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学人小传

陈岱孙（1900—1997年）：经济学家、教育家，福建福州人。曾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主任、商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等。

陈岱孙长期投身经济学研究、教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为我国经济学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1995年10月19日，朱镕基在致陈岱孙九十五岁寿辰的贺信中这样写道：“先生年高德劭，学贯中西，授业育人，六十八年如一日，一代宗师，堪称桃李满天下。”

“反对不切实际的一切空谈”

作为经济学工作者，陈岱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认为，经济学可以分为理论与运用两个方面，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理论才有持久生命力。

一方面，陈岱孙非常重视理论学习，他说：“我们宣称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理所当然地是我们的理论基础。”他在《关于经济学学习问题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对《资本论》的学习，有人不太感兴趣，认为能够研究的公式很少，数据也不多。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搞经济学，这个基础理论是不可缺少的。曾经有人提出说我是学世界经济的，是否可以把《资本论》有关世界经济方面的章节挑出来，其它就不念了。这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余毒未除的表现，不可为训。对一个理论体系不能零截细割，各取所需，而一定要把握其整体。”鉴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一些缺乏生活经验的青年人心中不受重视的现象，陈岱孙认为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方法也要改进，强调我们不能以照本宣科地复述经典著作为满足，更不能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歪曲经典作家的原意，偷换自己的自由主义私货。

另一方面，陈岱孙治学非常注重联系实际。他认为，古往今来，与经济学有关的理论，或者经济学本身，应该说是一种致用之学，而不是纸上谈兵。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说史上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把理论经济学看成超脱于一切实际，与经济现实毫无关联的学科；另一种是把经济理论变成从公式到公式的数字游戏，以为可以单凭纯粹的数学推导而使经济学跻入“真正的科学”行列。陈岱孙批评了这两种倾向，认为“经济学应该是致用之学。我们反对不切实际的一切空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反对在我们这一学科中，只谈技术、操作而取消一切学理的相反极端”。但陈岱孙所说的“致用”，决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狭隘的“实用主义”。在1981年撰写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一文中，他对“致用”二字作了十分精辟的解释：“从十六世纪说起，迄于今日，古往今来的所有经济学家或学派的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个‘用’字。先是，新的经济情况提出了待决的问题。然后经济学家就是针对这些经济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分析，对其有关事物的运动提出有论据的解说，形成了理论。这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促进、控制现实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和基础。”可以说，立足现实情况、解决现实问题研究经济学是陈岱孙一贯坚守的原则。

“治学如筑塔”

陈岱孙看了一辈子书，几乎没有中断过，且读书的范围很广，除了经济学专业书籍之外，古今中外，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都有所涉猎。在此影响下，陈岱孙在研究国内外经济问题时，善于使用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进行辅助论证，从不将经济现象分离割裂看待，而是将其作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加以分析。这种对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全面关注，使得陈岱孙的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为教育工作者，陈岱孙在教研活动中非常注重通识并举的理念。他认为应将“专才”和“通才”的培养统一起来，希望师生的知识结构应像金字塔，而不要像独秀峰。他多次教导学生们：“只能记账，只能算债票利息，并不够经济学家。就如同一个能绘图的绘图员不够工程师一样。求知识的要着不在那狭小的技术部分，也不在起始就求专门，而在使其基础坚固，广大。”陈岱孙主张：“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要求学生在本系课程之外，同时注重培育在政治、历史、社会、心理、哲学、数学等领域的素养，大力倡导“理论、事实及技术三者兼重”的治学方式。

陈岱孙手迹

“经济科学无‘禁区’”

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是陈岱孙身上宝贵的品质。对待西方经济学，他主张不能“述而不批”。1994年，在一个西方经济学研讨会上，他说：对于西方经济学，过去我们一度进行过盲目地批判，现在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盲目地推崇。盲目推崇会带来两方面的危险。一是毒害青年学生，二是误导改革开放。

在学术研究中，陈岱孙认为应当发扬民主、实事求是。他说：“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对人民负责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负责的。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应当坚持。经济科学无‘禁区’。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也决不应该成为一种‘禁区’。”

在学术讨论中，陈岱孙不以权威自居。他常以自己治学中的“教训和缺失”宣示于人，使青年引以为戒。别人请他参与之事，他如感觉不在行，是不会随便应允的，更与虚图其名、沽名钓誉之类的庸俗习气绝缘。平常向他请教问题，他的回答总是实实在在，确实不知便说不知，或者告诉来者可到什么地方去寻找答案。

陈岱孙提倡学术民主，对学术中的不同观点，只要是认真研究和严肃思考的结果，只要能够自圆其说，有根有据，即使不甚成熟，也常常能从他那里得到鼓励和指点。即便是指出人家的缺点和不足，他也总是与人为善，从不强加于人。而对别人指出的问题，陈岱孙却表示出格外的尊重和欢迎。例如，一位青年人曾给他来信，指出他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有一处计算的数据有误，他非常高兴，立即去信致谢，并嘱出版社再版时予以更正。陈岱孙这种严谨开放的治学态度，谦逊诚实的高尚品格，给当代学人留下了深刻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