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泽石——尊严地受苦:一个志愿军战俘的生命选择

2012-08-16 |

727日,是朝鲜战争双方停战协定正式签署59周年。

723日,是曾经的志愿军战俘、四川广安人张泽石83岁生日。

1951321日入朝,527日受伤被俘。195396日最后一批被交换回三八线以北,195413日从平壤乘专列回国。两个月战场烽烟,两年半战俘营风雨,其后30年被视作“变节者”逐一历经反右、大饥饿、“文革”的归国后人生。50岁之前,张泽石自认此生一战成空。

他庆幸自己活到了改革开放,1981年被平反昭雪后还能再有一个截然不同的30年。他追问、寻找、记录、书写,居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把“战俘”从耻辱做成了一项事业。耄耋之年,他入选央视“感动中国2010”候选人物,获“国家记忆·2011向历史记录者致敬”特别荣誉奖。他的新作《孤岛——一万四千志愿军战俘在台湾的今昔》也付梓在即,那将是他最后一本相关战俘的书。

“前20年,中间30年,后30年,我这一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我们民族的苦难,也反映了这个历史的走向。”这是老人最终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他拒绝自己的生命和曾经的受难再被消费成“传奇”,他觉得它们应该另有意义。

  求学

  “妈妈说小时候为我卜过一卦,‘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忽闻楚歌,一败涂地’。50岁之前,我觉得简直太灵了,这不就是我一生的写照嘛,之前多顺,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一到22岁入朝作战当了战俘,命运翻覆……不过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它没说准的是,最后30年我又爬起来了。”

  756日两天在石景山,张泽石老人坚持要把他的一生从头讲起:“我正好想重新捋一下这一生的经历,看看哪些东西让我走到今天。”

  17岁之前,人生路径父辈选定,他是被富养的娇子、家族的希望。

  他1929年生在上海。父亲是北平工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母亲就读德国人办的妇产科学校。祖父母膝下度过的童年优裕早慧,四川广安华蓥山下的代市小镇,山清水秀,物产丰美,前后花园的祖居小楼翻新未久。祖父事业有成,以他为傲。他4岁半即入小学。当时的巴蜀腹地,战火未及,教育发展,他最难忘坐在操场听老师讲《木偶奇遇记》,还有去华蓥山远足,听风识雨。

  11岁上到初一,“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抗战最艰苦阶段,日本飞机都能轰炸到广安县城。大哥只长他三岁,却好勇尚武,每天拉他早起强身,教他做人当要“共赴国难”。

  初二起父亲开始送他进收费昂贵的教会学校。那些美国、加拿大老师教给他地道的英文,树林中红色洋房的校舍和管风琴奏响的圣诗培育了他的美感,而诸如“去爱人类,爱比你更困难的人”之类训诫,则早早影响他对自己与他人以及跟世界关系的看法。

  高二时,著名的山西铭贤学堂自山西太谷流亡到成都。进铭贤学堂的第一篇英文就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著名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至今那些字韵铿锵的部分,他仍能背诵。

  铭贤两年,张泽石发展出唱歌、演剧特长。他课业优异,尤擅理化。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时,他化学、物理皆是满分。父亲说学文将来可能糊口都难,你一定要去学理工,哪怕教书、当一个工程师,都更容易找工作。他听命选了物理系。

那是最后一个,他让父母为他做的决定。

1946年张泽石在清华大学

  入伍

  其实在那个年代做清华的学生简直可说“奢侈”。物理系的周培源教授主讲《原子能与人类未来》,马约翰教授亲自教他们游泳,朱自清讲的《文学概论》常去旁听。张泽石参加的民间歌舞社请戴爱莲来教他们跳藏舞《春游》。他们的“戈壁草读书会”第一次讨论《共产党宣言》心得座谈是在历史系教授吴晗家里。1948年参加护校时,他喝过费孝通教授夫人亲手递过来的粥。曾经他目标明确——公费留美,做“中国的爱因斯坦”,科学救国。

