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当年驱车同奔西

吴宓（1894～1978）

冯至（1905～1993）

冯至与吴宓的交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旅途初识；昆明同事；星散东西。我总觉得，就现代中国对外国文化的认知来说，各个不同专业学者之间的交流一定是非常有趣而且富有启迪的，但这样的材料不太好寻找。我们有时过于拘泥现有的学科疆界，而压抑了人际之间的“对面交流”，但恰恰是后者，往往更能显示出学科互动的知识趣味。曾有论者提及过西南联大时代钱穆、程千帆、吴组缃、金岳霖等在珞珈山下的“四英聚会”。这里想提及的则是两个外国文学学术史上非常重要，却不同学科的人物——吴宓与冯至。

作为学衡派代表人物的吴宓，因为陈寅恪的关系，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年，吴宓任教清华之时，冯至还在北大德文系做学生。说两人是师生辈的关系，大致不错。1921年，吴宓留美归来，毅然为理想而抛弃高薪任职于南京高师，初步创下学衡派的辉煌事业，在短暂停留东北大学之后，1925年复归于清华。而冯至则于1921年考入北大预科，不久转入本科德文系学习，1927年毕业后，北行哈尔滨，有过一段担任中学国文教师的生涯。巧合在于，日后冯至考取河北省公费留学资格，得以赴德留学；而吴宓则获得清华大学的资助，以教授身份游历欧洲，目的地则首先是英国伦敦。

1930年9月12日至26日间，他们同乘一辆列车赴欧洲。吴宓此时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冯至则刚从北大毕业三年。两人所治专业，一为英国文学，一为德国文学，倒也算是大同行。此时，一赴英伦，一去德京，也是相当。冯至留学海德堡，在柏林下车；吴宓还要跨洋过海，奔赴伦敦。同车半月，这旅途时光究竟如何打发，其实颇值得研究。当然，同行者除吴宓、冯至两人之外，还有清华大学高才生陶燠民、河北省公费生王庆昌等。那时的他们，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此时的吴宓，不过36岁，正是意气风发；而冯至，仅25岁，虽是毕业不久，但已有诗名，其叙事诗与抒情诗成就都相当突出。对这段经历，冯至曾一笔带过：“十余日朝夕相处，得以聆听他的教诲。”不过，吴宓却对这段旅程有比较详细的日记记录，除了办理各种护照手续之外，“早晚则在车室中自进食，切肉割面包，笑谈极乐”。另有《欧游杂诗》记录，颇有趣。9月24日那天，吴宓等在莫斯科站下车后错过自己的火车，后雇马车赶上，欣喜若狂。晚上与冯至随同行的德国人Steybe及所雇的俄国少女导游，“入市，在大街游观”。在这种过程中，彼此之间不可能没有思想上的交流，可惜日记没有具体的记载。

吴宓虽是留美归来，但他在哈佛师从白璧德，所瞻仰的是人文主义传统的路子。所以说，他与冯至的日耳曼思维，还是不乏共同语言的。这就是欧洲思想的共生性，而且吴宓看来是能通德语的，吴宓日记1927年9月27日记载：“晚，陈寅恪来。劝读德文，俾可多读要籍。”可见，在陈寅恪、吴宓那代人的心目中，德文地位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其多有“要籍”。所谓“要籍”，不外乎是具有学术思想重要意义的经典之作。

1935年，冯至留德归来，少不了拜望前辈。吴宓仍执鞭于清华，此时刚出版了《吴宓诗集》，自然奉赠一册。两人的交谊不仅是学者之交，而且有诗人之谊。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冯至可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抒情诗人”。西南联大时代，两人的交往更说明了此点。1943年，冯至访吴宓于其住所，居于顶楼的吴宓“甚感孤寂”，取出一组《五十生日诗》，共十四首。冯至拜读之下，甚为感慨，认为这组诗“抒发了他生平的理想、抱负和痛苦”，也体现了他“为人特立独行、为文一丝不苟的精神”。　　

1950年代之后，吴宓由清华而往四川，在西南师院度过了他将近三十载光阴的余年碎影。冯至则成为外国文学学科群的领袖人物。由北大西语系主任到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冯至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地位，非但是吴宓，就是他自己的授业之师、北大德文系主任杨丙辰，都无法相提并论。时代造人，造化弄人，信然也。不知道“春风得意”的冯至，有没有想过师生间的“景况迥异”？　　

或许正是有这样的前缘，才会有日后的“仗义执言”。“文革”之后，作为中国外国文学学术界领袖的冯至，率先发起的要求正是给吴宓平反。冯至对他的盖棺论定是：“总观吴先生（指吴宓，笔者注）的一生，他忠于他的主张，尽管他的主张不完全符合实际；他忠于爱情，尽管爱情遇到挫折和失败；他忠于他的理想，尽管理想难以实现，但他始终如一，耿介执著，从未依附过任何权势，或随风向而转移——这品格是十分可贵的。”1970年代后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半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以及做补救性的工作。冯至也应该算是其中之一，他虽然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但总体来说，应该算是比较风平浪静的；同时他也有自我反思意识，这一点值得肯定，尤其是从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层面上来看。

老年冯至

如果说，在外国文学的学术史上，吴宓的主要功绩在于参与建构清华外文系的学术传统；那么冯至的成就，在领导北大西语系之外，主要还是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学术传统的建构，乃至对全国学界的引领之功。从1946年到1964年，冯至虽然试图继续建构北大西方文学的学术传统，但由于时代的特殊状况，只能说是尽量维持而已，很难说有很大的成就。两人学术背景不同，发挥功用的时代也有异，但择取外来资源的路径则相近，而内中不同取径的路向又恰是可以成互补功用的（英、德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本身就足以为借鉴），遗憾的是，从现有材料和两人日后的发展来说，这个方面的自觉意识好像不太够。所以，这两代人的不同际遇，固然值得感慨，但两代人之间文化资源和学术路径的互动可能，其实更是耐人寻味。毕竟，作为学者，我们应当不断思考、不断探索和尝试提升我们学术与思想的可能。设若如此，吴宓、冯至的交谊与遗憾，或许为我们学术视域的敞开与进路，提供非常有益的经验。（叶隽）

转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2009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