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那个名为中国的国家是我的祖国”——应崇福归国途中的一封信

2019-05-10 | 王传超 | 来源 《中国科学报》2019-04-26 |

应崇福(1918—2011),超声学家。生于浙江宁波,长在湖北武汉。1940年在华中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1948年赴美国布朗大学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被迫滞留美国,遂在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丘尔教授(Rohn Truell)的金属研究实验室工作,从此与超声研究结缘。此后4年间,他先后完成3篇超声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固体中的超声散射》堪称经典之作,数十年后还不断为该领域研究者所援引。

1955年底返回中国。次年3月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此后致力于超声的应用普及和理论研究工作,几经波折仍初衷不改,开山创业,成果丰硕,为国内外学界、业界所推重。先后被授予4项国家级科技奖项,并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5年11月底,应崇福谢绝美国师友挽留,由旧金山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

12月12日,在船行近菲律宾的时候,他写下了这封给美国实验室共事的丘尔教授的信,讲述旅途见闻并申述自己回国的原因。

如今,重读这封书信,其中朴素真挚的爱国情怀和一心向学的书生意气,值得后人认真揣摩、努力学习。

亲爱的罗恩:

你在我离开旧金山之前寄来的两封信均已收悉,非常感谢!读信之时恍如昨日,但此时我已与旧金山远隔七千英里重洋,且有生之年可能再也无法重游旧地。这七千英里犹如无法逾越的天堑。但愿有一天我还能回来吧!

与我同船回中国大陆的成年人中,有十人左右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一位叫陈能宽(N. K. Chen)的你可能认识。他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及西屋电气服务,在滑移带(sliplines)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工作。我在离开之前,听说他开始和齐纳(Clarence M. Zener)一起从事极低频内摩擦(internal friction at very low frequencies)方面的研究。(顺便说一下,对于科学领域之外的话题,他的观点总是和我颇有分歧。)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小孩。除他外还有另一对夫妻带了两个小孩,因此我们作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一起消磨了很多时光,聊天、打牌、会饮、玩乒乓球,接着是更多的聊天。我属于话少的人,但即便如此,在船上的这17天里,我说过的话可能比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三个月还要多。我了解到一些之前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听到一些此前未曾接触过的观点。我之前的生活圈子还是太狭小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一度获得认同。毫无疑问,前方的道路充满曲折。

有那么两三天,正值我伤风感冒的时候,海况不大好。除此之外,船上时光相当宜人。一路风平浪静、饮食丰洁,船员细致周到。沿途停泊各港,我们往往尽兴观光,尤其令人流连忘返的是檀香山。在那里,我品尝了一种里边盛着酒的椰子,结果醺醺欲醉。然后我还得去拜访当地一户人家。这家有个女儿在彭布罗克(Pembroke)作研究,可是那天她不在檀香山,我也不知道她的家人对我观感如何。稍后,在瓦基基(Wakiki)海滩游玩时遇到风浪,所乘小船覆没,我们不得不拼命逃生。我们在东京玩得也很开心——唯一的遗憾是时间太短(船在横滨只逗留6个小时),我们不得不一路狂奔。我们一行当中有好几个人买了日本相机,它们的确是物美价廉。有两人买了光圈值1.5的佳能相机,每部大约180美元;另有一人买了一部光圈值2.8的同品牌相机,只用了大约110美元。后者在功能上与前者无甚差别。它们在仿制徕卡相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两项特别好的功能。我只买了一个5美元的三脚架。(相机是免税的,而且很多店铺的售价低于定价。)

