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谢喆平

2011年春，清华百年校庆。87岁的清华政治学系最后一届毕业生张遵修，坐在刚落成的新清华学堂里参加庆典，周围是热烈浓郁的气氛、激动兴奋的人群。对她来说，这一切熟悉而又陌生：旧校新学堂，新景无故人。然而在她心中，旧时风景与来时路历历在目，那些师长、那些学长，从未离开。

政治学系女生

一般来说，政治学这种理论思辨性强的学科，应该是男生的专长吧？其实未必。政治学系女生，是清华女生史上有特殊意义的一页。1928年罗家伦主政清华，首次招收了11名女生。这11人中被同学们称为“叶大哥”的，便是政治学系的叶叶琴。除她之外，这11名女生中还有几个以其他方式选择了政治学系——比方说，外文系的黎宪初后来嫁的是政治学系的青年教授陈之迈。

此外，由于1928年清华不在南方招女生，无奈的杨绛只好上了东吴大学的政治学系——但她大学最后一年北上清华借读，认识了钱钟书，而她在清华借读的，正是政治学系。

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里记载“阅报见姚锦新出洋，忽然发生了点异样的感觉。”姚锦新是谁？

“她和我一年入学，进的是政治系，大二转来我们班，读了一年，就出洋了，到德国进修音乐……姚锦新很有名，清华曾经选过校花，我入学后，不选了，姚锦新就属于未经加冕的校花，她会弹钢琴，有些花花公子整天围着她转，比如她弹琴，总有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士为她掀五线谱，我这样的野小子，土包子，当然够不上她的边，连话也没讲过。她大三出国，那时出国是件大事，何况她书没念完，就获得机会，着实令人羡慕。1935年我去德国，听说她还在柏林音乐学院，后来好像又去美国留学，建国后见过她，穿上军服，革命了，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姚锦新有个弟弟，也是清华毕业的，大家都知道，他当过副总理，叫姚依林。”（卞毓方：《天意从来高难问：晚年季羡林》）

让季羡林暗自自惭形愧的姚锦新，后来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但是鲜有人知她当初在清华念的居然是政治学——-她后来先转外文、再转演奏与作曲，成为中国音乐界少有的以理论教学著称的人物。早年的政治学理论熏陶，与她后来对理论的偏好有一定关系。

实际上，曹禺的结发夫人郑秀，也是清华政治学系毕业生。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女生选择政治学？虽然杨绛说自己“虽学了四年政治，并无救世济民之大志”（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但叶叶琴在《百岁自述》中所说的“当时选择主修政治，是青年时代的志趣，希望将来的工作，能使大多数的人获得最大的福利”，多少道出了那个变革年代中政治学系女生的心声。在清华期间，叶叶琴不仅学业出众，升入研究院就读；她的出众口才和组织能力也令人刮目相看——1928年的开学典礼，她代表全体新生发言，落落大方，大受好评。

1948年，叶叶琴在湖北竞选第一届立法委员时，与其他两位候选人得票不相上下，最后胜出的原因是选举委员会有父执认为“三个候选人中，一个是学教育的，一个是学化学的，一个是学政治的。就立法委员的职责而言，以学政治的最为恰当。我主张以叶某名列第一。”她说这是破天荒头一遭在紧要关头，她以政治毕业生的资格，得到优待。

那些先生的故事

1933年，因北方局势不稳和父亲的再三敦促，不得已放弃清华政治学研究生学业的叶叶琴，经过严格的公务员考试，进入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工作，负责公务员任用审查、在职公务员登记、公务员补习教育等。初入职场的她，感到自己就像机关中的一颗小螺丝钉，多年的学业训练与满怀抱负无从施展，深感委屈。有一次回清华园去看浦薛凤老师，告知他自己的内心感受，浦老师安慰她说：“螺丝钉也是很重要的。”

