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难忘的联大三年

2008-03-03 |

李倬

  我是194310月到达昆明的,那时联大招生已过,新生早已开学。我便向校方说了假话,称是自敌占区来的,并交了一份假证书,说是山东惠民中学高中毕业,自敌占区来时路远,误了考期。先修班主任李继侗教授收留我进先修班学习。学习一年后,因成绩合格,便保送联大一年级。

  取得联大的正式学籍以后,我高兴极了,同时自己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取得较好的成绩。

  在联大的三年中,生活完全靠公费——“贷金”。所谓贷金者就是管吃而已。偶尔月底有点伙食尾子,也无济于事,毫无其他经济来源。有时取得一个“兼差”的职位,以补生活之急需,那算是非常幸运的事了。1944年的暑假,经济系的同学任光给我介绍了一家寄卖行,到那里当售货员。议定管吃饭,每月还有工资若干元。没问若干是多少,我就慨然应允了。谁知一个月过后,一文钱也不给,老板说生意不好,这个月发不出工资,于是我就不再干了,很是扫兴。但也有一点安慰,就是增添了一个经历:当过店员。虽然仅一个月,但也尝到了当店员的滋味。

  联大的壁报,大约有二三十种,这是形势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也不甘落后。1945年春,李忠(政治系)、孙树梓(地质系)、陈冠商(外文系)和我,也成立了个壁报社,取名《春雷》。按规定要请一位教授作导师,李广田教授是我中学的老师,我便去请他作我们的导师。《春雷》的版面不大,文章的质量也不算高,但火力却是比较强的,抨击的对象也准,配合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也比较得力。

  1945年的下半年,同班同学何杰找我谈话,劝我参加民青”(民主青年同盟),话并不多,只说是一个秘密青年组织。我心想何杰同学怎么不告我该组织情况、负责人是谁、它的任务是什么?而这些搞不清,我就有点疑虑,不想参加。便告他:我考虑一下再说吧。此后何杰就没再找我,我也没找他。说实话,我当时还有个想法,就是要是地下党找我该多好啊。当时我认为联大肯定有地下党,也一定要发展党员。后来才知道确有党的组织,但那时已确定暂不发展党员。当时只想参加党而不愿参加民青的想法,我从未告诉过别人,现在想起来,这个想法也太天真了点,使我后悔莫及。19451125日晚的时事晚会后,大家对反动派的捣乱,非常气愤。学生自治会的同学、民青的同学,还有几位进步的同学集合在一个宿舍,当时我也参加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气愤万分。于是便决定明天起开始罢课,以示抗议。随即作了简单的分工,有的写罢课通知,有的去取上下课敲钟用的那段钢轨,有的明早在校门口把守,告知来上课的教授和同学们,最后决定由我负责告知女同学。我便约同班同学冯远程一同去完成这一任务。我走到进城的豁口处时,有军警站岗,不准通行。我们只好绕道大西门进城。到女生宿舍后,找到陈雪君同学,告知她明天起开始罢课,请她转告所有女同学。根据当时的情况,完成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也是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所以当时我俩也感到莫大的欣慰。

  自19451126日开始罢课到一二·运动和四烈士的出殡活动中,我参加了许多工作,如动员中学生罢课、做街头宣传、卖罢委会通讯、卖学生报等等。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有两件事:一是罢课开始后,两天两夜忙得顾不上睡觉。二是罢课后印刷罢委会的通讯及各种传单等,用纸量较多,由我负责到正义路去购买,每天跑好几趟,而且要伪装成老百姓,路上要与送纸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保证了罢委会的用纸。为了保证不出问题,经常换人。

  复课后的一件大事,就是学生自治会的改选。协商候选人的名单时我也被提名。在这个紧要关头,反动派又出来捣乱,采取惯用的手法,看着谁有可能当选,就贴出大字报,造谣说××是共产党派来的,说我是共产党的支部委员,还说其他候选人是共产党的什么人。最后,选举结果是我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的理事。

  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就是做好“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出殡的工作和协助学校做好复员的工作,任务是非常艰巨而繁忙的。我是19467月初倒数第二批离校的。当时都是乘坐卡车,下面放行李,行李上面坐人,每车20多人。我的任务是作一辆车的车长,一路负责大家的食宿和安全等问题。一路艰辛,总算顺利、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北平北大四院。

  总之,在联大的三年当中,工作学习特别紧张,生活特别艰苦。长期住在美国的林语堂先生路过昆明时,看到这种现象,在演说中惊叹道:“联大师生在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回想起来,在这三年当中,我没到过西山,更没去过石林。现在看来,好像是笑话。但在那时,是很平常的事,其他同学也大多如此,虽然是因为没钱所致,事实上也没有那个要求和情趣。总起来讲,联大的三年,除在先修班时,每天起早贪黑,认真地读了点书外,大一大二两年,并没有工夫认真读书,说穿了只是应付考试及格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那种形势下,每门功课都能考试及格,不被降级或除名,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闻一多先生曾说过: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与和平,我们昆明青年,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在联大的三年中,在“民主堡垒”中的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下,在地下党和民青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并在工作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为此后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扪心自问,颇感自慰。

(转自:中华读书报 2008123日 此文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供稿,系专题回望西南联大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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