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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南园的东南隅，一座门前有绿竹掩映的古朴院落，在夏日里静静伫立。小院有草木相伴，而无车马之喧。偶有两三学子从门前经过，也都放轻放慢了脚步，几片落叶随风幽静地飘落在门前，四周显得愈发静谧。路人指告，那就是燕南园57号。

一株苍郁葳蕤的松树越过院墙映入眼帘，枝干傲骨峥嵘，在风中轻轻摆动时，仿佛时间也停驻了。是了，这就是冯友兰先生生活、写作了近半个世纪的“三松堂”，也是宗璞先生深爱的“得自然噫气”（宗璞《风庐童话》后记）的“风庐”。世事变迁，如今三松剩下两株，但它们依然苍劲、挺拔、卓尔不群，与饱经风霜的57号院一起笑对岁月沧桑。

在敲门的那一刻，我忽然有些不安，感到不该来打扰这幢房屋的主人。毕竟，对于83岁高龄仍在潜心思索写作的作家来说，时间弥足珍贵，有更重要的使命待她去完成。

然而，如同一位牵挂着宗璞先生的读者所言，“只要读过宗璞的文字，你就不能不牵挂她。”宗璞先生虽久不废、燃烧生命的写作历程，与她笔下的故事一样打动着无数关心关注她的读者。

去年8月，因为《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一书，我有机会与宗璞先生取得联系，先生说很愿意谈一谈。不料，在采访前，她因病两次入院治疗。直至11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的纪念会上，才终于见到了抱病出席的宗璞先生。那天，她一直在静静聆听，平静的表情下隐含着无法平静的心情。我上前问候时，先生轻轻地说：“等身体好些了，很愿意和你谈一谈。”这句轻轻的约定给了我登门探访的勇气。

风庐笑谈岁月沧桑

门开了，室内光线柔和，深色木地板，一条窄窄的走廊，家具陈设虽无奢华，却很古雅。空气中飘散着若有若无的草药香味，步入风庐，即刻便有一种心宁神静的感觉。

宗璞在“风庐”接受记者 专访。 （李扬 摄）

客厅里，宗璞先生正安静地端坐在沙发上，似乎已等候良久，又像是在独自思索着什么。满头华发愈显慈心睿智，而神情一如散文集的照片上那般端凝而慈爱。可以感觉到，她的身体状态明显地好于去年冬天。

听见我走近，宗璞先生微笑着说：“从去年8月到现在，我们约了很久了。”平和而温蔼的语气，使人感到一种甘美的宁静。

我对先生说，看了她年初时写的《新春走笔话创作》，知道她一直在酝酿着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最后一部——《北归记》，春天的到来似乎预示着新的出发。宗璞先生听了笑道：“是的，不能再分心了，因为总是生病，《西征记》写完之后这两年都只写了一点点。以后主要是《北归记》了，写长篇是一件累人的事，因为放不下，就老压在身上。”

“常听见人打听《北归记》的消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这身体，朋友们都在说‘我们为你祈祷’。”说着，她端起茶几上的一碗中药说：“你看，又要吃药了，从早到晚的吃药。”语气里却没有丝毫的怨叹。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今年春天来临之前，宗璞经历了“一病两年，九次住院”的折磨，因为历经七年、“蚂蚁衔沙”般写就的《西征记》几乎耗尽了她所有的心血。于她而言，写作，是一个燃烧生命的过程，是“把自己搅碎了，给小说以生命”，在《新春走笔话创作》中，她这样写道：“打了‘西征’这样一场大仗，在尘灰中打捞起湮没的历史真实，让诗意的向往飞翔起来，纵然只能做到一星半点，也要费大精神。人还能剩多少力气，炼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

经过两年多的休养生息，宗璞先生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再度出发。今年四月的《上海文学》刊登了她的短篇小说新作《琥珀手串》，先生的笔力细腻而灵动，用词雅致，令人读后回味不已。提起这部短篇小说的创作，她不无幽默地说：“在写长篇之前写个短篇，可算是‘热身活动’吧！”