  然而最终内战的乱局、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公费留美政策的取消,却把他推向了革命。1947年张泽石在清华入了党。最富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18岁年纪,带着信仰的习惯和牺牲的热情,以及改变世界的渴望,他需要找到值得献身的东西。

  19486月,他化装成一个东安市场的学徒通过封锁线进入冀中解放区。内战正炙,对知识分子求之若渴,中共华北局在河北沧县泊镇设有敌后工作训练班,荣高棠当班主任,张泽石们学党的城市政策,也学枪支使用。81日,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张泽石和四位同学作为华北“第二条战线”的代表坐上了主席台,他就坐在朱德身边。聂荣臻听说他上的是清华物理系,还对他说:“你们学物理的更该留在学校把书念好,新中国需要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

  多年后,张泽石的清华校友、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回忆,“北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招生,清华的许多同学都想报名,不想失去参加解放全中国‘最后斗争’的机会。但是党决定,学理工的一律不让走,要留下来学习,准备建设。”

而那时的张泽石完全不做他想。培训完毕征求分配意愿,“本来我又会唱又会跳,那时华北文工团刚刚建立,他们说你参加文工团吧。文工团后来进城就是中央实验歌剧院,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但我说不想去做这些事,我想去故乡迎接解放,到最艰苦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个时候就是那么天真,根本不考虑它的危险性。”

被俘

  从教堂、书院、歌舞台一步步走向战场的路,自此没有回头。

  19岁,张泽石到华蓥山找游击队,被抓进过国民党的临时监狱;20岁,他在四川大学搞“学运”,与“4·20”大逮捕侥幸擦肩,差一点就位列“十二桥烈士”之一;后来他撤到农村搞“农运”,深入川西邛大山区搞“匪运”,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在名山成立时,他是政治部宣传股长兼宣传队长。

他就是由那里被调到解放军温江军分区搞文工队。1950年春节后正式穿上军装那天,他想起那年“八一”跟朱德、聂荣臻的那次同台:“现在我真正成为你们麾下一名解放军战士了。等家乡政权巩固了,我就复员回清华去上学。”

命运另有剧本。3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

张泽石1950年参军留影

  1951321日,兴奋地随志愿军60180538团跨过鸭绿江的张泽石,是非战斗人员,背的不是枪而是钢板、铁笔、蜡纸。不及22岁的他,带领年纪比他更小的一班宣传队战士,负责《战斗快报》的采访、编辑、刻印、发送。“那时对战争还带点浪漫想法。而且作为一个文艺兵,从不曾直接投入战斗,还远不懂得战争的艰苦和残酷。”

  多年后,30万字的《我的朝鲜战争》一书里,他对战场用笔克制。仅仅数笔写到身背百斤重的行装,15天奔袭1500里赶赴三八线;入朝第7天战友在自己眼前被烧成焦炭;第10天去找战利品,山林空地中一堆美军毛毯下,八具一排僵硬的美军尸体,白种黑种人皆有,血污的绷带、那么年轻。重新把他们盖好,张泽石无言下山,想起高中时美籍老师教他唱的歌:“My Bonny is over the Ocean,My Bonny is over the Sea. Oh bring back my Bonny to me!(我的邦尼到大洋那边去了,我的邦尼在海外,把我的邦尼带回来吧,还给我)

