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罗家伦珍藏信函中的五四学人

2010-01-28 |

《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罗久芳编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1月第一版

  五四运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以北大为中心的五四学人,老师辈的如蔡元培、陈独秀、朱希祖、胡适等,开启新文化运动,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冯友兰、顾颉刚、周炳琳、段锡朋、何思源、毛子水等,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将两代五四学人的信函集于一册,加以释读。从大处讲,从时代风云中可见他们的人生选择和历史命运;从小处讲,可见他们留学海外的经济生活、学术趣味、生活交游。

  《五四飞鸿》是罗家伦珍藏的师友信函,由其女儿罗久芳整理在内地出版,系首次公开披露。罗家伦是《新潮》杂志的弄潮者,五四运动的命名者,曾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身跨政学两界,以其为中心,与两代五四学人的来往信函,非常珍贵,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191959,顾颉刚致信傅斯年、罗家伦,谈到五四运动:“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总得在根本上改动一回,所以需要全国全民赞助的力量正多……所以这回的事非得扩大不可,非得一根本解决不可。要做到这样,非得有一长久的结合团体不可,此刻举国民气渐渐的腾起,正可就此结合为一国的中坚,之于私营私卖国的官僚、武人、政客,正可就此为肃清的起点。”

  五四运动是一个分界线,传统的士大夫退隐,北大清华学生以及五四运动之后留学欧美的海归活跃在历史舞台。从顾颉刚给罗家伦的信函中,我们可隐隐感觉到五四学人开始左右民国政治、文化的走向。

  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营救被捕学生,与当局周旋,后辞职离开北大以示抗议。北大同学发起挽留蔡元培的运动,希望蔡先生重返北大。三个月后,到绍兴迎接校长的学生中就有罗家伦。现存下来的罗家伦致蔡元培的11通信函中,最早的就是罗家伦到杭州后,从旅社邮往到绍兴的。《五四飞鸿》的封面图案有这封信的信封照片。

  1920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罗家伦等人与蔡元培商量好,“公共(原文如此——引者)请《晨报》于五四发一个纪念号,请国内外各方面的人,发表意见”。罗家伦致信胡适,向他约稿,并表示“而此次罢课的风潮,不能等到今年五四就要失败”。

  1961年,在台湾的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致信在美国的罗家伦,谈到自己在读三民主义研究所编印的《五四运动论丛》,对书中孙中山的一段话质疑,并建议罗家伦也读一下此书。

  《五四飞鸿》留存的书信中最早的是19191920年与“五四”有直接关系的几封。此后较多的一批集中于19231926年罗家伦在欧洲游学时期,多半来自与北大有关的师长和学友。及至罗家伦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与之通信的政学两界的人更广泛。

  《五四飞鸿》的出版,为增订已出版的学者书信集带来可能。查《陈寅恪集·书信集》,没有收录陈寅恪致罗家伦信,而《五四飞鸿》中收录陈寅恪致罗家伦信一通。此信写于1929年,罗家伦长清华大学时。陈寅恪得蒙古文版《蒙古源流》,信中提及王国维在自沉昆明湖前,“犹勤校此书”(王静安校本),未能完成。教书与著书两者难以同时进行,陈寅恪遂提出仍领清华教授的薪水,暂不教书,一年完成校注《蒙古源流》,以作学术成果。因陈寅恪还是史语所的特聘研究员,此信让傅斯年同阅。并请傅报蔡元培,此法是否可行。

  因《五四飞鸿》中的信函多是国内学者发给罗家伦的,自然是罗的私藏,这次出版,个人藏品转为学术公器,有利于学术研究。笔者手边无陈独秀的书信集,未知陈独秀书信集中是否收有《五四飞鸿》中致罗家伦的六封信函。

  在给罗家伦发信的人中,既有北大的两代五四学人,也有吴稚晖、于右任、张元济、赵元任、李济等文化名流和著名学者。据罗久芳在前言中的统计,50多位发信人全部诞生于晚清末年,有晚清的秀才、举人和进士;也有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海归博士。其中,15位曾任大学校长,16位荣膺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50多位发信人在中国近代史中,影响深远,他们著作等身,在文化的领域,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他们写给罗家伦的信函值得关注,可弥补内地已出版的学者信函中的遗漏之处。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五四飞鸿》极具审美价值。欣赏那些历经沧海桑田保留下来的学者书札,在书写电脑化的信息时代,具有别样的魅力。信函带有历史的密码和信息,是历史的证词。生于晚清那一代的学者,他们在信函中多以诗唱和,多用“八行笺”,以毛笔书写,下笔之前,有谋篇布局,一通信函看着比较舒服。而赵元任的信函,从左往右横写,全是白话,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潮。信函中夹杂着英文的汉语音译,赵元任将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写入信,胡适将皮克匿克(picnic,野餐)写入诗,这是彼时海归们的语言特点和文字游戏,今天来看,俨然成了语言化石。

  湮灭在时光深处的旧墨,传递出学者的性情,书艺的韵味,让人游目骋怀,像于右任、徐悲鸿等本人就是书画大家,写给罗家伦的信札,至今日成了千金难求的艺术品。古语说字如其人,看徐悲鸿手迹,龙飞凤舞中有骏马的狂傲和不羁之气。张元济的信函如行云流水,一派典雅谦恭,执老礼,信函收尾处是“弟元济顿首”。那时学者的信札,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旧梦。令人遗憾的是,《五四飞鸿》是单色印刷,如果能像方继孝的《旧墨记》那样影印出版就更好了,可看到每一通信函的颜色,以及特制信笺的背景图案。

  读罢《五四飞鸿》,笔者在翻阅方继孝的《旧墨三记》时,发现罗家伦致北大经济系教授赵迺抟信函一通。信函内容是罗家伦长清华大学时,拟聘赵迺抟兼职在清华授课。由于《五四飞鸿》收录的多为文化名流致罗家伦信,如果出版方和罗氏后人征求罗家伦致文化名流的信函,予以出版,有完璧之功。考虑到罗家伦给师友的信函,太过分散,更不易得。

出版旧墨手札,释文是关键,要做到释文百分之百准确,很难。笔者看到此书释文的一例误读,第68页,胡适的著作“《儒伦》”,“伦”字错了,准确的名字应为“《儒论》”。版权页之后的图片插页,有一张照片是1929年罗家伦和胡适、张奚若、陈衡哲、任鸿隽等人的合影,图片说明将张奚若误排成“张溪若”。当然,小小的瑕疵不影响此书的文史价值。(刘宜庆)

转自 中华读书报 2010年1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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