其实生病这两年于宗璞而言，并非空白。她梳理旧作重新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四季流光》与《红豆》，两本散文集《二十四番花信》和《旧事与新说》，并作了一次关于《红楼梦》的长篇访谈，还写了一些短文，比如那篇情趣盎然的《采访史湘云》。另外，散文集《云在青天水在瓶》也已经在韩国出版。

现在，宗璞先生深居简出，生活十分简单而有规律，每天起床要先到院子里散步一小会儿，“精神不好的时候在自家的院子散步，精神好的时候在燕南园，我希望精神再好一些，走出燕南园。”先生微笑着说。上午是工作时间，有助手会来帮助打字；午睡后，听读书报、听音乐，间或会客，很少打乱。她始终未停止对《北归记》的酝酿与思索，耳读和谈话都是收集资料的机会。

谈到近来的心情与感触时，宗璞先生提起了不久前的清华百年校庆。

“我去参加了毕业60年的校友聚会，1951级毕业的约400人，外文系去了8个人。毕业60年，大家头发都白了，年华逝去了，得到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想想很难回答，至少我们是见证人。”

对于清华园，宗璞感情很深。冯友兰先生长期在清华任教，曾任清华文学院院长18年，所以宗璞幼时生长在清华园，她在《那青草覆盖的地方》中写下自己在清华园里的童年记忆，她深知30年代清华文科的辉煌；她还跟随父亲一起见证了流亡师生在抗战、迁校、复校过程中的艰难历程。1948年，20岁的宗璞由南开大学转到清华大学文学院的外文系读书，在文学院被撤销之前的1951年毕业。

隔着一个甲子的时光回望清华，宗璞先生感触良多：“清华百年里，文科走过一条弯路，1952年撤销，一直到1985年才又建设起来。本来是从1952年到1984年没有文科，但很多人对清华的了解，就好像1952年以前也没有文科。说起文科，就是国学院，然后就是现在的人文社科学院，那么中间一段1929年至1952年的文学院哪里去了？我们这些人从哪儿出来的？我们出来不出来倒不要紧，比如曹禺是从哪儿出来的？穆旦是从哪儿出来的？还有30年代一些很有成就的人，他们从哪儿出来的？所以现在回头看清华百年的校史，应该弄清楚，清华文科在三四十年代是一个高峰，清华文科的辉煌就在那个时候。当然以后还可以创造很多个高峰。”

“清华文学院成立于1929年6月12日，下设五个系：中文、历史、哲学、外文、社会学，有许多饱学之士，他们学贯中西，私塾念的是四书五经，都是包本的背诵，过去的文化已经很饱，又出去留学，外面好的东西也能吸收，真是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我看现在很少有饱学之士了。现在有人开始说三四十年代是清华文科的高峰，认为‘总体上，清华百年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双峰走势。第一个高峰出现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名师云集，历史、哲学、政治学、文学等学科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是我在《社会科学报》上看到的清华一位教授的话。我很高兴，听说新落成的校史馆布置了完整的校史展览，有清华在1952年前的组织图，文、法、理、工各学院写得很清楚。当然对于文科的成就还要深入探讨。历史总是越来越明白。”

谈话间，我注意到在宗璞先生身旁的墙上，有一帧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是西南联大时期的七位先生合影，下面标注着梅贻琦、冯友兰、施嘉炀、潘光旦、陈序经、叶企孙、吴有训等诸位先生的名字，在他们身后的正上方高悬着一块“百年树人”的匾额。我想，宗璞笔下的《野葫芦引》，不正是对照片中那一代饱学之士的人格、学养以及精神世界的完整文学表现吗？

