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作者：史轩

　　竞相逐鹿接管清华

　　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取得胜利，奉系军阀退出山海关，北洋政府覆灭，由北洋政府控制的清华学校，转而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后，校长温应星即向外交部辞职。外交部随即派余日宣代理校长。

　　1928年6月9日，清华校内举行青天白日旗升旗典礼，国民党在清华的活动正式公开。当天，校内国民党员对内发表《为北伐胜利告清华教职员及同学书》，对外发表《为北伐胜利告各界同胞书》。

　　1928年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和外交部，会同致电原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委派他“暂代校务”，听候接管。这时，在清华归辖问题上，出现了大学院与外交部之间的争夺。6月18日，大学院宣布要“统一全国教育学术机关”，接管北平（这时北京已改称北平）各大学院校，声称清华也在接管之列。而外交部则坚称拥有承袭北洋政府外交部对清华管辖之权力，拒绝大学院插脚进来，抢先接管了清华的基金。双方互不相让，更有多人竞相逐鹿清华校长这一肥缺，一时竟然有30多人。清华学生会为此通过一项决议：“在管辖问题未解决以前，任何人不得接收清华。”

　　经过两个月的明争暗斗，最后大学院与外交部达成了共同管辖清华的协议，决定：一、将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按照美国文理科大学办理，并逐步添设研究院；二、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合派董事九人，组成新的董事会，掌管清华大学；三、原“清华学校暨留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改由大学院院长（后为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美公使三人组成。上述这些接管措施，基本上承袭了北洋政府的一套老办法。不同的只是恢复了最初清华学堂时期由外交、教育两部共管的局面。

　　1928年8月17日，在蔡元培等人大力举荐下，南京国民政府在取得美国公使同意后，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

　　承前启后的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1914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结识了黄兴、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1917年进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五四”运动期间，罗家伦为学生领袖之一，与傅斯年等人创办影响颇大的《新潮》杂志，提倡思想启蒙。1920年，罗家伦赴美、英、德、法等国留学。回国后，罗家伦追随蒋介石，深受蒋氏器重，曾任总司令部高等顾问、战地政务委员会教务处处长等职务，蒋介石的许多文告出自他的手笔。

罗家伦

　　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宣誓“受命党国”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清华任期不长，但更张颇多，也颇多争议，在清华历史上属于承前启后的人物。　　

　　第一，罗家伦促成了清华大学的体制转变。1928年清华改为大学时，名称是“清华大学”，他对此不满意，认为不冠以“国立”二字，仍然有半殖民地教育的嫌疑。经他努力，国民政府最后确定“国立清华大学”校名。罗家伦并请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题写校名。

　　清华大学初期，由于归外交部、教育部共管，然而两部在董事会、基金等问题上龃龉不断，影响了学校的发展。为了彻底解决清华管辖问题，1929年5月，罗家伦说服蒋介石、谭延闿、陈果夫等人，在外交、教育两部部长均不出席的国民政府第28次国务会议上通过决议，将清华划归教育部管辖，彻底解决了学校归属问题。“清华在行政系统上从此纳入国立大学的正轨”。

　　此外，罗家伦还清理了“清华基金”。当年美国退还这笔款项时，成立了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该会由外交部控制，少数人利用这笔钱投机倒把、中饱私囊，造成很多呆帐、坏帐，基金损失严重。在罗家伦推动下，这笔钱转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并将使用权归还清华。

　　第二，罗家伦奠定了清华学术化基础。在就职仪式上，罗家伦演说中表示要力求清华在学术上独立发展，推行四化政策：一、廉洁化，要消除浮滥，做到财政公开。二、学术化，不分派别，集中本国优秀学者，延聘外国专家，提倡研究风气。三、平民化，努力矫正过去“享乐主义”与贵族习气。四、纪律化，推行军事管理，养成有秩序、有组织的精神。冯友兰先生指出，“在这四项之中，学术化的成绩最显著。”

　　冯友兰还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过，“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这是对罗家伦为清华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　　

　　第三，罗家伦为清华大学萌发了教授参与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这一制度的形成，始于1928年北伐军到了北京之后，并于1929年修订的《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在罗家伦推动下，在已有评议会基础上，在清华形成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三级会议，并且互相制约，形成较为稳定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保证清华在大风大浪中仍能继续发展。虽然陈岱孙先生曾批评罗家伦资历浅、威望低，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教授会，但仍肯定罗家伦对“教授治校”领导管理体制的作用。

　　第四，罗家伦不拘一格，摒弃门户之见，淘汰不合格教师，积极延聘名师。他认为，办好一个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授得人。“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间，概以学术标准为衡。”“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

