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档案馆 朱俊鹏

旧南院教授住宅成了马厩

新体育馆全部地板拆毁后改做日军大厨房

■ 历史篇

　　“七七事变”后，清华园被日寇强占，清华被迫南迁，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清华园收复。在长达八年多的被占期间，清华园损失惨重。据统计，日寇占领清华园期间，清华的建筑物遭破坏程度高达40%~100%，设备损失达100%，未及南迁的图书损失达79%。“物质之损坏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抗战胜利后，清华重返故园。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清华“因地处平西，毗连宛平，当七七之夜，敌人进攻卢沟桥，枪炮之声，校内清晰可闻”。当时学校正值暑假，大部分学生在西苑接受集中军事训练，土木系大部分学生正在山东济宁实习，四年级已毕业学生为谋业及准备考研等留校的约有200余人。教职员除少数南下参加庐山谈话会与短期旅行者外，大部分仍留在校内。最初几天，只有少数日本兵进入校园，学校尚平静，校事也能维持。　　

　　日寇强占清华园

　　随着战事发展，7月29日，北平失陷，同日清华园陷落。由于传言日军将逮捕抗日救亡学生，清华学生大批离校，“教授亦纷纷以汽车载物送眷入城。校工则退还储金，又将发给两月工资而解散”。少数滞留北平的清华教职工受命于危难之际，成立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承担了保护学校的任务。保管委员会主席是毕正宣，委员有：傅任敢、汪健君、施廷镛、陈传绪。

　　保管员有毕树棠、阎裕昌、温德等40人。8月中旬，清华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当局之命南迁，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祸蔓延，1938年2月，临时大学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之后的长达八年中，清华园横遭日寇肆虐，烙下了清华人永远难忘的仇和恨。

　　1938年9月12日，日本宪兵队闯入学校，强行搜查校长办公室等校机关，封闭学生自治会及外籍教员住宅等处。10月3日起，日军开始大肆窃取清华的什物，每天以“参观”为名，行抢劫之实。每次将掠夺的校内各种重要财物装满汽车，扬长而去，横行无忌。清华保管委员会竭力交涉制止，但全无效果。据清华美籍教授温德的日记记载：10月3日、4日、6日、7日，日军官四次带领士兵进入清华园搜查，临行将大量书籍、仪器、化学药品用汽车装载而去，也未留下收据。日军士兵趁机大肆劫掠，诸如手表等大量私人物品被日寇抢走。后三次搜查，日军均不允许清华员工随行。

　　面对日寇的劫掠，保管委员会曾试图借重美国方面来解决日军侵占校园的问题，保护学校的安全和财产不受损失，通过美籍教授温德将清华被劫掠详细情况告知美国使馆、美国报纸，并电话联系日驻华大使馆。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一种幻想，结果“不仅无济于事，侵略军头头还向留守人员大发脾气，要求交出‘勾结’美国使馆的人。经过大家一再搪塞，才不了了之”。

　　10月13日，“卢沟桥事变”之祸首牟田口部队进入校园，强占了工学院、办公楼、工字厅、大礼堂、学生宿舍和甲、乙、丙所等处，牟田口本人住在甲所。他强行规定：以大礼堂北侧的小河为界，逼迫清华保管委员会搬迁至小河以北的明斋。后来长谷川、寺内升内、多田等部队也先后在清华园驻扎过。1938年11月，日军又逼迫校方于次年 2月初必须交出科学馆、生物馆、化学馆，供其驻兵，并限令校内人员一律迁出二校门，日军占领了二校门以北的校园。因此，校保管委员会被迫于1939年2月迁至旧南院（今照澜院）。8月12日，进驻旧南院的日宪兵队将校保管委员会人员整天禁锢在18号西厢房内，大小便也不得自由。校保管委员会被迫于8月14日迁至城里骑河楼，保管委员会名存实亡。从此，清华园内遂不复有我清华人之足迹。