我对这张照片的兴趣也勾起了宗璞先生的许多回忆：“你看到的是一个展览会上的展板。照片摄于1941年，清华30年校庆，在昆明迤西会馆。那天教师们聚会，大都阖第光临，许多孩子都去了，我也去了。照片中的7位先生是三四十年代清华的领导成员，也差不多就是西南联大的领导班子，他们当时正在壮年，全力为国家、民族苦撑着教育事业。但可惜，展板上标注的名字有误，写的陈序经其实是陈岱孙，把吴有训写成了叶企孙，把叶企孙写成了吴有训。这块展板展出一个多月，无人注意。感谢他们后来送来给我，我才看到。后来的人不认得以前的人，是很自然的，认得的就会说出来。还有一个小例子，约十年前，在编辑《世纪哲人冯友兰》影集的时候，有一张老照片，拍的是一次郊游。画面上有9个人，有梅贻琦夫妇，冯友兰夫妇，潘光旦和顾毓秀。前面蹲着两个男孩，是梅祖彦和冯钟辽。还有一位女士，编辑误为潘光旦夫人，经潘乃穆指出错误，可大家都不知道她是谁。画面上的人只有冯钟辽还在，他记得那次郊游是去妙峰山，却不记得那位女士。后来还是远在美国的梅三姐祖杉认得，是校医祝大夫的太太，这张照片大概就是祝大夫拍摄的。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为我们的考证登了一条小消息。这是一些小事情，但表现了历史是很难弄清楚的。我并不研究历史，我和历史一起长大，虽然懵懂，也知道些边边角角，对弄清事实也许会有一点帮助，这是我的责任，这不是个人的事情，是对历史负责。有些谬误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伤害，令人疼心。我最佩服历史学家杨天石，近年来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让人们清醒了一些，真是伟大的功绩。另外还有两位也姓杨的历史学家，我也很佩服。至于我，能做的很有限，只想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如此而已。”

“父亲冯友兰毕生力量所在，一是学术，一是教育”

虽然此前在电话中宗璞先生说“咱们随便聊聊，讲到哪儿算哪儿”，可是在谈话中，我发现去年8月我写信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宗璞先生都记得很清楚。

提起《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这本书，宗璞先生告诉我，她不久前才得知这本书被《中国日报》（《ChinaDaily》）评为2010年度十本好书之一（虚构和非虚构类各5本），这让她感到十分欣慰：“我希望‘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读者、编者、评论家十分理解这个意思，我觉得很感动。”

沉默了片刻，宗璞先生缓缓地说道：“我父亲毕生的力量，就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一个是教育事业。我父亲要做的事情，是希望他的学问、他的事业都对国家民族有利，有用处。黄苗子老先生曾说冯先生考虑事情不是为自己的个人命运思索，而是对整个人类思潮做认真的思索。我觉得，在研究哲学和历史的时候，这样的思索是必然的。50年代中期，有一次关于哲学系要培养什么人的讨论，所有人都说哲学系要培养普通劳动者，我父亲说这不行，哲学系还是要培养理论工作者。他写了一篇文章，《树立一个对立面》。我看到那篇文章时很感动——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不合潮流的意见，可还是要说出来，他图什么？明知会遭到迎头痛击，可他还是要说出来，他为了保护中国文化不被全盘打杀，还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就是为了多继承一些。这些都可以证明他是从公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私的角度。我想我们会越来越明白。当然，我并不认为父亲是完人，他有封建意识，尤其在全民的造神运动中，不能抗拒潮流。”

以后改造越来越升级，人的头脑完全沦陷。在那个没有自由的年代，冯友兰先生走过的道路十分坎坷，宗璞曾在书中写道，父亲既没有“言而当”的自由，也没有“默而当”的自由。直至“文革”结束后，局面宽松了，1980年，冯友兰先生以85岁高龄，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动笔撰写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洋洋洒洒150万字的巨著，历时十载，以惊人的毅力和学养，在告别人世之前完成了这部压轴之作。

宗璞与父亲冯友兰(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十年里，冯友兰先生每天上午在书房写作，从不间断。写作期间冯先生有很多次生病住院，一次住院时，他对守候在身边的女儿说：“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父亲这句话让宗璞大恸不已：“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冯友兰先生在燃尽自己的生命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这是他的预言，也是他始终不改的信念。

