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早在1947年11月1日西南联大十周年校庆时，曾任联大三常委之一的蒋梦麟先生就说：“西南联大由三校合作了八年，有始有终，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可纪念的一章。”

西南联大在滇八年，先后走出了一大批名流巨匠，铸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不朽的教育丰碑。回眸西南联大前后九年的办学史，时值物资紧缺，又屡遭日机轰炸，生活困苦不堪，但师生们精诚合作，共克时艰，结茅立舍，弦歌不辍，其在战火硝烟中仍然坚持读书问学的精神令人感佩不已。

1938年，国难当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长沙无法安定下来，只好南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北大两所大学在艰苦南迁的同时，也不忘把西南联大最重要的资产——图书，想办法带进昆明。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劫后残存的少量图书也来到昆明。加上迁昆途中联大教授经过广州、香港时向外订购的图书和斯坦福大学、康乃尔大学有关教授捐赠的图书，联大已拥有了在战时相对可观的藏书。此外，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和北平图书馆迁昆后，联大又与他们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样，联大图书馆已成为这所临时大学的学术心脏，学生们白天在铁皮屋顶的教室里上课，挤灰色瓦顶的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房间睡觉。即便到了晚上，有一半的人还在图书馆或上茶馆学习。

联大图书馆尽管在当时已算是藏书丰富，但相对师生强烈的读书需求，仍显得十分不足。于是，旧书店、旧书摊成为联大人对书籍进行补给和调剂图书资源的重要平台。联大人在这里淘书，也在这里出售和交换旧书。

昆明翠湖边的青云街上，有一家飘零小商店，其女主人系贵州籍联大外文系学生卢绍华（1944年应征赴缅甸从军）的母亲、联大吴宓教授挚友、著名女作家卢葆华，即专售联大教授寄售之物件，其中包括一些二手书。于是，冯至、汪曾祺等等师生，都成为青云街、文明街一带旧书摊上、旧书店中的常客。

冯至说：“值得怀念的是青云街的一个旧书店，它并没有什么珍本奇书，但我在那里买了几本书，对我很有意义。1942年3月17日的日记：‘卖旧书130元，买《圣经辞源》20元’；1943年6月26日的日记：‘购《清六家诗钞》’。……在我购买《清六家诗钞》的前两天，我6月24日的日记写道：‘欲买杜少陵诗已售出，知为丁名楠购去。’25日的日记：‘丁名楠持来杜少陵诗相让，盛情可感。’这可能是我在24日以前就看到了杜少陵诗，由于袋里的钱不够没有买，再去时书已卖出，当时遇到丁名楠的一位同学，他把丁名楠买去的事告诉了我，又把我没有买到的事告诉丁名楠。在书籍非常缺乏的时期，丁名楠肯把刚买到的书让给我，真是盛情可感，同时我也要感谢那位传递消息的好心人。”

贺祥麟撰文称：“大学时代我入了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文明路的好些家旧书店，尤使我极端爱慕，流连忘返。”方龄贵回忆，有时在书店或旧书摊上偶尔发现了自己需要的参考书，节衣缩食设法把它买下，如获至宝；也有时是老同学毕业离校前出让旧书而买下的。谁手头有了参考书，便非同小可，熟人中相约排定时间，轮流阅读，做笔记。无怪乎有的同学说：“在联大‘书成了罕见的难求之物’了。”汪曾祺则津津乐道：“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买书，倒是常去卖书。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为整齐一点的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当时就付钱。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

汪曾祺称，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书店的《辞源》的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旧书店。他这种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能淘书还能藉此小赚一笔，自是难得的雅致。然而，尽管旧书摊旧书肆满足了这么多师生的爱书欲，二手书籍的缺乏仍是当时最为尴尬的现实。1942年，王力教授在《中央周刊》发文称：“现在后方的书籍实在少得可惊。西书固然买不着，中文书籍可读的也缺乏得很。新书固然不多，木版的线装书却更难找。譬如要买一部《十三经注疏》，就要看你的命运！近来更有令人伤心的现象，连好些的中英文字典都缺货了。”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王力完成了上下两册《中国现代语法》的写作，并在西南联大和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很多师生也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绩。

在物质极为匮乏、物价一再暴涨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人以求知若渴的执着，乐观豁达地沉湎在书山之中看世界，又走出书斋以自己的实际努力改变现状，最终作出了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巨大成就。正如联大学生王育清1940年所说：“联大学生口号，每作豪语，谓我辈前途甚光明，目下虽苦亦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