　　1939年春，日军野战医院 152病院进驻清华园，校园再遭蹂躏。此前零星、散乱、偷窃式的掠夺，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公开劫掠，以及极尽破坏之能事的焚烧、拆毁。日军将各系馆全部改为伤兵住房。馆内器物或被占用，或挟出变卖，或肆意摧毁，或付之一炬。各实验室之设备全部被拆除，机械设备被运至南口修理厂供日军修理军械之用。图书馆被改作医院治疗室、手术室。馆藏的一些珍贵西文书籍被劫掠一空，运往日本，中文书籍及各种期刊，悉数焚毁，就连书库里的钢架，也全被拆走。此外，体育馆被改为马厩，新南院竟成了日军随军妓馆。昔日美丽的清华园，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

　　日寇在清华园的暴行

　　日军占领之初，除了强占校舍、掠夺校产、损毁校内设施外，还经常发生日寇任意凌辱、残害留在校内之清华人的事端，其暴行令人发指。仅举几例：一天，大礼堂工友阎长海无端被日兵打歪了嘴巴；原校卫队田玉丰被日兵绑在杨树上，三天三夜不给东西吃，还被打得死去活来；明斋锅炉房工友徐锡增被打得浑身青紫，又给摔得半死，还被拉到颐和园宪兵队去陪斩两次；农事股练习生杜永宽只因不肯向岗兵行礼，就被岗兵用刺刀挑破肚皮，开膛而死，真是惨无人道。

　　阎裕昌是物理学系留守在校内的技术员，日寇想霸占物理系仪器设备，威逼他交出物理系各房间的钥匙。面对鬼子的淫威，阎裕昌铁骨铮铮，据理抗争，敌人恼羞成怒，对他拳打脚踢。阎裕昌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为了不让实验室里保存的极贵重的稀有金属镭落入敌手，他竟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人的配合下，将镭转移到家。后设法送到天津，交给叶企孙教授，使它在西南联大的教学和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夏天，清华大礼堂前发生了更加悲惨的一幕。日军在清华园里举行第二次华北“军犬比赛大会”，并组织所属部队之士兵观看这场血淋淋的惨剧。日军从华北各部队中选出“优秀”军犬进行撕咬中国人的比赛，一头头军犬咬死一个个被捆绑着的中国人，“数十个中国人全被咬死在大讲堂前广场上”。

　　清华园的接收和光复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10月16日上午，平津区教育部特派员邓叔存会同本校接收委员陈福田、张子高等来校，在图书馆举行接收仪式。特派员向日军152陆军伤兵病院院长金光大佐宣布：教育部已派清华大学当局前来接收清华大学。他命令日方：须照清华大学接收委员会预定计划次第将校舍腾空并须恢复原状交还；赔偿损坏的图书仪器机械家具；追回借出之图书仪器机械家具等。然而日军以未接到命令为由，阻挠接收。直到11月3日，何汝楫率领首批办事员才进驻学校，开始第一批校舍的接收工作，首次接收的区域只包括工字厅、西北院、古月堂、甲乙丙三所及诚志小学。11月7日，学校在昆明召开的第58次校务会议议决，组织北平校产保管委员会，以便利校产接收。法学院院长陈岱孙任保管委员会主席，委员有陈福田、张子高、邓叔存、毕正宣等，办公地点在北池子骑河楼39号。

　　接收之始，园内有日军伤兵 4241人和职工1355人。这些已不只是原 152病院的伤病和医护人员，还包括从日军驻燕京大学另一伤兵医院转移来的伤病和医护人员。这大大增加了清华园等待遣返的人数，延长了全部校舍腾空的日期。清华急欲收回被日军长期占据的校园校舍，以便进行修缮并及早复校开学。而日军在1946年1月以住院伤兵未愈为借口，要求国民政府军政部允其继续 “借用”清华园，得到军政部续用三个月的允许。清华保管委员会只能表示“可呈昆明本校照办，但借用期限盼能尽量缩短”。

