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徐有光（1967电机）

1961年8月中旬，我幸运地接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没过几天，上海《解放日报》登出一则启事，大意是“清华大学今年录取的新生，请到番禺路上海交通大学招待所集合，商议如何集体乘车赴校报到事宜”。我准时赴会。接待的是清华校长办公室一位姓宓的老师，赴会的有十几位新生。宓老师要求我们回各自中学准备些标语、旗帜之类物品，以便在火车站集合时用。临行那天，在上海老北站广场，我们分系组织了新生集合。在车站工作人员带领下，从一个侧门顺利登上了火车。到北京时已近午夜，清华派了许多辆大巴，将我们这批不辨南北的新生及行李接到了大礼堂。我们到附近某地喝了些热稀饭，吃了些馒头咸菜，然后在大礼堂休息。至天大亮，各系师生到来，将所属新生引领至各系住所安顿、报到，开始了全新的大学生活。

徐有光学长一九六一年入学照

2007年返校参加毕业40周年纪念活动时徐有光学长（左）

与张轴材学长（1967自控）合影

寒暑假要回上海，当时火车学生票半价（9.90元）。后来开设学生专列，只有开车时间，没有到达时间。车在铁路上钻空子开行，走一段算一段。京沪间大约要开40~50小时，人称学生“特慢”车。当时，列车员还要求每节车厢推选一位乘客代表，协助列车员处理一些额外事情。我们各系上海的新老同学自发地组织了集体买票回沪及返校事宜，铁路局也愿意我们这么办。

然而，1963年夏天，事情变得复杂了。幸亏我们已有一个自发的组织，不然，某些混乱将是不可想象的。当年北方洪水泛滥，济南附近的铁路大桥受损，京沪铁路暂时中断。且好多天仍无通行消息，而学校开学在即。上海及周边浙江、福建、江苏等地的师生，很多都是从上海坐始发车返校。随着受阻日增，大家渐渐地有些躁动不安。此时，由土建系1966届的刘沪生领头，数力1965届的王安耕，数力1966届的倪水林、陈康民、朱静民，热能系1967届的冯康甫，土建1968届的朱静远（女）和我等人，组成了一个上海返校事故应变小组，一方面和学校、铁路局保持联系，另一方面上情下达，让大家知晓事情的最新进展。

经与铁路局多次联系，称可发专列经济南到烟台，从烟台上货轮到塘沽，从塘沽再接驳火车到北京，再组织大巴将人从北京站接到学校。但这货轮、大巴要自己另外付钱买票，铁路局不管。这些过程都需要认真组织，不然，任何差错，耽误时间事小，万一出一点安全事故，那就不好办了。

方案既定，我们经常在复兴中路（嘉善路口）刘沪生家碰头开会，不停地向校长办公室汇报请示。记得有一次开完会已是晚上10点多，要向校长办公室汇报。但公用电话站和邮局都已关门，我们只得沿路寻找。最后找到淮海路国泰电影院斜对面的老大昌咖啡厅，那里有电话可打长途。经我们说明后，也同意外借。这个电话打了约半个钟头，打扰了不少顾客，很不好意思。我们借用了一所中学的大礼堂，面对面地和广大师生说明事情的最新进展，并征求意见。就在开会期间，在和校方联系的电话中，得知学校决定延期一周开学，参会的人都欢呼起来。

当时，等在上海要返校的清华师生约有1500人，足够一趟专列。考虑到有些尚未联系到的散户，我们在报上登了一个通知，告知集体买票的时间、地点（地点记得是在上海老北站附近的华师大一附中）。所谓的集体买票是我们收齐所有票款，第二天到铁路局办公室一次性地买回全部车票，再按系及散户名单将票准时送到每人手中。当天一共收到了一万几千元。当时可是巨款，我们谁也不敢带回家，只得存银行。而这样的隔夜活期存款，只能到上海南京东路云南路口的那家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由于多是零票散钱，装了满满一个旅行包，各人身上还带一些，从老北站华师大一附中沿浙江路坐了几站车到南京路下车。倪水林提包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左右两边当保镖，护送旅行包到达银行。银行出了三个小姑娘点钱，半个多钟头才点完。刘沪生拿印章，倪水林拿存单。第二天一早等银行开门，印章、存单会齐才领了款。尽管才存了一夜，银行花了不少力气，我们不但没有交费，还领到了几块钱利息，不亦乐乎。

超慢的学生专列到达烟台（不是烟台火车站，而是海港货运码头），等待我们的是一艘货轮。上船一看，是甲板下一层很大的货舱。铁板上有些基本的草席铺垫。好在是夏天，又都是年轻的学生，大家铺些报纸，就着行李就睡下了。记得是黄昏前上的船，第二天天亮下轮船，踏上了塘沽码头。在码头上了火车“蹭”赴北京。出北京站后，广场上有我们组织的大巴在等待，但要付钱，大约是公交车费的两三倍。刘沪生说先上车，下车再收钱。于是，一行车队浩浩荡荡开向清华园。大巴的票款没收齐，但大家总算平安到达学校了。

