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谢本书教授关于冯友兰与西南联大的讲演的几点质疑

　　□ 冯先生只是哲学史家，还更是哲学家呢？

　　□ 冯先生留胡子是为了“明志”，还是身不由己呢？

　　□ 冯先生治病的医院在附近，还是在远方？

　　□ 冯先生是从广西，还是从河内到昆明的呢？

1985年,本文作者钱耕森与冯友兰先生合影

　　一天晚上，当我走笔写完文章，感到有点累，想看看电视休息休息，正寻找节目时，偶然看到安徽公共频道的旧闻新说专栏的新安大讲堂，正在热播云南民族大学谢本书教授演讲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的专题。我的眼球，马上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冯先生非同寻常，他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教育家。他又是我本人的业师，半个多世纪以前，本人有幸先在清华大学，后在北京大学，都师从过他，听他讲过“中国哲学史”等几门课。自从改革开放以后，直到他于1990年以95岁高寿病逝为止，时而能聆听到他老人家的教诲，特别是更能时常拜读到他的多达14卷的《三松堂全集》。此外，本人也写过研究他的一二十篇论文。6年前的2003年，本人和黄山书社的资深编审胡贯中老先生有幸一起被邀请到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去出席“纪念西南联合大学65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们特地考察了冯先生为西南联大撰写的著名的“纪念碑”以及冯先生为躲避日寇飞机空袭而居住在昆明近郊乡下的旧居等。所以，我感到喜出望外，立即聚精会神洗耳恭听。但很遗憾！不仅已尽尾声，只听到了几句就完了，特别是听到的这么几句，几乎句句令我大跌眼镜！差不多句句都失真了！

　　其一，冯先生只是哲学史家，还更是哲学家呢？

　　主讲人谢教授，就在那么一会儿，却用了好几句话，反复介绍冯先生是哲学史家，而绝口没有再介绍冯先生也是哲学家，更谈不上他应该强调介绍冯先生更是哲学家。冯先生的确是以其在上个世纪30年代著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而成名的。他晚年回忆说：“1928年，我从燕京大学转到清华大学，仍然担任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仍然用逐步延伸的办法，进行下去。终于在1929年（34岁——引者注）完成这部书的上半部。当时有一个朋友，在上海主办一个出版机构，名神州国光社，把这部分稿子拿去，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上册于1931年先行出版。到1934年（39岁——引者注）全部上下两册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的写作告一段落。”（《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当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还很少，主要就只有胡适先生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很遗憾！胡适先生终其一生未能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册）和冯先生著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这么一部半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冯先生说：“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同书，第195页）根据同样的道理，我要说：“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冯友兰的奠基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在他们两人的带动下，以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就日益兴旺发达起来了。所以，主讲人谢教授充分肯定冯先生作为哲学史大家的地位，是完全符合冯先生本人的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实际的。但是，只这样说，就很片面，就失去了完整性的真！而且失去了完整性之中的更重要的部分的真！

　　因为，冯先生并非只局限于哲学史家而已，他更是一位一口气写下了6本书，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新理学”体系的一位大哲学家。他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将近十年的生活中，我写了六部书：《新理学》（1939年出版），《新事论》（1940年），《新世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新知言》（1946年）。”（同上书，第209页）哲学主要是研究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所以，冯先生在《新理学》里讲自然方面比较多，其余五部书里讲社会和个人比较多。《新理学》是他当时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其余五部书则是这个总纲的运用。正是这6本系列丛书，标志着冯先生是“卓然能自成一系统”的大哲学家。这，获得了中外同行的广泛认同。

　　冯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哲学家，决非是偶然的，而是他志在必得。当他写完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以后，他的兴趣就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了。因为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哲学家与哲学史家虽然不无联系，但是又有很大的差异。他说：“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样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我在《新理学》中所说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同上书，第209—210页）这就是说，所谓“照着讲”，必须是以讲别人的即以前的哲学家的观点为主；所谓“接着讲”，必须是以讲自己所创新出来的哲学思想为主。集中到一点，那就是不要求哲学史家有创造性，却要求哲学家非有创造性不可。二者的贡献是有所区别的。所以，人们对二者的重视程度也就不尽相同了。可见，主讲人谢教授只说冯先生是一位哲学史家而已，而把冯先生更是一位哲学家的重点丢得一干二净，这就远远未能如实地全面地评介冯先生了！