　　新文化运动期间，罗家伦曾与吴宓有过笔墨官司。听闻罗家伦出任校长，吴宓颇为担心，托赵元任向罗家伦打听消息，并做好离开清华的准备。罗家伦对赵元任笑着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若是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亦可请他教，我决不是这样偏狭的人。”后来，清华不但继续聘请吴宓，还增加了薪水。

　　罗家伦执意聘请蒋廷黻是一个流传较广的例子。罗家伦听说南开蒋廷黻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近代史教授，亲自去天津诚请蒋廷黻来清华任教。开始，蒋廷黻不为所动。罗家伦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廷黻终于答应来清华。蒋廷黻也不负众望，在清华期间他潜心研究，其关于晚清政治、外交以及东北三省的研究成果，成为近代史学科形成初期的重要典范。

　　在罗家伦努力下，清华聘请了吴有训、张子高、瑞恰慈、翁文灏、葛利普、刘彦、马衡、黄节、萨本栋、浦薛凤、陈桢、熊庆来、张奚若、蒋廷黻等人来校任教，极大地增强了清华的师资力量，使清华迅速成为重要的学术重镇。

　　第五，罗家伦重视基本建设，他认为，一切的近代研究需要设备，设备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仪器与图书。罗家伦在清华极力减少行政费用，增加设备费。为此，他不仅盖了生物馆、气象台和新图书馆，还规定至少要拿出每年预算的百分之二十来购置图书仪器，做清华设备上永久的基础。

　　此外，罗家伦还裁并学系，推动清华“男女同校”开始招收女生，添造宿舍改善师生生活条件等。

　　罗家伦还是一个知错就改的人。他刚到清华，没有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认为体育部设有教授，不成体统。于是他将马约翰教授降职降薪，改为教员。不久，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赢得华北冠军，回校时学生燃放炮竹，热烈欢迎健儿凯旋。当时足球队长为萧涤非，欢迎标语中有“五百同学张口笑，萧郎夺得锦标回”之句，学生们并把马约翰从西门抬了进来。罗家伦见状知其错也，马上升马约翰为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给马约翰一座银杯。

　　罗家伦任清华校长并不长，他在清华的改革举措，为清华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

　　学生群起驱罗、拒乔

　　罗家伦任校长后不久，强力推行军训、“党化”等政策引起了师生的反感和抵制，有些学生宁愿冒着开除的危险，拒绝出席早晚点名。学生对“党义”课也“以废话论，置之不理”，听课者寥寥。

　　军训要早起，一次，哲学系陶燠民、沈有鼎等因为晚上读书至很晚，早上不能按时起床。罗家伦让金岳霖找他们谈话。陶燠民很倔强，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来念书的，不是来受军训的。清华的课没有什么好上，只有图书馆还不错。我考清华的时候，就没说要上军训（好像订了合同似的）。如果说了上军训，我就不上清华了。你处分我可以，甚至开除我也可以，但是不能叫做记过，我是没有过的。”后来他们仍然晚上读书很晚，晚睡早不起，不上军训。很快，军训就有名无实。冯友兰评价，罗家伦推行“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

　　罗家伦的专断作风渐引起众人非议。时值中原大战爆发后，汪精卫与阎锡山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失势。1930年5月20日，清华学生代表大会提出“请罗家伦自动辞职”的议案，批评罗家伦钳制言论，束缚同学，滥用私人等。5月22日，罗家伦辞职离校。离校时罗家伦发表声明，表示：“学风虽致凌替，士气不可不存。”

　　罗家伦辞职后，势力渗入北平的阎锡山遂任命乔万选为清华大学校长。

　　乔万选，山西人，1919年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21年威斯康辛大学政治系毕业，1921、1926年分别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推事、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山西党政学院主任等职。阎锡山的此项任命得到了上海、北平清华同学会及校内部分师生的支持。但是清华多数师生不满意这个任命，他们坚决反对“借着军阀的力量，来把持清华校政”。

　　6月25日，乔万选带着武装卫队，开来三辆汽车，还带来秘书长、庶务主任等一批人马，企图武力接收清华。清华学生打着“拒绝乔万选”的大旗，有学生会护校委员会纠察队率领，把乔万选的人马拒于校门之外；单请乔万选到小礼堂同方部，同他说理坚拒之，并要求他当场签字，保证“永不任清华校长”。乔万选被迫签字画押之后，离开清华。当晚，校务会议通电阎锡山，反对他“以非常手段处理”清华校政问题。6月27日，教授会也发表宣言，表示：“所愿学校行政亦能超出政潮，独立进行，俾在此兵戈扰攘之中，青年尚有一安心求学之处。倘有不谅此衷，别有所图者，同人等职责所在，义难坐视。”

　　由于清华师生的坚决反对，阎锡山被迫收回成命，“电饬”乔万选“返晋”。

　　教授致电撤换吴南轩

　　“驱罗”、“拒乔”之后，由于当时国内一度出现南北两个“国民政府”对峙局面，清华远在北方，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已是鞭长莫及。所以清华有11个月之久没有校长，一切校务由校务会议负责处理，例行公事先后由叶企孙、冯友兰“判行”。