  再次用到英语,就是1951527日,他和180师上千名难友的“耻辱日”。

  为掩护大部队转移,180师陷入重围。55夜激战后,伤亡惨重,弹药无几,制高点丢失,被敌方炮火压缩在几条山沟里的张泽石和战友浑身泥浆,既无援兵,又无粮草,找不着组织,甚至辨不清方向。敌坦克隆隆压进沟来的一刻,他伸手要去拉响手中唯一一颗手榴弹,却被身边小队员死死抱住手臂。环顾身边满脸泥浆和恐惧、既无辜又无助的小战友们,他没下去手。最终当跌下山崖摔晕过去他从痛楚中醒来,发现已身陷数个持枪美军之围,手榴弹也不知所终。在粗暴的“起来”声中,他被押进公路上我军被俘人员的长长行列。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1025日入朝作战开始,至1953727日停战协定签订,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被俘2万余人。其中,张泽石所在的180师,约有4000人被俘,是参战部队中被俘人数最多的。

抗争

  “入朝时我们都只想过两种可能:一个我胜利凯旋,作为英雄;另一个马革裹尸,那我也是国家的烈士。根本没想到还有第三种,战败被俘!”

  61年前走在战俘队列中那天,从小就感情充沛容易流泪的张泽石一开始哭得很厉害。“我们是正义之师,怎么会被打败?我怎么成了俘虏?为什么不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怎么向组织上交待?”自小只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部队里又以“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为纪律榜样,耻感和无望压得他别无选择,只想夺枪拼命。

  正当这时,突然前面有美国兵叫嚷起来,紧接着听到枪声。原来是一位难友捂着肚子忽然往山脚跑去,美国兵喝令站住的话他根本听不懂。美国兵见朝天鸣枪示警无效,眼看就要压平枪口。张泽石急得出列大喊:“不要开枪,他那是得了痢疾要去大便。”

  押队的美军少尉惊讶于他的英语:“哦,清华大学,我知道它,那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张,你不用害怕,据我所知停战谈判就要开始了。战争结束后,双方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

  回家的希望,是暗夜的微光。自己的语言能力,让他意识到保护同袍难友是他的责任。从对一己前途关注的混沌中略微清醒过来,张泽石想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来:“当初在清华参加革命,不就是从‘反美抗暴’开始的吗?那就接着‘反美抗暴’吧。无非是从正面战场又转到敌后战场,我干过敌后斗争,我应当不要害怕。”

  “在我采访过的400多志愿军战俘中,张泽石是第一个,在被俘当天就能从想自杀、逃跑、不知前途何在这些状态中摆脱出来,明确要在战俘营里跟敌人斗到底这么一个人生方向的人。很难想象他还不到22岁,在那么大的灾难面前能那么清醒。”说这话的是部队作家吴金锋,他采访志愿军战俘的30多本采访笔录,现存于中央军委档案馆。

  被俘次日,在被押往水原的夜行卡车上,张泽石抱住了想要跳车自杀的538团作战股长韩洛夫:“你看前边后面那么多车灯,我们有多少难友现在陷入这种灾难里面,我们死很容易,但谁来照顾他们、领着他们去跟敌人斗呢?”

  其实,在上这辆卡车之前,张泽石就已经有过一个可以独自脱身的机会。“前方临时战俘收容所”的布鲁克斯上尉欣赏张泽石的英语和为难友的服务精神,对他说:“我现在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同意到我们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作为我们雇用的文职人员,战争一结束,就送你去美国上大学。”

张泽石拒绝了。“我的人格、自尊心不允许我去当‘汉奸’,那是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决定的。再一个是看到陷入巨大痛苦中的难友,我心中那种不忍和同情。我是可以自己离开,去享受比较自由安逸的生活,在那样残酷的战火中间让自己的生命得到保护。但是我做不到,我想要跟我的难友在一起。”

忍辱

  “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在心理和精神的层面,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够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便在集中营,他也能保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多年后,二战时曾被关押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这段论述,让张泽石深以为然。最终,他们都奇迹般地活下来了。195396日,最后一批100多名被交换回板门店这边的战俘中,张泽石是最后一个被扶下车的。

  几天后,在开城志愿军医院,他流着泪代表六千名回国战俘向贺龙元帅带领的入朝慰问团致辞:“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珍视‘祖国’这两个字,为了重新获得这一切,我们愿意忍受苦难,拼死斗争。”91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报告会,提到了张泽石的名字。

