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26年3月30、31日《锡报》刊载的《北京学潮之真相》

在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上，钱基博是一位国学大家，大体应该算是一位“老派”学者；朱自清是作家和学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营垒中的重要人物。一个偶然的机缘，两个人成了在同一所学校中任教的同事。这就使得两个看似不太相干的人，生平轨迹在这一段时间中有所交集。本文拟对这一段往事略作勾稽考索，以期对两人的生平史、学术史和创作史研究都能有所助益。

1925年，原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筹改新制大学，增设新制大学普通部，并添聘各科教授，钱基博和朱自清都在被聘之列，在《清华周刊》第350期（1925年9月11日出版）上，刊有一份《1925年秋教员授课表》，其中“大部普通部”的国文教授，有朱自清、孟宪承和钱基博三人。

朱自清自1925年8、9月间到清华，一直到他1948年辞世，几乎一直是在清华大学任教（中间有一年去英国留学，抗战期间则任教于西南联大）；而钱基博则在清华任教到1926年的暑期，便主动辞职离开了。这样，在1925至1926学年中，他们两人便成了同事。

而且，说两人是同事，还不只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在同一所大学任教。两人到清华之后，朱自清被安排住在中文部教员宿舍古月堂6号，钱基博则住在古月堂23号，住所应该是比较靠近的；钱基博和朱自清，再加上孟宪承，三人同为新制大学普通部的国文教授，用现在大学里的一般的系科设置来比拟，就是他们三人是在同一个“教研室”里的。因为其时清华学校刚刚转制，新增设的大学普通部如何来进行国文教学，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教学计划。在《清华周刊》第355期（1925年10月16日出版）上，刊载了孟宪承执笔起草的《大学普通科国文教学之计画》，该文一开头就说：“篇中计画，草拟于学期始业时”，并说这份计画是孟宪承和钱基博、朱自清等人共同讨论，最后经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审议后正式形成的。又据钱基博的一封家书中说，其时大学普通部新生不足百人（按：据《清华人文学科年谱》记载，是年5月大学部成立后开始招生，共招132，报到93人），而他自己“任大学部甲戊两组国文课，每星期八小时，每组学生十六人”。朱自清教的是何组不详，但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一位在钱基博班上的学生，曾想转到他的班上，可见两人教的是大学普通部一年级的“平行班”。

这样的一种靠得很近的同事关系，两人在1925至1926学年中，应该有较多的接触交往。钱基博和朱自清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在他们这一学年各自的日记中，想来也应该有不少记载到两人接触交往的内容。但钱基博一生多达五百余册的日记，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而《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十卷“日记编”中，也没有1925年和1926年的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虽然见不到两人当年的日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的一些文献史料中，钩沉出钱基博和朱自清两人作为同事接触交往的一些事迹。

前文提到，朱自清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有一位在钱基博班上的学生一度曾想转到他的班上。这个学生名叫韦杰三，而这篇文章是《哀韦杰三君》。先看文章中的相关内容：

……第二回来访，是在几天之后。那时新生甄别试验刚完，他（笔者按：指韦杰三）的国文课是被分在钱子泉先生（笔者按：钱基博字子泉）的班上。他来和我说，要转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个人而变动，也不大方便。他应了几声，也没有什么，就走了。……

他的同乡苏先生，我还是来京时见过一回，半年来不曾再见。我不曾能和他谈韦君；我也不曾和别人谈韦君，除了钱子泉先生。钱先生有一日告诉我，说韦君总想转到我班上；钱先生又说：“他知道不能转时，也很安心的用功了，笔记做得很详细的。”我说，自然还是在钱先生班上好。以后这件事还谈起一两次。直到3月19日早，有人误报了韦君的死信；钱先生站在我屋外的台阶上惋惜地说：“他寒假中来和我谈。我因他常是忧郁的样子，便问他为何这样；是为了我么？他说：‘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宽，老是愁烦着。’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说他弟弟因为家中无钱，已失学了。他又说他历年在外读书的钱，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学去做教员弄来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贷来的。他又说，下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但他却不愿平白地受人家的钱；我们只看他给大学部学生会起草的请改奖金制为借贷制与工读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气的。

文中述及，韦杰三想由钱基博班上转至朱自清班上，朱对韦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从这件事可见出朱自清为人的温雅敦厚，以及他对钱基博的一种“文人相敬”的态度。而文中提及钱基博向他叙及的韦杰三为何“常是忧郁的样子”的原因，也可以从笔者新近发现的钱基博的一封家书中得到印证：

此生（笔者按：指韦杰三）乃一苦学生，广西人。寒假期间，曾来我房间闲谈。我问汝：常若有不愉之色，然何也？韦生言：家甚贫，家中一父一弟。父商人，老而失业，弟小学未毕业，已辍学。学费须自己张罗，在中学时已然，而老父家居，亦无以为生。余嘉其志，而哀其遇。（《北京学潮之真相 清华大学教授钱君子泉之家书》，《锡报》1926年3月30日、31日）

