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本篇选自《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胡国台着，稻香出版社2004年11月01日第一版。

作者胡国台先生为中研院近代史副研究员，著有《刘真先生口述史》等，现居台北。

————————————————————

1940年日本侵略中南半岛的企图逐渐明显，9月入侵越南，威胁英国在缅甸以及东南亚的权益，中国对外联系的交通要道—滇缅公路也岌岌可危。中、英洽商合作，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张。

同时期，美国限制汽油、废铁、机器设备、与国防军事有关的物资输往日本。1941年7月并冻结日本在美国资金。美、日关系亦日趋恶化，逐步迈向战争。1941年8月1日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由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率领，来华助战，成员包括飞行员100名，机械人员160名，P-40飞机100架。

英、美两国人员来华军事合作，需要大量翻译人员，由英语能力较高、人数众多、年纪较轻的大专院校学生担任译员，是较为适当的人选。

抗战时期大专院校学生担任军事译员工作，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为中、英合作开办的“军事委员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翻译人员；第二类则为中、美军事合作后，大量员生接受政府征调为军事译员。

1. 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

“军事委员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原为1939年国共合作成立于湖南南岳，以三个月为一期，专门训练游击干部的机构。

蒋介石担任班主任，白崇禧、陈诚为副主任，由汤恩伯出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叶剑英为副教育长。陈大庆为总队长，陈烈任政治处长，张公达为教务处长。

1940年3月第三期结训后，中共代表团撤出了训练班。1940年夏季以后，曾数次迁移，两度驻留湖南祁阳。

训练班前后办了七期，毕业学员共5659人，学员之中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与学生。

1940年9月22日，日军入侵越南，英国在缅甸利益受到威胁。中、英双方协议，训练突击队以对付日军，运用突击战术，在沦陷区可以骚扰破坏、进而牵制日军。中英合组突击队也能开赴缅甸巩固英国势力。

1941年2月到4月之间，英国派遣戴尼斯少将（L. E. Dennys）来华，数度与蒋委员长洽谈军事合作事宜。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几方面：

派遣英国空军来华的可行性；

中英合组突击队；

保护滇缅公路。

戴尼斯强调：英国维持据有新加坡的重要性，中国牵制日军于中国境内也很重要，两者都有利于加强东南亚防卫力量。

蒋委员长于1941年2月10日在重庆接见戴尼斯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Sir Archibald John Clark Kerr,1938年2月至1942年2月期间担任驻华大使），英国提出协助中国游击队，蒋委员长欣然表示同意，而且认为应该及时进行，“目前即应由英国派人来华，从事训练与侦察工作。”

1941年初，英方派遣300名官兵至湖南祁阳，与“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合并参与编练突击队。训练完成后，组编成突击大队，下辖五个突击营，准备开赴缅甸与中国境内突击作战，武器、装备、军用器材则由英方提供。

1941年12月16日，董显光代表政府与英国大使卡尔洽谈时，英方提出五点希望，首要的第一点要求就是提供翻译人员：“工作开始即需要能通英语之联络专员十五人，此项专员须有相当身份，具有与英方绝对合作精神者方能使工作前途有利。”

由此可见英方对于译员的重视，以及译员在盟军合作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我方相当配合，并立即决定“负翻译与联络之人选......对此项人选，自宜慎选并须迅速。”

译员的来源即为大专院校学生，由军事委员会指令教育部征调各校英语能力佳者前来担任（注21）。

中、英合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自1942年1月开训后，英方进一步要求中国能提供译员100名。教育部调查当时各大学所有外语系三、四年级在校生，约有70名学生符合条件，教育部立即同意全部送往“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译员（注26）。

2. 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

1941年6月28日，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率领美国空军志愿队抵达仰光，来华助战。1941年8月1日，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正式在昆明成立。12月18日，飞虎队成员陆续驾驶P-40飞机抵达昆明，此后中国境内制空权不再由日军完全掌控。

由黄仁霖负责的“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担任接待工作。1942年7月4日，美国空军志愿队改组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三驱逐机队，陈纳德升任美驻华空军司令，指挥该队。

为了解决双方人员沟通问题，亟需翻译人员。战地服务团于是在昆明开办了译员训练班。负责人为西南联大社会系教授吴泽霖和西南联大教务长樊际昌。参与教学的有英语系主任陈福田等多位教授（注30）。