宗璞先生还特别提到了父亲的教育思想：“可以说，他们那一辈的人既教书、著书又参加学校的管理，用现代的词叫‘双肩挑’。我父亲在哲学上有自己学术的著作，此外他也有他的‘事功’，在教育事业上他也做了很多事。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说要去当一个王，而是修养自己的内心，这种修养可以外化成著作，同时建一番事业，对外面的社会尽一份责任，我父亲在这两方面都有成绩。去年，他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已经编辑成《冯友兰论教育》一书，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教育思想，照我很粗浅地想，可以概括成三点：一是教育出什么样的人，应该是合格的人，而不是器，是有独立头脑、通晓古今中外事情、能自己做出判断的人，而不是供人使用的工具；第二点是大学的职能，我父亲非常善于把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话说出来，他用四个字概括大学的职能，这四个字是‘继往开来’，就是说，大学的职能不仅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还要创造新知识，我觉得清华的传统，就是富有创造性，清华校箴‘人文日新’就有‘开来’的意思；第三点，怎样办大学呢？大学不是教育部的一个司，大学是自行继续的专家集团，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懂得这个事情的人有权发言，一般的人不要发言。”

在宗璞看来，父亲一生除晚年受批判、被攻击以外，应该说是比较好的，高寿，家庭幸福，想做的事基本上都做完了。而内心的稳定和丰富，正是父亲长寿的重要原因，唯有这内心的力量，才使他在恶劣环境下没有脆弱得不堪一击，而且始终不懈怠，即便是在目力全坏、听力也很可怜时也总是“胸次悠然”，处于一种怡悦之中。“我父亲对繁言基本上是不在意的，当然，也有觉得很‘岂有此理’的时候，不过在整个历史潮流里，这些东西都是很小的事情。”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冯友兰先生欣赏的境界。上世纪40年代，常有人请冯友兰先生写字，他最喜欢写唐李翱的两首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另一首是“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宗璞曾说，父亲执着的精神背后有着极飘逸、极空明的另一面，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得起，另一方面是佛、道、禅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放得下，也正是秉此二气，父亲得以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20世纪。

宗璞先生说，父亲去世已经20年，他的著作一直在出版。《中国哲学简史》最受欢迎，两种中译本和中英文对照本都在畅销，英文本和意、西、捷、日、韩及塞尔维亚等文字译本在全世界销行，60年来始终不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在台湾出版，不断有读者，大陆的出版家很辛苦地去台湾交涉了，以飨内地读者，其英译本仍在美国发行。《中国哲学史新编》当然继续出版。《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小史》以及各种选本如《冯友兰谈人生》、《理想人生》、《哲学人生》等都在出版。

“我这里讲一个小故事：太平洋中有一个岛国叫大溪地，有一位岛民叫伊利亚，他为了证明独木舟能航海，和几位朋友驾驶一只独木舟从大溪地驶往上海，历时数月。航程中，他带了三本书：一本《圣经》，一本工具书，还有一本是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伊利亚说，这本书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力量。他特地到三松堂拜谒，并到冯友兰墓上敬献鲜花。我想，这是中国哲学的力量，也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这一预言的必然性。而中国哲学的传承，要靠学者们尽心尽力，‘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这是冯友兰先生的诗句，也是中国学人的精神。”

“父亲曾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精神遗体，那就是他的著作。我想，如果一个人整天钻营私利，蝇蝇苟苟，不能潜心下来，在做学问中感到趣味无穷，欲罢不能，是写不出‘三史’、‘六书’这些著作来的，恐怕连抄也抄不下来。”

谈话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超过了宗璞先生平常活动的时间，她开始感到头晕不适，这一顽疾跟随她多年，劳累过度时便会昏晕。闭目养神片刻，宗璞让助手拿来丹参滴丸服下。正当我心下在为打扰到她而深深不安时，没想到宗璞先生却说：“真是非常抱歉，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再另约个时间谈吧。”

兰气息 玉精神

时隔一周，我正在踌躇是否要再打扰宗璞先生时，忽然接到了她让助手发来的短信，约定隔天下午再见面。

这一次，是个艳阳天，走进宁静的风庐，宗璞先生仍然静静地端坐在沙发上等候，明显可以感到她的气色和精神都比前一次好很多，声音也更清朗、明快了，“这次我们争取谈完。”她笑着对我说。