　　其二，冯先生留胡子是为了“明志”，还是身不由己呢？

　　我们现在第一眼所看到的冯先生形象的“标准像”，大多就是他留有长长的飘飘欲仙的胡子的一位美髯公式的很睿智的老者。这个鲜明的形象，是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主讲人谢教授说，冯先生之所以蓄起大胡子是为了“明志”，明其要抗日的志的。并且说冯先生的同事，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名教授闻一多先生也养了大胡子，也是为了要“明志”。这种说法是肯定的，也是动听的。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抗日战争时期，以蓄须来“明志”，用以表达抗日的情操和行为，确实大有人在。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就是一位典型。我还依稀记得，在很久以前浏览过的书上说，梅先生不幸身陷沦陷区中，于是他就特意蓄起胡子不剃掉，专门用来拒绝为日伪演出。但是，冯先生之所以养起大胡子则是由于生病而已。他回忆说：由于逃难逃到广西，“第二天早晨，已经快到镇南关（今名友谊关——引者注）了，经过一个县城叫凭祥县，当汽车穿过城门的时候，我的左臂碰在城墙上，受伤了。”（同上书，第89页）“我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胡子就长出来了，出院的时候我也没有剃，就留着胡子往昆明去了。”并且，冯先生还顺带讲到了闻先生及其大胡子的故事。他又说：“闻一多参加学生大队步行到昆明，沿路也没有剃胡子，到昆明也把胡子留起来了。他的胡子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就剃去了，我的胡子一直留到十年动乱时期才剃去。”（同上书，第91页）这就是冯先生和闻先生两位的大胡子故事的始末的全部真相！这与“明志”有关吗？请问：主讲人谢教授，你那个版本是从何而来的？有什么根据吗？

　　说到冯先生的“明志”，并非没有，但不在形式，而是重在内容，并且为数不少，但限于篇幅，仅就上述6本书来看吧。他说之所以能写成这6本书，除了主观条件以外，还有客观因素。这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来，也不是这个样子。”（同上书，第209页）“上面所说的我对于哲学创作的兴趣是一种动力，但主要的动力还是抗战。我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自序》可以说明这一点。”“《自序》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自处其境，乃真知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如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其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简而言之，冯先生寄厚望于自己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能有助于将日本侵略者所损伤的我中华民族之魂招了回来。

　　冯先生接着说：“《新原人》的《自序》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自序》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昔尝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为《贞元三书》。近觉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书自限，亦不能以四书自限。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简而言之，冯先生寄厚望于自己所著的《贞元四书》，能有助于起到“以志”抗日战争的“艰危”，又能“鸣”抗战胜利后的“盛世”。

　　让我们再看看冯先生自己对“贞元之际”的解读吧。他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以上均引自同上书，第235—236页）

　　总之，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时，身为哲学系的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通过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的本职工作，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满怀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之中，对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

　　其三，冯先生治病的医院在附近，还是在远方？

　　主讲人谢教授说，冯先生手臂受伤后在“附近”找了一家医院，云云。

　　真不知道，你这个说法或者版本，又是根据了什么样的事实？老实说，你所说的这家医院，并非就近在眼前，就在附近的友谊关，或者就在附近的凭祥县，或者就在附近的我们中国的国境线以内，而是“附近”到了异国他乡——越南的首都河内市！并且，这家医院还并非是河内市的一家普普通通的医院，而是名闻遐迩的一家法国人所开设的设备很先进的现代化大医院。冯先生说：“……当汽车穿过城门的时候，我的左臂碰在城墙上，受伤了。幸而出了镇南关（今名友谊关——引者注）走不多远，就到了越南的同登，那里有火车通到河内，晚上就到了河内。在一家法国医院检查的结果，就是左上臂骨折，要住院医治。我当时就住了医院，自清（朱自清，清华大学中文系名教授兼系主任，著名的文学家——引者注）、岱孙（陈岱孙，清华大学经济系名教授兼系主任、著名的经济学家——引者注）两兄留在河内陪我，到景兰（冯景兰，冯先生的胞弟，著名的地质学家和教授——引者注）来才离开。……以后到的经过河内的人都来医院看望我。景兰已经绕道香港先到昆明了，又回到河内来看望我。他们都不能在河内久留。后来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引者注）也经过河内，走的时候，留下他的秘书沈刚如同我作伴。”（同上书，第90页）