浦薛凤，时为清华政治学系的第三任系主任，他是清华辛酉级（1921级）毕业生，他们那一级出了罗隆基、闻一多、何浩若、吴国桢等一大批现代中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1913年的清华戏剧比赛，辛酉级演的是《武昌起义》。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学运不断，“在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嚣张是不须讳言的。”（梁实秋《清华八年》）对此，罗隆基后来也常常自诩“九年清华，三赶校长。”

然而浦薛凤的道路不同。五四运动当年暑假，他回乡组织暑期学生联合会，因为会员多为在上海就读的本乡学生，当选为会长的浦薛凤居然是“北方学生”，便常常与他为难。初次尝到“学生政治”原来是这般滋味的浦薛凤，对学生组织从此不再有好感。

1921年春，辛酉级准备留洋之际，正值北京多所学校抗议当局拖欠教育经费。关于是否要与各校联合行动，清华学生分歧激烈。为此，辛酉级召集了年级会议，用在校学会的西式“议事规则”来表决是否参加大考，结果以三分之二通过参加大考的提案。但是，罗隆基、何浩若、闻一多等29人仍拒绝参加，甘愿受罚，在校多留一年。罗隆基、浦薛凤、何浩若、吴国桢，以及稍后的王造时（1925年）、林同济（1926年）等留美都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他们的选择，与余日宣等人的政治学启蒙，以及国家积贫积弱的处境密切相关。

请浦薛凤回清华任教的，是他的老师、清华政治学系第一任系主任余日宣。其兄余日章曾组织红十字会，并自任总干事。当清廷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军舰炮轰起义军时，他曾携带黎元洪的亲笔信前往劝阻。

余日宣（1890-1958）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回国途经伦敦请见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被其盛赞英语流利，谈吐从容。按教务长张彭春的话说，余日宣是一个参与意识极强的清华少壮派，富有“政治性味”。但令人意外的是，余日宣天性淳厚，并未恃兄傲物。余日宣曾经是南开的教务长，青年周恩来曾经特意坐早班火车赶回天津，“急至母校见慕天与共趋礼堂，聆余日宣演说”（《周恩来日记》）。1920年夏，余日宣回到清华，和美国教授魁格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一起成为清华的第一批政治学教员。

是年，清华学生成立了“政治学研究会”，这校园里最活跃的社团，请来的演讲者除了余日宣和魁格雷之外，还有梁启超、林长民（林徽因之父），加拉罕（苏联驻华大使）等。加拉罕在清华的“苏联政府与远东人民之关系”演讲，遭到了英国《泰晤士报》的激烈批评，认为“谓清华乃美国退还赔款所开办，苏俄政府，既未经美国政府之承认，当不容其过激主义之宣传于清华”，为此，清华校长曹云祥专门两度去函称“加氏演讲乃现代文化班之一种副课，其目的在比较各国政治问题，苏俄问题，不过其一而已……清华乃中国之学校，以养成中国之人才为宗旨，中国既已承认苏俄，当于国际间完全不发生问题”（《清华校史选编》）。

由于余日宣，清华改制之初，政治学系便已确定。余日宣先后担任了清华校内的若干重要职位，从华员公会主席到校务调查委员会会长等等。1926年4月建系之时，清华政治学系教员有余日宣、钱端升、刘师舜、金岳霖和郑麐，后来又有苏尚骥和杨光泩，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第一任主任克尔文（Edward Samuel Corwin）。杨光泩在清华时间不长，北伐胜利后他进了南京政府外交部，在蒋宋举办婚礼的大华饭店，他娶了复旦大学的第一位女生严幼韵（30年后严再嫁顾维钧）。1941年1月，担任驻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泩，因为拒绝合作，被日寇秘密枪杀。

北伐胜利后，外交部派余日宣代理校长。但也许命中注定，政治系建系，他在清华的历史使命便将告结束：一周之后，蒋介石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

在罗家伦授意下，学生们发起了驱逐不中罗意教授的运动。浦薛凤记述说：“予于八月下旬抵达母校。首承（陈）岱孙，继有（王）化成，相继前来访谈，藉悉好事学生，已对三位教授表示不敬，所以余日宣、杨光弼与虞振镛三位先生公开表示自动离职。予得此消息自不愉快，立即访谒余师，表示蒙邀执教，衷心感谢，但闻将往上海应沪江大学之邀，殊深惆怅。余师谈笑自若毫不介意，并谓转换环境，增多经历亦好。”