话题依然从对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开始。冯先生晚年曾打算写一本《余生札记》，把哲学之外的各样趣味杂感写进去，只可惜这本书最终没有写成，只有一篇谈论杜甫《丹青引》的讲绘画的文章。但是，凭女儿对父亲兴趣的了解，宗璞猜想这本书里一定还会有“论文学”、“论诗词”、“论音乐”等等，大概还会有一篇讲《红楼梦》的文字，“父亲曾高度赞扬《红楼梦》的语言，说便是三等仆妇的话也都很有节奏，耐人寻味，而且符合讲话人的身份。”她还记得一次在饭桌上，父亲边吃饭边谈论《儿女英雄传》，说这本书思想不行，但描写有特点，他讲到十三妹的出场，和以往旧小说的出场完全不同，有现代西方小说的手法，不是先自报家门，而是在描写中逐渐交待人物；讲到邓九公洗胡子，认为写得很细，很传神。“那时太没有先见之明，应当录下来，或者记下。”宗璞先生微笑着回忆说，父亲对诗、对词曲、对音乐，都有很好的意见，她记得父亲曾说：“如果一个人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懂，他会喜欢中国哲学；如果一个人对中国古典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都懂，他会喜欢西方古典音乐。”

父辈的教诲和童年澄净的蓝天注定了宗璞终生的眼界和格调。

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让她背诵诗词，她还记得白居易的《百炼镜》是父亲让自己背的第一首唐诗，而吟哦古诗也恰恰是晚年的冯友兰先生在忍受病痛时常服的一剂“良药”。在昆明时，十一二岁的宗璞常到文科研究所看书，各种书籍随便看，而父亲从不加以限制。冯先生认为：书读千遍，其意自见。这为宗璞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扎实而深厚的文化功底。

然而，没有人会想到，宗璞日后的写作之路，始终充满了曲折与艰辛。1957年，她的小说《红豆》被打上“毒草”的标签，无奈搁笔，这一搁就是14年。待到大地春冰已泮，在经过时代动乱而获得人生和艺术的痛苦经验之后，她更坚实地回到写作，回归文学的精神家园，《弦上的梦》、《三生石》、《我是谁？》……人们再度感受到她创作的生命力。

但是，心无旁骛的写作，有时候几乎是奢望。宗璞先生说：“我少年时，读到东坡一首《行香子》，最后一句是‘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席云’，这是我理想的生活。可是现实生活的纷扰，让我永远也过不上那样的日子。”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她又奔忙于照顾二老双亲，以及自己的病，常常感到“挣扎在创作和现实之间”。

冯友兰先生常年专注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从不为俗物分心，因为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有贤淑女性静静地辅佐，他曾感叹自己的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1977年母亲去世后，宗璞便独自担下照顾父亲的重任，这是她的责任。

冯友兰曾对女儿说，当一个作家，要努力读懂自然、社会、人生这三部“无字天书”，还要用至精至诚的心劲把“无字天书”酿造为“有字人书”。其实，这“至精至诚的心劲”正是父女二人一脉相承的写作精神。

宗璞自幼多病，经历过名目繁多的手术，她自状“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

虽然饱经家事变故与病痛缠绕，但是从宗璞的文字里却看不到丝毫的哀怨与病气，相反，她的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着超拔简洁的淡泊之气，有一种特有的向上力。李子云曾经用“兰气息，玉精神”赞美宗璞的精神气质，她的文字是那么的安宁、隽永，有着生命的光亮与喜悦，散发着寂静的芬芳。而她写人的文字又时常沉重得或亲切得令人想哭，但宗璞有她特殊的平静和质素，她是“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

孙犁曾以“肺腑中来”形容宗璞的文章，她那“流淌在胸间的万般感受”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提起《紫藤萝瀑布》，宗璞先生说，在写这篇散文的时候她内心正处于极度压抑与悲伤中，“当时我弟弟身患重病，我心里非常压抑，也很痛苦，紫藤萝给了我一种生机，一种在阳光下的生机，所以让我加快了脚步。”

宗璞与先生蔡仲德在书房(摄于20世纪90年代)