第一、二期学员由国内各大学生自愿投考，由英语口试水平决定是否录取。1941年8月中，译员训练班第一期开训，至9月中结训，训练期间一个月。学员五十四位之中，七、八位为西南联大应届毕业生，三、四位来自昆明，其他三十余位大部分是教会大学学生（注31）。

受训内容包括：英语会话、中译英、英译中、飞机零件专用名词、军事术语、美国史地、西洋生活规范等课程。

由第一期译员训练内容分析，训练时间短为一大特色。主要原因是学员大都来自教会大学或西南联大。英文说写已具有相当扎实的基础。一个月的训练后，译员训练班认为学员的英文能力已经足够担负基本沟通的任务。何况大批美方人员早已在华展开活动，译员需求急切。

受训后成效如何？受训译员李声庭有一段自白：“初来的美国人讲的英文，我们有一半听不懂。一则他们刚出国门，讲的是他们的家乡话。再则我们平常学的英文是从教科书来的，而这些美国孩子俗语、俚语一大堆，弄得我们常常难于应付。有时我们只好笔谈，写出来往往大笑，原来这么回事。”（注33）

译员结训后分发工作，以英语能力支薪。大多数译员以同空军中尉官阶任用，支三级薪，少部分支二级薪。（见注33）

“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自1941年8月开办，至1945年7月20日结束，前后总计开办了八期，受训成员来自全国各公、私立大学。最初征调各大学外语系三、四年级学生。其后，译员需求量骤增，非外语系学生英语程度良好者也列入征调行列。前五期学员结训后，由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介绍前往航空委员会，担任美国志愿空军翻译员。1942年第五期以后，中美并肩作战，美军大量来华。译员结训后则统一分发至美军总部派用。

表4-2 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情况表（编者略）

资料来源：

第一期：

（1）《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为在外事局之下设立外语训练班选调大学英语系四年级学生受训问题与教育部联系文件》，民31年1月27日；

（2）李声庭《抗日圣战我作翻译三年余》，《传记文学》卷27期1。

（3）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P.79记载为70名。第二、三、四、五期：《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征各大学外语系及其他学院三、四年级学生充任美国志愿空军招待翻译员的有关文件》，1942。第六、七、八期：《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毕业学员离职复学的文件》，1945.

备注：空白栏资料不详。第五期目前未有资料。

表4-3 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训练译员各校分布名额(编者略）

资料来源：《黄仁霖回忆录》P.255，传记文学出版社，民73年版。

表中有一栏“其他大学”，在黄仁霖的资料中并未注明有哪些大学。

就目前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搜集到的原始文件，以及参考战时《中央日报》的讯息，得知“其他大学”的译员来自以下学校：大同大学、大夏大学、中法大学、中华大学、之江文理学院、光华大学、同济大学、安徽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东北大学、武昌华中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朝阳学院、湘雅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福建协和学院、燕京大学等（注36）。

几乎战时著名学校男性学生都集体动员起来投入战争担任译员。这场抗日圣战，他们都曾参与，没有缺席。

1943年7月以后，大量美军来华，译员短缺现象更形严重。美军单位基于现实需要，求才殷切，一度越过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和教育部，自行到西南联大征求学生担任译员。西南联大难以拒绝美军的要求，在未及报备教育部的情况下，立即同意美军要求调派学生充任译员。（注38）

3. 其他译员训练班

除了上述“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共十一期培养了2436名军事译员外，其他机构基于各别需求也分别办理了译员训练班。譬如：陪都（重庆）译员训练班、中央训练团译员训练班、青年远征军政工班译训组等。三个训练班总计培育出超过千名以上的翻译人才。

“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结业译员主要分发美国志愿空军与美军总部；其他译员训练班毕业生则分发至青年远征军、航空委员会、战地服务团、中美合作所、后勤部、交通部、美军总部等单位。