　　其四，冯先生是从广西，还是从河内到昆明的呢？

　　主讲人谢教授接着说，冯先生养好病后就从广西到昆明去了。

　　这，又失实了！因为，冯先生不是从广西直接到昆明去的，而是绕道河内到昆明去的。虽然从凭祥到昆明的空间直径距离比起从河内到昆明的要近，但是路却很难走，而改从河内走，尽管绕远了一点，但是便捷得多，因为当时河内有火车直通昆明。

　　再说，当时到昆明西南联大去的路线是“兵分三路”，可压根儿就没有主讲人谢教授所讲的这条从广西直接到昆明的路线。关于这一点，冯先生也说得很清楚：“南京失守以后，日寇进逼武汉，长沙也受到威胁。我们只好再往西南迁移。于是就舍去南岳（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到湖南省会长沙市时，集中到一起名为长沙临时大学，理、法、工三个学院设在长沙市内，文学院则设在长沙以南一百多里地的南岳市——引者注），继续向昆明撤退，当时的说法叫‘转进’。由长沙向昆明‘转进’的日期终于到了。1938年2月，大部分学生编成队伍，由长沙步行往昆明，还打算沿途作些调查研究。教授们愿意而且能够步行的也同学生大队一起出发。其余的人，各自选择道路，到昆明聚齐。有一部分人坐火车到广州，经过香港、越南，到昆明去。有一部分人坐汽车经过广西到越南，转往昆明。我加入了走广西的这一条路。同伴有朱自清、汤用彤（北京大学哲学系名教授和著名哲学家——引者注）、陈岱孙等……到了昆明以后，才知道长沙临时大学的名字已经改为西南联合大学……胡适已经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了，联合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由我担任（此前由胡适先生担任——引者注）。当时昆明的校舍不敷分配，又把文学院分设在蒙自……我们在蒙自住了不久，昆明的校舍问题已经解决了，文学院又从蒙自回到昆明。”（同上书，第89—92页）

　　综上所述，围绕四个问题，由于主讲人谢教授接二连三地严重失实，为正视听，我只好不惮其烦抽点空前来恢复事实。我的依据就是我的业师冯先生于1981年以86岁的耄耋高龄，耳目已失其聪，亲自口述成章，由我的大师兄、华中科技大学资深教授涂又光老先生笔录并整理而成的《三松堂自序》一书。

　　该书一问世，用现代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成了畅销书。2001年4月29日，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的隆重的庆典活动，其一就是为冯先生铜像举行立像仪式。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清华大学驰名中外的校友、我省杰出的乡贤——杨振宁先生在致词中，以极其诚挚的口气说，他已看过冯先生的《三松堂自序》多遍，并由衷地高度评价道：“我对冯先生的《三松堂自序》，每次看都有很深的感受！”（详见拙作：1，《“旧邦新命”：扬振宁与冯友兰的共识——为杨振宁先生八十华诞而写》，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16日第6版。2，《杨振宁与冯友兰共话“旧邦新命”》，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8期）当其时，我有幸也在场，并亲耳聆听到了。冯先生的这本《自传》，多次重印，广为发行，又收在他的全集《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里。我不禁要问：主讲人谢教授，你在登台演讲之前，看过这本书没有？为什么不把这本书找来认真看看呢？这本书真实地保存了冯先生鲜活的形象，乃是了解、介绍、评价、研究冯先生的必读参考书啊！

　　最后，一言以蔽之，对冯先生进行评价，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也不能强求一律。但对冯先生进行介绍，关乎事实，只能是实事求是地一是一、二是二，如实予以反映。换言之，实然与应然是不能混淆不分的。（钱耕森）

转自 中华读书报 201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