余的谈笑自若只是为了让学生宽心，实际上，付出甚多的余日宣深感受辱，此后终生不再回清华。

余日宣离校后，罗家伦请来哈佛出身的湖北学者吴之椿接替，但罗家伦被清华学子驱逐后，吴之椿也辞职而去。吴之椿系主任未做多久，但他的清华缘分以另一种方式持续——虽然未追到历史系才女袁震（后来的吴晗夫人），却娶到了外文系的欧阳采薇。

1931年，吴之椿离开后，31岁的浦薛凤接任。他是余日宣为政治学系所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署，在他任内，没有虚度民国的“黄金十年”，一心向学，在教学与研究上都大有成就，使清华政治学系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重镇之一。

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在昆明共组“西南联大”。1939年3月，浦薛凤决定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此时，除了浦薛凤，还有陈之迈、罗隆基、王化成、沈乃正等——清华政治学系教授几乎全部离校从政。

这一时期，张奚若（1889-1973）留下担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系主任，他也是清华政治学系留在西南联大的唯一一名教授。张是清华政治学系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位：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奔走各地乃至东京，为购买军火、发动起义奔波，曾被军阀捉住，几乎丧了命。革命成功后，他不求官职，反而赴美寻求学习建设国家的本领，先念工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政治学。他并非清华学校出身，但却是清华政治系在职时间最长的教授（23年）。

北伐胜利后，刚刚被南京政府最高教育学术管理机关“大学院”任命为校长的罗家伦，正是在大学院高等教育处处长张奚若和文化事业处处长钱端升的帮助下，共同起草了《国立清华大学条例》，不但为清华的运作制定了规章典例，而且矫正了罗家伦任命书的疏漏，实际上将清华定位为国立大学。

1937年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南迁，长沙临大时期的政治学系教授会，先推选清华出身的张佛泉教授为主席，他坚辞不就而后又改推张奚若。自此直到抗战结束，三校复员为止，一直由张奚若任政治学系主任；他因公外出时，由钱端升代理。

虽是革命老将，张奚若却对暴力革命持保留态度，对辛亥革命中革命党在西安杀戮满人，他曾在回忆录中明确说：“我当时不在陕西，若是在的话，不知要怎样才能杀得了人呢！”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他也并没有站在学生一边——在他看来，念书乃是学生的第一要业。

德军入侵法国时，因推崇卢梭而爱屋及乌的张奚若曾认为法军必胜，当法国不到六周即全线陷落的消息传来，他气恼得几乎将书桌掀翻。德军入侵苏联，西南联大的教授亦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德军将攻克莫斯科，另一派则认为苏联将顶住德军。苏军顶住了德军进攻的消息传来，他的陕西老乡、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闻讯大惊说“恐非国家之福”，他只字不语——时局的发展使这个自由主义者不断沮丧，抗战的节节失利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逐渐使他寒了心。

张奚若曾经对毕业班学生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当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地告诉诸位，四年的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以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但是，当年对学生说“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的张奚若，1949年后做了教育部部长；坐在他家地上谈天的西南联大工学院学生朱镕基，后来成为总理；1935届学生龚祥瑞，后来在北大教的学生李克强，成了副总理。

那些学生的命运

清华念政治学的学生，在政治学系建系之前大多接受过余日宣的政治学启蒙，这一时期，清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学学生，后来在中国政学两界有重要影响，比如钱端升、浦薛凤、萧公权、沈乃正、陈之迈、赵凤喈、燕树棠、刘师舜、陈复光等人，还有后来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的张忠绂、梅汝璈、向哲濬、何浩若、时昭瀛、罗隆基、潘大逵、彭文应、王造时、张汇文、史国刚等。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小县，1913年，罗隆基以江西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清华。罗隆基擅长演讲，在清华念书时，还常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五四运动时，罗隆基鼓动清华与各学校一起行动。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临时监狱。学弟王造时回忆当时的罗“以学生领袖的身份，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而在同学吴国桢眼里，罗隆基则是“具有鼓动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愤，而且文笔犀利，差不多能颠倒黑白……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