此刻,船正驶向菲律宾群岛。早晨我们曾远眺台湾岛。明天我们将抵达马尼拉。我知道我们上岸的可能性很小。天气再度转热。

在檀香山的时候,我曾将最后部分的报告草稿寄给安妮塔(编号#2 DA 3650),想必她已收到。从檀香山到东京的路上,我努力想写出一篇可供发表的论文初稿,可惜未能在抵达东京前如期完成。在船上工作总要面临诸多考验。在不必熬夜写作或苦读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很好;一旦你试图做这些工作,炼狱式的体验随之而来。在抵达东京的前一天,我深受感冒之苦。无论如何,我写下了大部分所知所想的内容。随函附上草稿一份,希望它能对你有所帮助。我寄回了所有的数据表格,因此你那里现在已经具备我离开之前和稍后的所有数据。我很遗憾,将这些数据组织起来完成用于出版的论文,这一棘手工作将不得不由你来承担了。如有任何问题,请务必写信给我,不必迟疑。我将尽可能给予回复。我抵达中国后就给你写信。

请转告安妮塔,我很高兴在东京收到了她的信,并感谢她向运输部门咨询电源转换器的事情。还请向实验室所有同事转达我最真挚的祝愿!我会把他们记在心里。在船上,我随身带着一个公文包,里面包括研究铜单晶的所有论文工作。与之相关的所有同事的资料都保存在其中,一点都不打折扣。

并向你的家庭致以诚挚祝愿!

你诚挚的,

应崇福

又及:(我还想谈谈最近以来的一些感受,并表达某些观点。我现在愿意谈这些的原因也将随后给出。请你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再来读这一附件。其中传达的信息并不急迫。)

毋庸赘言,我是如何不愿意离开你的实验室。因为在这里,伴随着你的指导和合作,我夜以继日地奋斗,并乐在其中。我在法恩斯沃斯教授(H. E. Farnsworth,1896—1989)那里固然获益匪浅,但在你的实验室里,总是会有新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能给一个人提供提升自我能力的机遇。更不必再说,我是多么不愿离开你的团队,特别是在府上品尝龙虾美味的同时深入了解你的人生哲学之后。

按理说,很难找到理由让我离开你的实验室。在这不多的理由当中,有一个你大概知道,就是那个名为中国的国家是我的祖国。当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这个国家急需服务。我并不觉得美国尽善尽美(恐怕在别处也不会),但是我的确赞赏这个国家的许多东西。人类总是要向高处发展,美国进步了,中国也同样要进步。所以,既然我能够在美国为人类进步服务,那么在中国也一样可以。而且,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比起在美国,在中国工作,我能更有效地为更多的人服务。中国专家很少,用于吸引专家的财富也很少,而且有着许多棘手的难题。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回去直面这些困难,那么还有什么人会去为这个所谓“上帝都禁止”的国家服务呢?并且,如果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不能独立自主,整个世界都将无法保持纯洁的良心,无法维持持久的和平。

我希望上面这些话不致于让你烦恼。我把这些话写出来,是想在自己淹没在“竹幕”之前,把自己说清楚。在进入“竹幕”以后,不管我说什么,人们都会疑惑那些话是出于我的意志,还是受制于某些规则。上述所有的语言,都是我真心话。也许,我有些太乐观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别无选择,只能去冒险试一试、看一看。否则,我将无法做任何事情。

我这样写,好像我是超人。事实上,我远没有那么强大,作这个决定,不是没流过眼泪。多少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幼稚了?会不会付出太多的牺牲却徒劳无功?(我已经放弃了许多,比大家所知的要多得多。)虽然我知道,既然决定了,就不应该再后悔,但现在经常难免会软弱下来。我多么需要有你这样的朋友给我鼓励和帮助!(从上船后,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即将面临的困难。如果这些在两个不同世界呆过的人都作如是想,那么一直待在中国的人会怎样呢?他们终其一生,都只经历一种生活方式,只会用单一角度看待问题。)我爱我的国家,同时我也爱整个世界!我相信你我能齐心协力,在正常情况下走向至善与和平的未来!

写于威尔逊总统号舟中,菲律宾群岛附近

(注:原信为英文,写于1955年12月12日。中文译文及照片均由北京科技大学讲师王传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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