经过大家的努力，这次曲折的旅行总算安全圆满地完成了，我们很高兴。这一个暑假，我们几乎没怎么休息，自己还贴了不少电话钱和车钱。但能为大家办点实事，又学到不少经验，心里还是很高兴的。经过这一次的锻炼，以后正常情况下的返校工作，也就驾轻就熟了。

转眼到了1966年。快到放暑假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8月份，全国“大串连”开始。除飞机外，乘坐火车、轮船、长途汽车、公交巴士等交通工具都不要钱。乘火车免费，但要到学校某个地方去领票，持票上车。从北京出发，车票只分成五六个方向，如哈尔滨、上海、福州、广州、重庆、乌鲁木齐等。每个方向只有几个大站，一般只是省会级的。火车的时间也很难准时，往往是车站工作人员让上哪个列车就上哪个车，说啥时候开就啥时候开。学生串连到外地，除了吃饭要自己掏钱以外，其他基本上不需要什么花费。

我也想领票出去走走。到清华的领票点一看，秩序十分混乱。我和冯康甫一看这情况，当年的热心劲又上来了——我们来管几天。这一管就粘上了手。结果，到大串连结束，我们俩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一天也没有休息过。

当时的清华园处于其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工作组已不管事了，造反派的委员会还没有成立。整个清华园最高的权力机构，可能就是“对外接待站”了。对外接待站设在西主楼和二校门之间的汽车楼，站长是一个戴眼镜的学生，一共十来个人，都是自发热心来帮忙的。没有选举，也没有任命，也没人任命。我和冯康甫两人就算交通组的全部了。主要工作就是统计汇总各个接待楼的车票需要，每天定点上报北京铁路局，然后领票、发票。后来包括预定大巴，送外地师生集体上火车站乘车。清华行政处的处长，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几乎天天来对外接待站，从站长处领受任务。

“大串连”开始后没几天，北京铁路局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对象是各大专院校对外接待站负责交通的同志。主持人是北京铁路局的邝局长，还有北京公交公司的负责人。讨论的题目是如何做好各个对外接待站的交通工作。铁路局、公交公司希望听听需要他们做些什么，而不是反过来。会议决定将北京的大专院校按地区分成几个片。清华与周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6个院校组成一片，清华算是片头。每天，铁路局的车票分到片头，由片头再分发到片内的各个院校。北京铁路局、北京公交公司大串连办公室设在东单路口西南角，东单体育场内一个很不起眼的类似于传达室的两间小屋内。地址、电话希望我们一定要保密。散会时，邝局长还给我们留了个能直达他本人的电话，让我们有大事可直接找他反映。当然也希望我们对这个电话号码保密。

工作就这样摇摇晃晃地摸索着进行，每一天都有事。由于交通组每天都要接待不少串连师生，人声嘈杂，后来就搬到了同方部北侧平房（即“二院”）中的一间。票数统计（包括本校各个接待楼，以及周边的6个院校），很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和细心的态度，我和冯康甫两人有些难以招架。正好此时，校团委有两位女同志来交通组问有没有什么事可干，这真是雪中送炭，求之不得。以后，这两位同志天天准时来。当时没有计算器，更没有PC机，票数统计全靠手打算盘。总数出来后立即打电话上报铁路局的东单办公室，包括哪一天、什么时间、有多少人需大巴接送至北京站上车。这个大巴的需要量也不能小觑。每次来大巴车队，我们照例要到场，看现场有无意外情况发生，看车队是否晚点或车子够不够用，和东单办公室保持联系。直至把他们全部、安全送走为止。有一天一次来了46辆大巴，好像送几个来自广东的大团。时值傍晚，车灯一开，宛如一串长龙，游转在主楼广场前，人声鼎沸，煞是热闹。汽车楼的接待站内，崭新的被子堆得铺天盖地。有时大巴车队要半夜送人，我们就不能回宿舍睡觉，太远。我就睡在新汽车楼的被子堆里，又暄又暖和。分票又是一件头疼的事，因为下发的车票数总是远小于我们的上报数。所以，在分票时也层层打折。但要在各院校、各接待楼之间平衡，也只能今天少明天多地调和。大家也发扬些风格。当时常有火气大的学生来要票，也有全国各地来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要票，还有些特殊情况的来要票，都很头疼。实际上，很多串连学生间都互相换票。所以，说是让串连学生北京取经后返校闹革命，但实际上是全国大流通，流向流量都很难控制。

“大串连”从骄阳似火的夏天开始，直至寒风凛冽的冬天结束。持续达几个月的史无前例的全国人员大流动，终于在全国人民的超常努力下圆满地完成了。这是一场特殊的战役，是一场在几乎没有任何通常行政领导下，由群众自发自治式地完成的一个大战役。我有幸参与了在清华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战役，做了仅仅有关交通这样一个小小环节的事，却令人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