考入清华的罗隆基，后来把小同乡王造时和彭文应从遥远的安福第一次带进清华园，造就中国政治学界的“安福三才子”。在清华时，王造时还是第一任学生会会长，他后来和彭文应都在余日宣的母校、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念了政治学。这三位从安福走出来的政治学者，1957年全成了右派。三人中最年轻的彭文应1962年以心包炎离世，至死未写检讨。3年后，单身的罗隆基心脏病发孤独地死于家中——此时的吴国桢已被迫流亡美国，他若是知晓此事，是否会后悔对老同学命运的一语成谶？1971年，王造时狱中身故，家破人亡。

1929年，清华政治学系送出了第一届29名毕业生，当中有后来清华政治学系最后一任系主任曾炳钧、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最后一任系主任王赣愚——他也是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的开山鼻祖。1941年5月，四川人曾炳钧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即将离美返国之时，在街头偶遇清华同学、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接受了冀的托付，押运满载美国提供中国P40战斗机的挪威货船S.S.Gunny号回国。他并不缺路费，而且因为挪威与德国是交战国，商船常遭德国潜艇袭击，此行极为危险，但是书生曾炳钧还是毅然登船。1994年，曾炳钧专门要求家人把他送到清华校医院，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穿过病房的窗子，能远远望见朱自清笔下的荷塘，似乎可以望见年轻时在清华园念书的美好时光。

在1930年毕业的第二届学生中，有学术史上传奇的邵氏兄弟：邵循正和邵循恪。这一对亲兄弟在清华本科毕业后均成为清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为避免兄弟相争，兄循正改读历史系，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攻蒙古史，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成为蒙古史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但熟悉蒙元史史料，更精通英、法、德、日、波斯、蒙、满等多门语言，历任清华、西南联大历史学系教授，曾与陈寅恪、洪谦、孙毓棠、沈有鼎联袂赴英，1956年作为中国蒙古史专家代表赴莫斯科，拟定由蒙、中、苏三国历史学家合作编写的《蒙古通史》研究计划。1931年，费正清来清华，与年纪相当的邵循正都以蒋廷黻为师。1973年初，费正清访华，要求见邵。身体和处境都严酷的邵循正，注射了一针抑制哮喘的针剂而后去见老友。费请他去哈佛，他答之“在中美两国正式建立邦交之前，不可能考虑这件事。”费正清后来回忆说：“他对我说：‘你还可以做研究，将中美关系继续写……’”。然而，邵循正只活了六十四岁——比费正清整整少了二十年。实际上，邵循正一生能全心治学的时间只有生命的三分之一，他的近代史研究计划，也只来得及完成了三分之一。弟循恪研究所毕业后赴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教授。

1931年毕业的学生中，邸维周赴爱丁堡大学留学，1932年毕业生中的李成藩历任朝阳学院、华北大学教授。1933年的毕业生中，吴世英历任湖南大学政治学教授、国民政府军委会设计委员，后来是台湾“外交部”亚东司司长、驻日公使和驻伊朗大使等，曾担任两年多学生会主席的尚传道，“九一八”事变后，带领二百多学生南下请愿，在南京国府大院搞绝食，要求面见蒋介石表达抗日主张，最终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委集体接见。这一届学子中，显然王铁崖是最大名鼎鼎的一个，他担任过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当年考取庚款留美政治学名额的5人，虽然无法像庚款留学的理工生那样出了若干声名显赫的科学大师，但王铁崖高龄方才等来的成名机会，总算使这5人没有被时代的浪潮全部吞没。