表4-6 其他译员训练班统计表（编者略）

资料来源：

陪都译训班：

（1）“渝市大学生征任译员”，《中央日报》民33年2月2日；  

（2）“中大将欢送应征译员同学”《中央日报》民33年2月3日；

（3）“大学生征任译员”，《中央日报》民33年2月10日；

（4）“沙磁译员训练班”，《中央日报》民33年2月12日；

（5）“沙磁译员训练情形”，《中央日报》民33年2月17日；

（6）“重庆区译训班明日毕业”《中央日报》民33年4月15日；

（7）“渝区译员六百余人全部分派工作”，《中央日报》民33年4月21日。

青年远征军政工班译训组：

（1）“译训班首期结业”，《中央日报》民34年1月23日；

（2）“译员结业师生欢宴”《中央日报》民34年2月2日。

中央训练团译训班：

（1）“译员训练班改隶中央训练团”《中央日报》民34年2月9日；

（2）“译员训练班”，《中央日报》民34年4月1日；

（3）“译员训练班第二期开学”，民34年4月9日；

（4）“译员训练班第三期开学”，民34年6月5日；

（5）“第三期译员毕业典礼”，《中央日报》民34年7月6日。

空白栏资料不详。

译员服务期限原定一年，服务期满回校复学。后来因为人员需求量大，训练不易，经验传承困难，新人难以取代，因此考虑延长为两年。

“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1942年9月23日致电教育部说明，航委会要求变更征调译员服务期限由一年延长为两年。理由是：“根据实际情形谓一年之期恰及工作熟练，即行离去，不特于人事波动太大，且对于业务影响至巨，似有延长为两年之必要。”该团同意自译员训练班第五期起开始实施。（注40）1943年9月以后，服务年限改为两年。

1943年9月修正“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征调条例”（注41），其中规定：各大学生均有被征调之义务。“一经征调来班，即作服兵役论”。原校保留其学籍。“规避不来者，作逃避兵役论”，由校开除学籍，并送至兵役机关办理处分。并且明文记载征调之学员，其服务期限至少两年（包含训练期间）。服务期满后，译员呈交服务报告，由译员训练班审查转呈原校，给予24至32学分，并免修军训和体育课。

4. 译员的交通、健康、擅离职守等问题

抗战时期交通为一项棘手的问题。大学生抗日情绪固然高昂，争先响应政府号召，投入军中担任译员。但是碍于交通不便，途中险阻。长途跋涉之下，原已体质羸弱、营养不良的征调学生到达训练基地时，部分员生早已疲惫不堪，健康受损，难以担当戎马任务。

西南游击训练班位于湖南祁阳，距离遥远。接受征调为译员的大专学生中一部分遭遇健康问题，甚至无法完成短期译员训练课程，遑论履行译员职务。前往西南游击队译员训练班报到的国立四川大学学生丁祖同、秦福民两位学员就因健康因素而退训。根据丁祖同、秦福民向教育部的呈文，说明无法接受译员训练课程的原因如下：

“呈为呈请准予返回原校，随原班继续修学事。

窃生丁祖同、秦福民系国立四川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近因校方奉钧部电示：‘选送英文成绩较优之学生十名前往湖南祁阳西南游击学校任翻译工作。’当时生等感念平素国家爱护青年，培育学子，优渥隆深，无微不至。今一旦有事，需要人才，自当义不容辞，出为国用，藉报国恩于万一。故生等不辞劳顿，不避艰苦，毅然参加校中试验，幸蒙录取。

乃于三月杪，首途离校。辗转旅途，历时三月，始抵祁阳。讵知生等体质较弱，因长途跋涉，身体竟不克支持。生祖同痔疮便血，势难支持。生福民素患肠痛，至是大发。到班以后，以一切饮食起居与医疗设备之缺如，病势未见稍减。生等乃感念纵有一腔热忱，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实无任感愧。况军队生活纯属流动性，生等病体之不能应付，彰然若揭。来日苟因病而不克达成神圣之任务，非惟无补于国家，抑且贻误战局，反至恶果。故生等据实呈报。业蒙西南干部训练班当局饬医检验，属实后，准予退学返原校。

惟生等来此初衷未能贯彻，实万分惭愧。但念报国途径犹多。投军今既力有不逮，自当重返原校、原班，迅速完成毕业，就自身所学之长，以最有效之途径报效国家，方不负  钧座之苦心栽培，亦不虚个人之所学。生等离校之时，已值第九周，一学期之学程速将一半，且目下距暑假后开学之期尚遥，生等自当于此期内尽力研读。此二月中所缺之课程，然后参加补考待成绩及格后，再随原班继续修学。素仰  钧座培育后进不遗余力，定蒙准予所请，不胜待命之至。

谨呈

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转呈

部长陈（立夫）

国立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丁祖同、秦福民谨呈”（见注40）

两位学生满腔热血自行由成都辗转前往湖南祁阳，总计耗时两个月。1942年3月底出发，5月底才抵达队部。一路历经车马劳顿之后，身心俱疲，染患重病，根本无法接受译员训练班课程，遑论从事翻译工作。留下来也成为西南游击队的负担。经过慎重检讨后，队方接受两人离队，返校复学的意愿。

