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指令，要求审核各大学的课程设置、统一教材、实行统一考试。此举遭到素有“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大全体教授的一致抵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新规定，但联大教授仍不接受，双方相持不下。

此后，联大教务会议决定以联大常务委员会名义致函，进行抗辩，驳斥教育部的三度训令。受联大教授委员会委托，冯友兰执笔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写了一封信，这便是教育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教务会议致国民政府教育部抗辩书》。全文如下：

“敬启者，屡承示教育部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号，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号、二十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号训令，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育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育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教育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

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育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若何之处，仍祈卓裁。

此致常务委员会 教务会议谨启廿九.六.十”

这封信套用诸葛亮《后出师表》的语气，以“同仁不敏，有所未喻”开始，然后是“未喻者一也……二也……”措辞典雅，但软中带硬，通篇贯穿着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学者资中筠认为，这封信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道抗势”的精神，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此函上呈后，教育部指令就此被顶回。西南联大仍旧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独立办学原则，在抗战时期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辉煌教育成就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史飞翔）

转自《西安晚报》2013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