195413日,结束在朝所有战俘后续工作的张泽石乘着专列,终于又一次跨过了鸭绿江。虽然离开不到3年,虽然才只有24岁,他却像过了几生几世。

1954年的张泽石

  14年后的19686月,“文革”正炙,石景山五里坨中学英语教师张泽石被以“大叛徒”之名挂牌批斗。“群众专政队”重点审查他“为什么没去台湾”,他的交待怎么都过不了关。一日半夜提审,实在逼急了,张泽石说:“我是怎么回国的,在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有证明材料,我是作为中国战俘总代表,由我方和谈代表指名要回来的。请你们去调查!”刚说完,背上就挨了红卫兵两闷棍。

  厄运其实早在他24岁时就种下了。“张泽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后曾向敌人供出部队番号,又因怕吃苦去当翻译为敌服务,但能参与领导对敌斗争……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这是“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对之“严格审查”后给出的处理意见。

  “党籍被开除,军籍也不被承认,而且终身被控制使用。所有我的难友都处于那么一种无助的状态。祖国根本不信任你们,你们是敌对阵营里回来的。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助长了这种唯实利主义的政策,它可以对别国的战俘非常好,但是对自己的战俘却非常残忍。”耄耋之年,对于当年的境遇,张泽石的认识早已不再只是委屈而已。

他曾经连去环卫局淘粪的工作都找不到,曾经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全身浮肿几成饿殍。在被正式平反之前,举凡“肃反”、“整风”、“反右”、“文革”,批斗、劳改、毒打、进“黑帮管理所”,他无一幸免。

平反

  1977年夏天开始,张泽石和少数几个被俘归来的难友开始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申诉书,申诉他们如何回国的、回国后20多年的遭遇,请求取消对他们的怀疑、歧视,恢复党籍军籍等。

  这一诉求也是六千多与张泽石一样回国战俘的共同呼声。197812月,他们第一次以集体申诉形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等十多个单位呈送了较为全面的材料。

  19796月,张泽石从报上看到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有个提案委员会,里面有他敬仰的巴金、茅盾、冰心等老作家,感觉是一个难得的申冤机会,于是发动全家抄写申诉信。

  信里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正是这封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198010月,张泽石盼来了“中发(198074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读到“但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这几句话时,他一下子仰靠在沙发背上,用文件掩住了脸,泪如雨下。

“去掉我们头上‘变节者’的帽子,改正不公正的对待。”在张泽石看来,那是“讨还尊严”之战。“感谢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在我们的努力下,最后中央出台了文件为我们落实政策,我才有条件去进行我所希望的一些奋斗,我把它们称之为‘战俘事业’。”

行动

  1988年,张泽石写成了《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一书,志愿军归国战俘这一敏感话题进入公众视野。2011年,此书再版更名为《我的朝鲜战争》。在前言里张泽石说:朝鲜战争难以忘却,还因为那场战争中的疑问一直困惑着他: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

  从自己撰写、主编有关志愿军战俘苦难的书籍,到去年带着崔永元的“口述历史”团队,走辽宁、河南、山西,抢救性录制下几十位志愿军战俘的口述历史;从为战俘营里爱国斗争中牺牲的战友争取恢复名誉,到为战俘立法而奋斗。“这个战俘事业,实际上是我为改变我们民族文化中一些非文明、非人性部分,改变不知道有人权、不知道有人道、不知道维护人性光明面这样一个缺陷,我所做出的努力。”

  “一切不愿屈服于命运的人们,终将做出他力所能及的最大抗争。”83岁之年,张泽石自觉这一世生逢其时,自己不枉此生。他说他很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话:

“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

■文/本报记者吴菲

  ■摄影/本报记者 贾婷

  ■资料图片来源/《我的朝鲜战争》

转自《北京青年报》201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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