教育部审查“军事委员会军训部西南干部训练班”因病请长假退训之公文后，于1942年7月17日发函四川大学，同意原应征翻译员学生丁祖同、秦福民因病不克担任工作，返校复学。

两位学生的困难尚未结束。他们必须带着重病重新经历来时难以忘怀的痛楚，无疑是梦魇重温，来时不易，去时更为艰难。这段兵荒马乱大时代里的小插曲代表着青年学子虽然怀有满腔报国热忱，却受挫于羸弱体质而无法实践理想。健康欠佳有许多原因。营养不良、体力不佳、交通不便、旅途困顿，无疑都是烽火岁月的表征之一。

除了健康恶化之外，来往长途跋涉的旅费却造成财务困窘，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额外负担。

丁祖同、秦福民二人，译员工作尚未能就任，退训返校后已经是债台高筑，无以为生了。因而请求教育部补助返校旅费。

1942年9月8日，二人由四川大学转呈教育部，请求发给由湖南返川旅费一千五百元。但是教育部仅核准了一千二百元。为了三百元债务，丁祖同、秦福民二生再度呈文，措辞恳切。解释全部费用详情，恳求教育部法外开恩，否则难以生活：

“恳请发给旅费千五百元以资回校，惟仅蒙批准千二百元。窃生等所请千五之数，即系按当时票价最低之估计数额。本已毫无余裕，而适逢生等动身之前，车票加价（金筑、筑渝两段共加一百九十元，七月改订）。故实际耗用更超出原预算多多。仅祁渝一段已逾千二百元，渝峨旅费亦达五百。益以滞渝用去百余元，总计祁峨全程旅途所费已在千八百元以上。而生等留桂候批四十余日之所费七百元尚未计算在内。凡此诸款，皆生等将冬日寒衣拍卖，暨向服务友人之处临时挪借而来。

现生秦已返校，然负债累累，索逋频催，兼以秋日已临，寒冬即至。故特恳请  钧座矜念生等战区学生，在校生活向赖贷金维持。今番遭遇艰危，准予各增发旅费六百元，或准予自四月份起恢复贷金，俾能稍偿紧急之债。庶免生等信用破产，而至不能完成学业。各发给救济费三百五十元，以使缝制一身寒衣，以御寒冬而免冻馁之患。临呈迫切，不胜待命之至。”

据教育部1942年10月17日高字第41960号指令发四川大学，法外施恩，勉强核准增发丁祖同、秦福民二生各五百元，并另核发特种贷金。（见注40）

丁祖同、秦福民二人因为健康理由退出译员训练绝不是单一特例。武汉大学经济系学生熊道光有相同的遭遇。

熊道光奉教育部令，于1942年春入西南干部训练班接受译员训练。训练将届满之时，感染重病，无法继续课程，奉准退训出班。其后，熊道光在湖南祁阳同学居处养病半载，始得痊愈。为筹措路费返校，在祁阳中学先服务一段时日。1943年3月离中学拟返四川嘉定。两地路程长达千余里，所需旅途费用甚多，无力负担。于是请求教育部补助。教育部以西南干部训练班已发给回校旅费为由驳回申请。（注45）中途养病不在补助考虑之内，学生还得自行承担交通不便，长途车马劳顿的风险及后果。

另一个例子则是完成译员任务后返校途中，由于旅途劳累，卧病途中。

李书文为四川大学政治系一九四三班学生，于1942年2月在湖南祁阳参加西南干部训练班译员受训，学员共20人。受训两个月后，派赴江西工作。1942年10月任务结束，返校继续学业。途中经过桂林时，即已旧病复发，难以继续前进。原因是在其军旅服务期中曾受风寒。来桂林后，卧病计二阅月。其后虽已康复，但川资已尽。呈请教育部支助途中生活补助费，以及桂林到重庆的交通费。教育部于民32年3月20日高字第13705号文批示：李生应先取得西南干训班受训服务证明书后，再专文呈报，并注明已领取原征用机关旅费之详细数额后，教育部再斟酌情况核办。(注46)

