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缔造者之一。他的一生，由无数个第一组成，而每个第一，又都与体育血脉相连。率领新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征奥运的，是他；第一位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秘书长的，是他；第一位获得奥林匹克银质勋章的中国人，还是他。当从萨马兰奇手中接过那枚由麦穗和五环图案组成的银质勋章时，他说：“这是中国获得的第一枚，但我想不会是最后一枚。”对中国体育事业的绝对信心使他甘愿为之奋斗一生。他，就是体育之子荣高棠。
荣高棠
1912年出生，河北霸州人。
1949年10月当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1952年7月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芬兰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
1954年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1983年被国际奥委会授予奥林匹克银质勋章，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2006年11月15日4时4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三老联谊会（老运动员、老教练、老体育工作者）”欢庆会上，已经89岁高龄的荣高棠“命令”在座的老同志说：“你别早走啊！谁也不许早走！”但这位为中国体育事业鞠躬尽瘁的老人终究没能赶上北京奥运的召开。心愿未达使人们更加久久不能忘怀这位功勋卓著的体育人。
清华“斗牛士”
20世纪30年代，北京战云密布，但仍是激愤与情趣并存的年代。那时的清华篮球场上盛行着“斗牛风”，运动员不按规则，随心所欲，乱压乱抢，荣高棠便是其中著名的篮球斗牛士。在那种特殊的奔放中，埋藏着深深的国恨。
荣高棠1932年考入清华外文系，大二时便因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押。在关押两年半之后，复学继续读大二。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只读了一年书，中日华北事变爆发，荣高棠肄业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南下宣传抗日。在祖国危难之际，他与祖国一起度过了烽火硝烟的时代，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首位带团出征奥运的团长
1952年7月18日，第15届奥运会组委会向中国发出了邀请，希望中国派运动员参加此次奥运会。荣高棠见到邀请电报时，距离奥运会开幕就只差几个小时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的批示非常简单，只有两个字：要去。出发之前，周总理接见了荣高棠和代表团其他负责人，他说新中国运动员只要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就是胜利。荣高棠迅速集合人员奔赴奥运会举办地赫尔辛基。那一年，奥运会场上第一次飘扬起了五星红旗。
首倡建立国家体委
第一次出征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没有战绩：足球和篮球队因为迟到而错过了比赛，另一名游泳选手因旅途疲劳未经休整就匆匆参加预赛而遭淘汰。而前苏联却取得了辉煌战绩，与美国平分秋色。荣高棠随即对前苏联体育事业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发现，前苏联的体育实力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他们在政府部门设立了国家体委，而在我国推动体育工作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
回国后,在荣高棠的主持下,8月,一份专题报告很快向中央提交,这份报告提出了创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一系列重要建议，其中包括在政务院下设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把体育作为一项国家大事管起来，并提出请像贺龙那样的将军担任主席。荣高棠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同意,11月,国家体委成立，贺龙担任主任，荣高棠先后担任了秘书长和副主任的职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始终是贺龙同志在体育战线上倚重的主要助手,全面主持体育战线繁重的日常工作。
国球乒乓功臣
荣高棠担任体委副主任之后,开始主抓乒乓球项目。1956年，他率队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23届世乒赛,中国男女乒乓球队分别获得了团体第6名和第11名,而当时的日本队是世界乒坛的霸主。“向人家学习人家根本不理，你没有本事人家就瞧不起你啊。所以1956年回来以后我们的总结就是要苦练。”荣老回忆道。
经过勤学苦练，我国运动员容国团在1959年第25届世乒赛上终于取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荣国团为祖国赢得世界冠军的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青少年学打乒乓球的热情，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乒乓热。为了迎接1961年在中国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经过全国各种形式层层选拔出的108名运动员，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国家乒乓球集训队，于1960年底云集北京。