　　1931年，中原大战结束，国民政府重新稳定了对北方的统治。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在陈果夫推荐下，挑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就任清华大学校长。

吴南轩

　　吴南轩接受任命后，表示：“将恪遵蒋主席饬整学风的意旨”，加强清华的“精神建设”与“心理建设”。清华学生虽然觉得吴南轩并非理想人物，但因清华久无校长，“从学校前途计，不愿多所举动”，因此采取了“且视后效”的态度，没有做任何迎拒的表示。

　　4月20日，吴南轩到校，在大礼堂宣誓就职，国民党元老张继监誓。当天就职仪式，张继等人迟到，学生发出嘘声。张继深为不满，在发言中大肆批评清华：学生多属纨绔子弟、飞扬浮躁、缺乏读书风气，整个清华并无人才等等。发言完毕，张继说：有胆量的可以提问题。话音未落，即有中文系大二学生王香毓站起来，大声说：“张委员，本人有三项问题，敢请高明答复。”此时，张继意识到来者不善，改嗔为喜，笑容可掬地说：“同学不必拘礼，请即直言。”王香毓问：“第一问题，演讲九点开始，委员何故迟迟其行？”“第二问题，委员一再强调清华无人才，请问孙总理中山陵之伟大墓园工程，出自何人之手？”“第三问题，清华校风华而不实，此话自何说起？”王香毓的提问，让张继非常尴尬窘迫，连忙道歉。自认应邀演讲，因交通堵塞以致迟到；至于中山陵之设计者，尽人皆知出自清华校友吕彦直之手；关于清华校风，社会人士有目共睹，百耳共闻云云。

　　吴南轩到校后，实行的一些措施激起了师生的反感。不出两月，学校爆发“驱吴”运动。5月28日，教授会通过决议，谴责吴南轩自到校以来“唯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为雇员。”教授会并致电教育部代理部长蒋介石，要求撤换吴南轩，“另简贤能”。并发表声明，表示“倘此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全体教授）定于下学年与清华脱离关系”。第二天，学生会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教授会决议，要求“撤换吴南轩，并由全体同学整队至校长宅，请其即时离校。”

　　在全校师生的反对下，吴南轩不得已于5月29日清晨携带清华大学印信，逃到北平城内使馆区，在利通饭店挂起了“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

　　吴南轩被赶出清华后，一面断绝清华的经济来源，一面进行政治恫吓，在报刊上刊登启事，反诬教授会“唆使学生”“威迫校长”，给教授们扣上“反动分子，违抗部令”的帽子，并暗中与陈立夫等人，策划用武力解散清华的阴谋。吴南轩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清华师生的更大愤慨。6月1日，学生会召开紧急大会，决定组织护校委员会，表示“倘吴借武力到校，决武力护校，准备流血。”并严正指出：“吴南轩以国府命官，大学校长，而竟携走印信文件，托庇于帝国主义者之卵翼之下”，“有辱教育界清白及国家尊严”，决定“通电全国揭发其罪状”。清华教授会也立即成立校务维持会，并选派代表张奚若、吴有训、冯友兰三人，向南京教育部请愿。

　　吴南轩被赶走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翁文灏代理校务。在此风雨飘摇之中，清华师生对此表示欢迎，“翁先生的学问，不用说是现在国内数一数二的第一流学者；翁先生的道德，又是洁身自好，磊落光明；至于翁先生的才力，我们只要对于他数十年来对社会的种种贡献，以及现在所惨淡经营的地质调查所的成绩略加考查，我们就可以想像而知了。”“翁文灏先生以当代学者，来长我校，全校师生无不深庆得人。”

翁文灏

　　但此时的翁文灏因忙于南京地质调查所事务，无心校务，多次提出辞呈。1931年9月，教育部又委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代理校务，直到1931年10月14日，教育部正式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

　　自此，清华结束了这一段校长更迭时期，进入了一个稳定、快速的发展阶段。

　　延伸阅读：

　　吴南轩（1893－1980），原名冕。江苏仪征人。早年从军，1916年入上海南洋中学，后入复旦大学。1919年复旦大学预科毕业后自费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1年获文学士学位，翌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同年冬改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教务副主任。1931年3月任清华大学校长，9月辞职，任中央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讲师等，1936年兼复旦大学校长，1942年辞职。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50年任美国麻省国际学院教授，1966年退休后回台湾。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在多方面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首先，他是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是我国近代地质学、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是近代中国具有极高国际声誉的少数科学家之一。后来他步入政坛，成为“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曾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国民政府许多重要决策的参与者与执行人。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毛泽东主席誉之为“有爱国心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

（原载《清华人》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