战争持续扩大，经费日趋紧缩，迫使教育部锱铢必较。同样申请补助案例，已不如往昔宽松。

译员生涯除了遭遇交通险阻与健康威胁之外，并非全然平静无波，还面临无法适应军旅生涯而擅离职守的问题。

1943年9月，发生译员擅自离营未归事件。分发至昆明“步炮兵训练班”服务之译员中，邵昌祺（21岁，浙江鄞县人，交通大学电机系三年级）、喻燕勋（32岁，湖南宁乡人，中央大学电机系三年级）、胡敬德（25岁，广东鹤山人，国立上海医学院）、冯绍异（21岁，江苏无锡人，交通大学电机系三年级）等四人擅离职守，离营他去，原因不明。军委会外事局接部队通报后，判定四人“未经请假擅自离职潜逃，殊属不法”。（见注46）转呈政府通缉，从严处分。并函请教育部开除四人学籍。

外事局长商震致教育部函中陈述：

“为函请转饬将本局昆明办事处在逃译员邵昌祺等四员原有学籍开除，以儆效尤由。······查本局前据该处（昆明办事处）呈报，数月以来，各译员纷纷请假返校复学。复有译员邱文（祁）一名离职潜逃。”（注48）邱生为金陵大学学生，也列入潜逃人员，已报请开除学籍。

为了译员擅离职守，美军炮兵训练所华德士准将（JEROME J. WATERS, JR.,Brigadier General）特地致函教育部，由西南联大蒋梦麟代为转交。信中严词要求教育部拒绝邵昌祺、喻燕勋二人复学，并重申战时擅离职守应给予严厉惩罚。其信函译文如下：

云南美国炮兵训练所   1943年9月7日

主旨：译员

代转：西南联大蒋梦麟博士

受文者：教育部

1. 喻燕勋与邵昌祺受命担任炮兵训练所译员，但是二人擅离职守。

2. 要求二人不得在中国任何教育机构复学。

3. 本人遗憾必须采取如此步骤。然而二人在战争期间擅离岗位，除了给予严厉惩罚之外，不应宽恕。

美国炮兵训练所华德士准将

JEROME J. WATERS, JR Brigadier General U.S.A.（见注48）

华德士将军信函之中仅提及邵昌祺、喻燕勋二人，其后，另有译员胡敬德、冯绍异二人同样不假而别。

中美双方代表何应钦与史迪威（J. W. Stilwell）曾经就译员纪律问题洽商。决议：“如译员不守纪律，可一律按军法办理”。（注50）“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昆明办事处”正式呈报，该处步炮兵训练班服务之译员邵昌祺、喻燕勋、胡敬德、冯绍异等四名未经请假，“擅自离职潜逃”后，教育部决定开除其四人原有学籍。

1943年11月4日，国立上海医学院呈文教育部为胡敬德求情。表示胡生为医科四年级学生，明年夏天即将完成学业，届时再向部队报到继续服务译员工作：

“查学生胡敬德原系侨生，在香港大学医学院肄业。太平洋战事发生，即由香港逃出转学本校。嗣该生自动投考外事局担任译员。事前本院毫未闻知，最近该生来校声请复学。本院因其为归国侨生，流离失所，遂予收容，准许复学，俾竟学之志。今奉令悉，该生未经请假，擅自离职，自愿遵令，予以开除学籍，以儆效尤。惟该生已在本院医科四年级肄业，明年即为临床实习，半途废学，殊为可惜。

为此代为呈祁 钧部,  准予转请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姑念其年幼无知，宽其既往，免予开除处分，给以自新之路。俟该生明年夏季完毕学科后，即遵令奉调前往服务。伏乞鉴核，指令只遵谨呈教育部长陈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  朱恒璧”（见注46）

民32年12月4日，教育部（高字58989号）指令驳回所请：

“指令

令国立上海医学院三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呈一件，为奉令开除胡敬德学籍一案，请予转请军委会外事局，免予处分，核示知照由。

呈悉，仰遵照本部前令办理，所请核转一节，未便照准，仰即知照！

此令。”（见注46）

昆明炮兵训练中心四位译员擅离职守潜逃为少数偶然事件，档案内未记录真正原因。根据类似记录，当事人或因身体健康欠佳，或因家中父母病重亡故，必须返乡探视、或奔丧，都会事先征得服务单位的同意。

例如航空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湖南祁阳西南游击训练班等，配有译员的单位先取得同意函后，才会离开部队，再返回原就读学校，申请复学，并呈报教育部核准。擅离职守的例子很少发生，即使有潜逃事件，多数为适应问题。