　　然而，“续借风波”未平，国民政府第五补给区竟然擅自将日军第152病院改编为第38兵站医院，继日军之后，清华园再次遭到破坏。“自受伤国军进园以来，秩序紊乱，满园伤兵，毁门破户，寻找便宜，随地便溺乃平常事”。到1946年7月，所有驻军迁出时，各房舍电气、电话、卫生、暖气、五金设备全部无存，属于医院的家具全部搬走后，清华原有的家具只存十分之一而已，故冯友兰先生有“北大四壁琳琅，清华四壁皆空”之称。

　　面对困难局面，学校方面努力化被动为主动，积极谋求发展。到10月份，清华大学复校开学，全校学生达到 2300余人，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并新增了语言人类学、气象学、航空工程学、化学工程学、建筑工程学、农艺、植物病理、昆虫学、农业化学等系，使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包括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共26个学系的大学。实现了“不应以恢复旧观为满足，必使其更发扬而光大”的复校目标，一洗被日军占领之耻，承担起清华应负之使命。

■ 往事篇

　　清华校产争夺战

　　在庚款的支持和学校多年的规划经营下，清华大学校园环境优美，系馆建设先进，仪器设备精良，图书收藏丰富。“七七事变”后时局骤变，清华准备南迁，然而各方势力乘机试图染指清华。关于学校的前途，传言纷纷，计有以下三种说法：

　　1.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建议把清华的珍贵图书仪器等送到燕京保存。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委员傅任敢这样回忆：“在留守期间，各方面都看中了清华大学这块肥肉，纷纷用软的或硬的方式袭来。最早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请我们的留京人员到燕京大学茶叙。司徒雷登在茶话会上转弯抹角地说了一遍，中心意思是，清华的珍贵图书仪器等最好送到燕京保存。由于怀疑他的说法是个骗局，但又不便得罪他，所以没有表态，不理了之。”

　　2.1937年11月12日，福开森博士向北平维持会正式提出建议成立三人委员会，研究日军占领下清华大学的未来及保管学校财产等事，其中日、美、中各一人。14日路透社报道了此事。早在11月7日，滞留天津的叶企孙就已得到消息，遂致函陈岱孙，报告了福开森的建议，并有“国危如此，恐只能让人家随意处置我们的园地了！”等感叹。

　　3.1937年11月19日，叶企孙致函梅贻琦，告知有传言日本人在北平酝酿组织华北大学，清华及北大校舍将被征用。不久，日军为掩人耳目，成立了伪北京大学等校。而清华则逐步被全部占领，沦为日军兵营和伤兵医院。

　　日寇暴行罄竹难书

　　亲眼目睹清华大礼堂前日寇暴行的一名日兵大西正，后来参加了反战同盟，他于1942年12月3日在胶东《大众日报》上发表《我要控诉“圣战”》的文章，予以揭露：

　　“他们从华北敌军各部队中选出专用‘中国人肉’喂养出来的‘优秀’军犬，派遣到北平清华大学大讲堂（大礼堂）”，“在大讲堂前广场另一角较隐蔽的大坑里有数十个中国人，其中有十几个是穿八路军服的，他们都在被武装监视中”。

　　比赛开始后，“在广场的中央就出现了一头军犬和一个中国人，旁边站着的裁判官对好表后，向军犬发令。这头饿了两天肚子的军犬像疯了似的飞上人的身上，将人狂啃得稀烂，被捆着的他虽然顽强地抵抗，但还是被咬死在广场里，永远停止了呼吸。裁判官下令继续下去，第二番，第三番，第四番……这样，这一幕杀人大演戏一直继续到黄昏才结束。数十个中国人全被咬死在大讲堂前广场上”。

“裁判官宣布了成绩，这次最高的记录是3分钟，打破了去年的最高记录（5分钟），优胜旗应归它，最低的记录是15分钟，这是皇军优秀军犬的一大耻辱，应加强训练，在明年的大会上为争取优胜旗而努力。”他最后写道，“当我一想到这些血淋淋的屠杀，就使我不寒而栗”，“日本军阀的残暴不是‘圣战’的辉煌词句所能掩饰的”，“我们要向全人类控诉日本军阀 ‘圣战’的暴行!要给日本军阀以最后的审判”！

转自 清华新闻网 清华史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