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抗战期间，吴宓应邀到乐山武汉大学讲学，引起轰动。吴宓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这种教授名额很少，乐山工商界的陕西同乡会非常敬重这位老乡的学问，决定举行宴会招待他。席中有人请吴宓讲讲做人的道理，吴宓说：“我想就是‘不苟’二字。”

“不苟”，就是为人处事认真、诚信，一切以客观的是非为是非，不苟且，不敷衍。它既是吴宓对在乐山做生意的老乡们的希望，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吴宓一生都在大学里度过，他的第一身份是老师。从上课的生动形象和号召力来讲，他确实赶不上胡适、钱玄同等人，但他教课的认真态度却是一般老师无法比的。早年的学生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桨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吴宓也曾当过领导。他做官跟教书一样踏踏实实。1925年初，吴宓应母校清华学校之召主持筹备研究院（通称国学研究院），任研究院筹备处主任。一上任，吴宓就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当年6月，他请来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任研究院四大导师，其中陈寅恪是吴宓向曹云祥校长力荐而聘的。他写了《研究院缘起》，主持拟定了《研究院章程》，明确研究院的宗旨，并对其组织、科目、教员、学员及研究方法等做出细致规定。清华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1926年吴宓又受命代理清华西洋文学系主任，他立足本国现状，参考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有关做法，制定出完整的课程设置计划和培养方案，为后来全国外语院系的设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当初，吴宓从清华学校毕业后，曾赴弗吉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留学，回国后就在国内教书。十几年后，又曾游学西欧，脑子里有很强的规则意识。某年，吴宓买了三等火车票去宝鸡访友，车厢里一片乌烟瘴气，而且没有座位，他只能挤在过道上。其在铁路做事的妹夫王峻生为其送行，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将他带到二等车厢的空位上坐下。途中查票，检票员说“三等票不能坐二等车厢”，王峻生出示证件，对方立即认可。但吴宓再也不肯坐进去，一定要返回三等车厢。吴宓说：困难之时，更要守法，守住自己的清白。

作为情感正常的人，吴宓也有脾气，遭受别人的伤害时也有不满，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事论事，不迁怒，更不扩大分歧，能包容的尽可能包容。当年，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被破格录取攻读西洋文学硕士学位，但钱钟书并不领情，说了一句非常得罪人的话：“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俗，吴宓太笨，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此话传到教授们的耳朵里，其他人都很愤怒，唯独吴宓没当回事，他说：“这只是文人骨子里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有段时间，吴宓苦恋毛彦文，钱钟书在为温源宁写的《不够知己》的书评中调侃了吴宓与毛彦文，称恩师的“梦中情人”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卖弄风情的大龄女人）。吴宓极其不快，将这件事写进了日记。然而，钱钟书到西南联大任教后，他又原谅了弟子，与他一起喝酒聊天、游山玩水，还从学生手中借钱钟书课的笔记看，读后在日记中大加称赞，并为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转赴国立师范任教深深惋惜。

吴宓的“不苟”，首先来自于对精神生命的在乎。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死三次，第一次是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从生物的角度来说，你死了；第二次是在葬礼上，认识你的人都来祭奠，那么在社会上，你被清场了；第三次是在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死后，那你就真的死了。一个人能够做到“不苟”，将该做的事做到极致，我们的精神生命就会显出活力，第三次死亡就可能推迟，甚至完全避免。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我们的前前后后都是别人，光对自己负责是不够的，还得对社会负责。吴宓先生明白这个道理。在他看来，一个人为人处事坚持“不苟”，认认真真对待每一件事，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在乎他人的感受，看重社会的评价，我们才会有敬畏之心，才会在关键时刻体现出自己的潜力与情怀，也才能真正有益世道人心。

人永远是在自己的行为中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高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