有些译员对美军联络官的印象不佳，感觉美军盛气凌人。傅书逿被征调任译员之前，为西南联大电机系二年级学生。对于译员工作与美军之间的互动关系曾有以下感慨：“另外我也发现，美国军人并不是把我们当做平等的伙伴来帮助我们抗日。他们往往以太上皇自居，傲气十足。我碰到好多译员，到了一起就谈如何受气的情况。”（注53）

傅书逿曾经数度与美军联络官在工作上发生摩擦，也曾经被美军联络官向上级长官指控“请假逾期不归”，因此曾经两度请调其他单位工作。（见注53）

译员与美军联络官的问题源自中美文化的差异和语言沟通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双方当事人对于事务处理的态度与要求标准，若有差距，则容易产生误解。译员训练期间约为4至6周，虽然有英文基础，短期内要能了解美军的习性与专业的要求并非易事。

（注55）当摩擦与冲突产生时，个人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沟通、妥协、力争或逃避都可能是采取的方法。最彻底的逃避措施，往往形成擅离职守的结局。

……

（录注： 征调大学生任军事译员一节完。）

2018年2月5日 于四川米易

   ————————————————————

注21.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为在外事局之下设立外语训练班选调大学英语系四年级学生受训问题与教育部联系文件》，民31年1月27日。

注26. 教育部致函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最近复接军委会办公厅商主任函，商准西南游击学校为与英方共同训练及作战需用翻译人员一百名案内，续将所余七十名学生全部予以征调，已无余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为在外事局之下设立外语训练班选调大学英语系四年级学生受训问题与教育部联系文件》，民31年1月27日。

注30. 《黄仁霖回忆录》P.123

注31. 李声庭回忆他投考译员训练班时刚修完西南联大三年级课程，训练班于1941年8月中开训至9月中结训，学员有五十多位。李声庭《抗日圣战我作翻译三年余》，《传记文学》卷27期1。另据教育部公文，第一期开训为9月，学员五十四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为在外事局之下设立外语训练班选调大学英语系四年级学生受训问题与教育部联系文件》，民31年1月27日。

注33. 李声庭《抗日圣战我作翻译三年余》，《传记文学》卷27期1。

注35.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P.79。“滇译员训练班第二期已开学”《中央日报》民33年3月9日。

注36. 参见：

（1）《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为在外事局之下设立外语训练班选调大学英语系四年级学生受训问题与教育部联系文件》，民31年1月27日

（2）《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征各大学外语系及其他学院三、四年级学生充任美国志愿空军招待翻译员的有关文件》1942

（3）《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毕业学员离职复学的文件》1945

（4）“滇译员训练班第二期已开学”《中央日报》民33年3月9日

注38. 民32年8月26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快邮代电合字 第5056号，“教育部钧鉴：本校上学期及今夏，曾迭次代外事局征调译员。但因在昆美军需要，往往迫不及待，迳来校中商量，不得不暂予拨用。故目前尚无人可送外事局。除迳复外，理合电呈。仰乞鉴核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叩寝印”。《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向各专科学校征调译员与教育部及有关学校联系的来往文件》

注40. 41.《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向各专科学校征调译员与教育部及有关学校联系的来往文件》

注45．教育部文 民32年5月3日高字第21739号批示：“呈件均悉。查该生应征通译，因病中止服务。本部曾准西南干部训练班来电，已由该班发给回校续学旅费，所请再予补助，未便照准。”“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向各专科学校征调译员与教育部及有关学校联系的来往文件”。

注46．“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向各专科学校征调译员与教育部及有关学校联系的来往文件”。

注48.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 局秘（卅二）字第3075号，民32年9月23日函”。 见“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向各专科学校征调译员与教育部及有关学校联系的来往文件”。

注50. 见“何应钦呈与史迪威谈洽事项要略”民32年11月11日。《特交档案》分类资料：中日战争—盟军联合作战，《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

注53. 《缅北战场五百天--一个随军译员的回忆》，《北京文史资料》第52辑

注55. 昆明译员训练班第一期（录注：应为预一期，见前表附录9）的课程预计六周。1943年11月14日报到，十余名英文程度较好的学员，12月上旬就已经分配工作了。可见译员需求之急切。第一期培训了约110名译员。翁心均，《难忘的军事译员生活》，《北京文史资料》第5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