在1934年毕业的第六届学生中，俞国华后来去哈佛念了政治学硕士，到台湾后曾任国际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中央银行董事长和总裁，1984年任台湾“行政院院长”，是台湾实现经济起飞的有功之人，开放老兵回大陆省亲的政策，也是他任内推动的——作为蒋介石的奉化老乡和蒋经国的发小与同学，他本意只做财经专才，不料历史将他推到了更高处；他的同班同学唐明照在临近毕业时中断了清华学业，赴美入加州大学历史系研读西方近代史，并任美国共产党加州大学支部书记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朝鲜战争爆发后，唐秘密返国，后来就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成为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大陆外交家。一俞一唐，一国一共，在时代的大背景下，1934届这两个杰出毕业生的命运，是当时政治学系学子命运的典型写照。

1935年毕业的第七届学生龚祥瑞是拉斯基教授的嫡传弟子，他原本在沪江上学，正是听了时在沪江任教的余日宣建议而转学清华，后来在北京大学培养了“文革”后第一代政治学学生。“我在读本科的时候，30年代曾留学英国的龚祥瑞先生向我们讲授英美法律课程。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他同时又以为，他的学生们，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李克强《师风散记》）。

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学生中，做学问出名的除了邵氏兄弟，还有留英博士论文《关于承认的国际法》1951年在伦敦一出版就被列为国际法名著、佳评如潮的陈体强，第一位在美国政治学界获得巨大声誉的中国学者邹谠（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端木正，以及中国法律逻辑研究会副会长杜汝楫。

当然，张奚若先生没有料到，他在西南联大最知名的学生，来得非常意外：1947年，一个叫朱镕基的湖南高考状元进入西南联大工学院；54年后，朱在清华做告别演讲，回忆昔年做学生的时光，说：“我们当时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结局

其实，抗战之初，从政或为学的选择，已决定了政治学系教员们后来的命运。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浦薛凤接受了该书的复译，清华室友闻一多从此不再理他。作为政治学者，他预料到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1948年秋，飞往台湾担任省政府秘书长，与他搭档的，是清华同学吴国桢（吴任省长）。

1947年萧公权应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顾毓琇之约，前往南京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两课。不料该校教育长与党务人员对他进行了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被一生不入官场的萧公权视为莫大羞辱。在大陆政权易手前夕，萧应邀赴美任教，永离故土。

回到北平的清华，已有五院26个学系。但许多答应回清华任教的政治学系教员，由于各种原因，几乎都没有到职。当时的清华政治学系，人才凋零，出任代理系主任的，是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岱孙。

1952年，政治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余日宣，以沪江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身份参加上海教授北上访问团，见到了昔年的学生周恩来，然后迎来了沪江大学解散的通知。第二任主任吴之椿，默默地从北大转往北京政法学院。第三任主任浦薛凤，在台湾继续着政坛不倒翁的生涯。刘师舜、王化成和陈之迈继续着外交生涯。吴恩裕开始转行研究《红楼梦》，林同济则开始关注莎士比亚，后来都卓有成就。第四任系主任张奚若，调往教育部担任部长。

60年后清华政治系即将重建，昔年的先生均已作古，旧日的学生也已所剩无几。当年余日宣离开清华时刚刚出生的幼子，已逾八十岁，当年学子们在他家大门外游行时所呼喊的口号，他当然记不得了，但他户口簿上的出生地，至今仍写着“清华园”，但经过多次动荡，已难寻1957年刚戴上右派帽子、未及批斗即辞世的父亲的更多资料。

当年和余日宣一起在清华教政治学课程的魁格雷教授的小女儿，1922年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当辗转联系上她时，她从加利福尼亚家中的地下室里取出尘封已久的父亲文件——那批魁格雷1920年代在清华教书时的照片与文章、清华学生和他数十年间的通信，整齐如故。在1962年给身处兰州的学生回信中，魁格雷提到前一年他出版的新书《中国政治展望》，最后伤感地写道：“我年已七旬有四且不良于行，况政治僵局至此，此生再回中国怕是无望了，这真让人伤痛——我何等期盼重返旧地”。

转自《看历史》杂志2011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