在钱基博和朱自清共同任教于清华学校期间，发生了中外震惊的“三·一八惨案”，而他们两人也成了这个惨案的亲历者或间接的闻知者。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及各大学师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会后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遭执政府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棍棒砍杀，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两百多人。这一天，朱自清与清华学校部分师生一起参加了天安门集会和向执政府请愿。惨案发生后，为揭露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也因为“第二天看报，觉得除一两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为惨案亲历者的朱自清，乃于3月23日作长达五千余言的纪实性散文《执政府大屠杀记》，详细地记叙了“我当场眼见和后来耳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

钱基博则未参加3月18日的集会和请愿活动。他在这一天上午的8点到10点有课，因为事先不知道有组织集会请愿之事，依然准时前往上课，到后即招呼听差，将上课要发的作文簿及讲义等送往教室；但听差告诉他，本校学生会已布告停课，“以八国通牒，参与游行也。”从下午开始，钱基博从一些回校的师生那里，陆陆续续地听到了清华师生参与集会请愿的一些情况；而在当日的下午六时，则见到了回校后的朱自清：

下午六时，同事朱佩弦教授归，亟出见，问消息，乃知此君亦偕往执政府，幸免于难者。面色夹白，惊魂未定，露头无冠。则云：冠为人踏遍矣。且云：吾此番总算更生。枪声一响，众人争逃命，门挤不得出，前者为后者挤倒，层叠至三四尺。后来者即践其身上而过，只闻足下号呼惨痛之声。吾此时亦顾不得，亦从人身上爬出。计践踏死者，必不少也。吾见朱君神气极困乏，即到研究院招王庸……（《北京学潮之真相清华大学教授钱君子泉之家书》，《锡报》1926年3月30日、31日）

这段记叙的文字，正好可以看作是对朱自清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中记叙自己亲历见闻的一个侧面补充。

在这次惨案中，朱自清幸而无恙，得以全身而回。但上文提及的清华学生韦杰三，却在随游行队伍到达狮子胡同时，被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开枪击中腹部，连中四弹，深受重伤，终于在21日凌晨不治而身亡，年仅21岁。钱基博和朱自清，这两个始终关心着这位学生的师长，在闻知噩耗后，自然是深感悲痛。也许是两人有过交流商量，也许是不约而同，钱基博和朱自清都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抒发自己心中深切的悲悼之情。3月24日，清华学校举行追悼会，钱基博既以个人名义撰写了挽联：“八表同昏，早世可怜托兵解；一往不返，遗文重读最心伤。”此联下且有小注：“生先一日交予作文簿，批削尚在案头也。”又为大学普通部代拟了一副挽联，联云：“为国碎身，以书生获此收场，总算成仁称志士；铸错谁氏，在吾党不徒私恸，却将一出祸斯人。”在这天的追悼会上宣读了校长暨全体教职员祭文，也是由钱基博执笔起草。

而朱自清，则在4月2日撰成《哀韦杰三君》，刊载于本年4月9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374期，后又将其收入散文集《背影》。4月28日，为纪念韦杰三，清华学生发起成立课外社团韦社，该社以写作、讲演、旅行、体育锻炼为主要内容，朱自清又担任了该社的顾问。

前文提及，钱基博在清华学校任教到1926年的暑期，便主动辞职离开了，他和朱自清的短暂的同事关系从此便告结束。而在此后两人各自的著述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彼此关涉到对方的一些片段的文字。1932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他在该书下编“新文学”的“白话文”一章中说：“自（胡）适《尝试集》出，诗体解放，一时效慕者，竞以新诗自鸣。”这“竞以新诗自鸣”者中，便包括了朱自清早年的一批新诗作品。同一章中，钱基博论及白话文之文体“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又引述朱自清《论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中语曰：“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而在朱自清这一方，我们也可以在他的日记、文章中读到一些与钱基博有关的内容。如他于1942年8月28日开始写《论朗读》一文，至30日而写成。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论及桐城派关于诗文诵读的“因声求气”法时，便详细称引了钱基博的观点，并说：“钱基博先生给《朗读法》作序，论因声求气法最详尽，值得参考。”最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1933年10月22日的日记：“钱子泉先生赠书二册，其一上书云：‘十年不见，每一念及短小沉默近仁之器，辄为神往。’此数语余颇喜之。”朱自清之所以“颇喜之”，大概是因为这几句话准确地描画出了自己“短小沉默”的外形特点及温良仁厚的性情气质；而我们也可以从这寥寥二三语中，想见两人因短短一年同事生涯而形成的那种淡淡而隽永的情谊。

（刘桂秋）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