1961年初,在贺龙提议下,荣高棠带领国家体委十几名干部开始在乒乓球集训队蹲点,正式在乒乓球队安营扎寨。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要在技术全面的基础上,以快速、准确、凶狠和多变的打法,力争主动。在打法上,他提倡百花齐放。在训练上，他提出“三从一大”的方针,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
在荣高棠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中国队通过第26、27、28届世乒赛的优异表现,一举确立了中国乒乓球项目世界霸主的地位,乒乓球也开始成为了中国的国球。每次载誉归来,贺老总都是第一个上前紧紧地握住荣高棠的手。
中国高尔夫首倡者
1984年8月，新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开业，荣高棠在霍英东的邀请下，挥出了中国高尔夫第一杆，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球场上接触这项运动。没过多久，他便提出了以高尔夫发展吸引外资促进中国经济的想法。许多年后，人们常用这件事佐证荣老的先见之明和魄力。
1982年，高尔夫第一次被列入亚运会项目，中国在成功申办1990年亚运会举办权后，也吸纳高尔夫作为北京亚运会的竞技项目。组建一批能够代表中国参赛的高尔夫球运动员的需要随之而来，当时国内球手基本上都集中在深圳和中山温泉的两个球会里，荣老亲自出面向球会表达了“为国参赛”的需要，并组织了亚运参赛资格考试。1985年5月24日，经国家体委批准，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在北京成立，荣高棠担任第一任主席。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职业化运动始于足球，“事实上，最早引进职业化概念的体育项目应当是高尔夫。”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崔志强解释道。他在回忆荣老时最感叹的一件事就是：“这是在荣老的支持下开始的中国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和探索。”
首获奥林匹克银质勋章的中国人
荣高棠的一生与奥运紧密相连。上世纪70年代，为了能早日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荣老和当时在一线奔波的同事并肩作战，成为中坚力量，为中国最终恢复席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际奥委会的第七任主席萨马兰奇在他就任主席的第4个年头，也就是1983年9月16日，将一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授给了荣高棠。
萨马兰奇心中非常清楚这位第97枚银质勋章得主的价值。他说,中国不仅恢复了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应有的地位,而且在国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体育大国。正因为如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向荣高棠授勋。他相信,这将有助于在中国发展奥林匹克运动。71岁的荣高棠容光焕发,站在微笑的萨马兰奇面前,接受了这枚由麦穗和五环图案组成的银质勋章，佩戴在胸前。他说：“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中国整个体育界。”他坚信这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是中国获得的第一枚,但不会是最后一枚。
与北京申奥共悲喜
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年过八旬的荣高棠全情投入。他在日记中写道:“1993年9月23日,在萨马兰奇念出‘北京……’时,我和所有人一样激动得站了起来。不过很快我们就听到了其他4个城市的名字,才明白是在对申办城市致谢。后来宣布悉尼获胜的时候,我心里一片空白……”
2001年申奥，荣老虽已89岁高龄，但他的参与积极性却丝毫未减。北京企业界组织了民间申奥声援团赴莫斯科，荣老高龄没让去，他就鼓励老伴参加声援，两地频频电话互通情况。7月13日宣布结果那天，老伴告诉他不论成功与否，千万不要激动，嘱他服些镇静药，并将原准备好的心脑血管方面的药放在手头备用。申奥成功后，荣老又立即电告老伴北京游行放鞭炮等热烈欢庆的场面。7月18日荣老本来是去接老伴的，没想到在机场遇到北京奥申委的领导去接何振梁同志，所以当何振梁同志走出机舱，他俩一见面就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哭了。荣老说：“几十年的努力，不容易啊！”
申奥成功后“三老联谊会”召开了欢庆会,荣老在会上讲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我们这些个都是离退休的老同志啊！把奥运会搬到我们家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啊！你别早走啊！谁也不许早走,一定健康地参加工作，不能参加工作的旁边站着呐喊、助威、鼓掌、加油！”荣老是笑着说这些话的,可他的眼里,却闪着泪光,那泪光里是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是一个体育人毕生的追求。
（本刊实习记者张爱芹根据资料整理）
（《清华人》200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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