曾经，有一个女读者写信给宗璞，说她看了小说《鲁鲁》后，茶饭不思地整整在床上躺了两天，沉浸在对鲁鲁的心痛中无法自拔。90年代初散文集《铁箫人语》刚刚出版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位读者，一定要见到宗璞，他告诉宗璞，自己在湖南的一个书店里看了这本书，“站在那读，就觉得自己立刻安静下来了，很奇妙。”这些读者的真情也让宗璞先生至为感动：“作者和读者在精神上联系着，如果没有这种联系，写作将成为一种独白。我非常感谢这些有慧心的读者。不仅是感谢，这还是一种共同的创造。”宗璞先生强调说，“作品因读者而活着。”

“我一直非常喜欢元好问的两句‘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诚’和‘雅’是元好问的诗歌理论，后来郭绍虞先生总结的。我想文章要能感动人，首先要自己感动，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真诚是第一位的。”宗璞先生如是说。

“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宗璞就想写一部反映中国读书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的长篇小说。但1957年《红豆》因被打上“毒草”的标签，此后十多年她和许多作家一样，始终“未能动笔”。直到“文革”结束后，“野葫芦”的种子才慢慢在宗璞心中发了芽，而人物在她心里经过千锤百炼也早已有了灵性。

可以说，宗璞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是所剩不多的亲自见证了那个时代、那些精英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时，9岁的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平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虽然经历了流离之苦，但父辈师长们于逆境之中弦歌不辍，坚忍不拔，给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在这批知识精英身上所体现的民族魂和难以再现的独特风骨，本身便是一部史诗。她决意写一部长篇小说来表现这一切，“只因为有话要说，不然，对不起那个时代，对不起那些人”。小说最终定名为《野葫芦引》，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四卷。

“野葫芦”里，是一段源自真实生活的动人故事，是小说，也是历史。“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造就成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在物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精神富有，理想不灭。“打不断荒丘绛帐传弦歌，改不了箪食瓢饮颜回乐”，这是痛感和美感交织在一起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平和宁静而又骨力铮铮。王蒙曾经说，《野葫芦引》“喷发着一种英武，一种凛然正气，一种与病弱之躯成为对比的强大与开阔”。

“有论者认为我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现了‘漂泊与坚守’，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似乎都与这个主题相关吧。那时人的精神境界和现在距离很大，以致有人认为我写的人不够真实。他们很难想像，会有人像书中人物那样，毁家纾难，先公后私。其实，对于那一代人的品格，我写得还不够。”宗璞先生说，“我写这部书，是要寻找一种担当的精神，任何事情要有人做，要有人担当，也就是责任感。在担当起责任的时候，是不能只考虑个人得失的，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1988年写完《南渡记》，在计划写《东藏记》的同时，宗璞也在考虑《西征记》的规模。她曾经独自到腾冲，想看看那里的人和自然。她去了国殇墓园，当她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时，不禁悲从中来，痛哭一场，仿佛看到在滇西大战中英勇抗争的中华儿女的英灵在那里流连。在《西征记》结尾的“间曲”中，她写道：“驱敌寇半壁江山囫囵挑，扫狼烟满地萧索春回照，泱泱大国升地表。”宗璞先生说，这正是她希望表现的一种整体形象。她似乎在腾冲的山水间看见了。

“《西征记》刚出版时有媒体约做访谈，我因病不能谈。现在你来谈一谈，很好。人家很奇怪，我怎么会写战争题材。我是必须要写，不得不写。因为第一，西南联大先后毕业学生共2000多人，从军者800余人，当时别的大学如重庆中央大学，从军的也很多，从军抗日是他们的爱国行动，如果不写上这一笔，就是不完整的。第二，滇西战役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十分辉煌，长时间被埋没，被歪曲。抗日老兵被审查，流离失所，翻译官被怀疑是特务，他们徽章上的号码被说成是特务编号。把这段历史从尘封中磨洗出来，是我的责任。第三，从全书人物的发展看，走上战场，也是必然的。玮玮在北平沦陷后，就憋足了劲要去打日本。第四，胞兄冯钟辽于1943年志愿参加中国远征军，任翻译官，那年他19岁。随着战事的推移，他用双脚从宝山走到畹町，这段历史对我有一种亲切感。现在用各种方式写这段历史的人已经很多了，但《西征记》是独特的，我是尽心而已。我看见一篇评论说，这样一部作品，没有出现在充满豪气的男儿笔下，倒是宗璞写出来了，令人惊叹。谢谢了，我要努力。我现在是‘老弱病残’都占全了，可若是只看书，我相信你想不到是我这样一个老人写的。我为此自豪。有一位读者告诉我，我的小说一般都有诗意，《西征记》更有一种侠气。我十分同意这个看法，不知你看出其中的侠气没有？我这是老王卖瓜，不过，我真的很为《西征记》自豪”。

