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祝 彤（1948土木）

1943年夏，当抗日战争转入反攻缅甸的战略决战前夕，大批美军来华参战，英语口译人员十分紧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在重庆《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招聘英语译员的广告。这时，我正因升学不如意，沦落重庆街头，为找工作焦虑万分。见报后，即以大学肄业二年的同等学历前往应考。在通过英语笔试和口试，获得合格后，我当即被录取，聘为同上尉三级译员。月工资法币550元，大概还不低吧。按该局规定：凡应聘译员必须请一位荐任以上职务的官员作保证人，立具保证书，保证该译员必须工作两年以上。如果未经批准，中途擅自离职，将予以通缉法办。此时，幸蒙国立十一中学高中同班级友协助，请其在重庆花纱布管理局任科长的乡亲为我作保证人，方才办妥当译员的手续。于是即被送至重庆南岸黄桷垭该局直属译员培训中心接受培训。

重庆译员培训中心纪要

军委外事局直属重庆译员培训中心坐落在南岸黄桷垭的一所农家小院内，仅有房屋二十余间。由于人员缺编，我只见过尉官3人，上士（司务长）1人，炊事员及卫兵数人。名为培训中心实际并无任何培训，只是为了等候集合一批译员，以便联系搭乘美军运输机飞往昆明。因此，我在该中心等了半个月。陆续报到的译员仅有陈永生（中央大学外文系助教）、梁康（复旦大学体育系助教），以及史某某、涂某某、汤某某和我等6人。在此期间，外事局发给译员每人一套军官服和一套军便服（包括白色夏威夷两用短袖衫和西式短裤各一件）。译员的伙食费由中心领取并承办。因管理员从中克扣，中饱私囊，伙食办得很糟糕，同士兵待遇差不多，大家很不满意。派代表梁康与管理员交涉，双方发生了争吵，以致梁康竟被关了禁闭。我们上告到中心主任才予释放。但译员伙食问题仍未有多大改善，只好不了了之。

大约过了半月之后，我们一行6人方于10月初乘一架C6运输机飞赴昆明。

昆明中美步兵训练中心（ITC）的译员生涯

飞机抵达昆明机场后，外事局驻昆办事处派车接我们至大西门外第一招待所入住。次日上午即被分配前往西郊马街子中美步兵训练中心（ITC），又称中美步校或简称步校。报到后，我被分配至兵器组迫击炮小组担任英语口译“翻译官”。由此开始了我的军中译员生涯。

这个小组有美方教官怀特中尉和林白少尉以及1名美军下士。中方有译员蒲德学（武汉大学社会系毕业）与我2人。另有步校前期毕业留校的尉官3人，担任示范演习的助教。本组培训的内容包括：美制60毫米迫击炮的构造、各部件的组装及其作用，瞄准具的使用以及哑炮的排除等。每日上午讲课2～3学时，下午进行操练2～3学时。我还记得有一次操练时，怀特中尉拉我到身边，下达口令：“Each coach by each gun.”这时，我愣了一下。因为我只知道coach意为汽车或车辆，而不知还有另一意为教练。幸好突然灵机一动，我大声说道：“每位助教守在炮位旁。”总算没有闹笑话。

最后一天去靶场作实弹射击和排除哑炮。本组训练科目完毕，学员即转往轻、重机枪，冲锋枪、反坦克火箭炮（火焰喷射器）小组以及战术组轮流受训。直至全部科目完成后，方准予毕业，返回原部队。

从1943年10月至1944年2月，我在昆明步校从事英语口译“翻译官”150天。至今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步校组织全体译员秋游西山。

秋游昆明西山

1943年暮秋的某一星期日，步校组织全体译员赴西山游览。允许每位译员随带1人同游。于是前一日我便去西南联大新校舍，约请国立三中高中老同学毛邦基与我同游。

次日一早，我们自备了饮料和食品，乘上美军卡车，从步校出发沿西山公路直达三清阁下，下车后即沿石级而上。山路崎岖，沿途游览了灵宫殿、玉皇阁、三清阁、吕祖殿、凌霄阁、孝牛泉、云华洞以及石室诸名胜。此时已到中午，我和邦基即在石室进餐，休息片刻后，继续沿石级而上，穿过“别有洞天”的狭窄隧道，经云海、石室平台南行越过隧道即抵慈云洞。再沿石阶而上，即到刻有“龙门”二字的石坊。入内见有石室称达天阁。至此饱览了西山的名胜古迹，秀丽风光。远眺滇池一碧万顷、风帆点点，烟波浩淼，景致极佳，令人叹为观止。

正当我俩游兴方浓时，不觉落日已西垂。忽听一声哨音，原来是队长传达下山集合返校的信号。于是不得不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归途。

弃职复学

1944年初，日军已处于强弩之末，为解救其被困在东南亚和滇缅边境一带的残部，急需打通中国大陆至越南的交通线，于是在豫、湘、桂、黔四省发动了猖狂进攻，山城昆明一度受直接威胁，局势吃紧。这时，步校当局奉令停办，译员被派往滇西前线作战部队。我因求学心切，渴望继续深造，当即决定弃职复学，报考国立西南联大先修班，旋被录取为插班生，从而迈入了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国立西南联大之门。

令人不解的是，此后我在西南联大学习两年期间，近在咫尺的外事局驻昆办事处竟未追踪查办。事隔二十多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揪斗、隔离审查期间，“造反派”派人至南京市档案局查阅了外事局的文件，这时才发现一份通缉我的“通缉令”。后来我从这位同志口中才明白，当年不是没有通缉我，只不过是由于外事局官员吃空额成风，乐得将我每月550元法币的工资纳入私囊，于是那张“通缉令”便成了一纸空文。

2010年元月于京西茂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