年》、《体育的迁移价值》、《谈谈我的体育生涯》等；马启伟《我走上从事体育工作的路径》及清华师生的相关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