是啊，《野葫芦引》的写作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在如此漫长的写作周期内，甚至在丧失了视力以后，宗璞先生仍能控制笔力，炼意炼句，保持着小说的整体气韵，将人心正气、世情百态、生离死别、亲情友爱、诗意侠情一一纳入“野葫芦”，纷繁众多的人物和事件在她的笔下精当有致，若非一切早已经内化于心灵之中，这样的境界是不可达到的。“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她说自己“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

谈起《西征记》中那些真真切切、有血有肉的人物，宗璞先生说：“《西征记》写的人物不只是学生、军人，还写到了普通民众。我要表现的是我们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那种精神。除了主要人物以外，我穿插了一些小故事，如本和阿露，两个年轻生命互相爱慕是很美的，苦留和青环之间那似乎没有感情的感情我也很喜欢。小说是虚的，但它从现实中来，如果不从生活中来，它就是无根之木，很快便会枯萎，可能根本就长不起来。小说又不是现实生活，这是老生常谈了。因为小说是作者自己的艺术世界，作者不会满足于照搬现实，必须搅碎了重来，对号入座是无意义的。考据可能很有趣味，是研究小说的一种方法。但读小说要读小说本身，若是照着考据学去读小说，就没有小说了。不过我对适当的考据还是有兴趣的。”

在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南渡、艰辛备尝的东藏、硝烟弥漫的西征后，现在宗璞终于要携故事里的人物踏上充满希望的北归之路。

回顾小说内外的漫漫旅程，宗璞先生自言心态相比“南渡”时有所不同：“《南渡记》写完，我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我先生去世了。对人生，我觉得自己好像懂得越来越多了。一个小说写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对小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作者经历的更多了。在最初两年写的时候，情调是较明朗的，后来经历越来越多，对人生的态度也有一些变化。现在我设计的《北归记》的结尾，和我最初想的略有不同，不过总的来说，基本设计改动不大。在经历了‘文革’以后，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已经定了。不过，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我每在心中酝酿这一段时，心常常在发痛。”

“小说里的人物都慢慢长大，孟灵己出场的时候十岁，回去的时候19岁了，而且经历了西征的战争、李家大女儿的死、凌雪妍的死，尤其是玮玮的死，这都影响她成长的过程。有人说我每本书要死一个人，我想生活就是这样，一面向前走一面就要消逝，旧的消逝然后又有新的。”

讲这番话时，宗璞先生表情十分平静温和，仿佛在用温柔目光注视着自己笔下的一个个燃烧的生命。

而当我再次追问书中人物在《北归记》中的命运时，宗璞先生忽然笑了：“你等着看吧！”温和的语气中透着坚持与笃定，仿佛是一个承诺，又像是一份约定。我想，这约定不只是对于像我一样热切的读者，更是对那“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对那些如绚烂云锦般照耀过又消失的知识精魂所做的约定！

步出三松堂，走在燕南园的小径上，看着夕阳的余晖洒在园子里的草木花石上，洒在匆匆来往的北大学子年轻的脸庞上，我回想起宗璞先生的一句话：“有那一段经历的人有些已谢世，存者也大都老迈，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希望他们能够看明白，做书中人的朋友。”

是的，绵延不断的历史文脉与精神气韵，正从这里、从宗璞先生的笔下静静地流淌，润物无声地滋养着、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后来人”……

（李扬）

转自 文汇报 2011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