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征镒^*（１９３７生物）

看到了姜广正教授投于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里登载的“在大普吉的日子”一文，其中他所说的清华各研究所正是我离开大普吉前后的情况，更前面那一段，据我所知所见，根据史实作一补充纪录，以供校史资料参考，同时也为西南联大校史资料增加一个可能没有记载的部分。近闻姜教授已于年前病故，即以此文来纪念他。

清华各研究所虽不直属于西南联大，实质上却是它的一部分，并且是当时大后方有名的学术活动中心之一。

在1937年以前，清华是没有附设研究所和农学院的。1934年李继侗老师去荷兰访问，这是清华教授五年休假的惯例，他回国后约1935年，“何梅（何应钦、梅津）协定” 宣布，华北局势紧张，“12·9” 学生运动将要开始时，学校当局大概由梅贻琦校长和教授会作出决定，准备在长沙成立一个农学院，其实是清华准备迁校校址，以此作为一个退步。当即派李继侗老师和戴芳澜先生（1911留美老校友）一起去长沙勘察院址。他们选定在长沙岳麓山后左家垅，预备在那里筹建清华农学院校舍。该院只有两栋大楼，此楼解放后成为中南矿冶学院主楼。当时戴先生和他的大弟子周家炽已经在生物系，也就是现在生物馆的底层西边，安排了办公室和研究室，还有昆虫方面的刘崇乐先生，他手下有朱弘复（那时叫朱宝），清华七级生物系毕业，后还有郭海峰（八级同系）。生物馆底层东边则是心理系，在孙国华等先生领导下，我认识的学生有：张民觉，后去美国，是试管婴儿研究之父；郑沛，后转搞畜牧业，改名郑丕留，1938年初和同乡杨承元合住昆明玉龙堆５号，今云南大学附近。时杨才结婚，从嘉定来昆，我常去拜访他们。

1936年夏我已在清华生物系三年级，师生等一行七人在吴韫珍老师、杨承元助教的带领下，去河北省蔚县小五台山一带采集标本，为毕业论文准备资料，周家炽也参加了，他主要采集各种菌类，和吴、杨都住在五个“台”下的附近村子里，我等学生五人有时搭帐篷住在山沟里。“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那时我已留校当助教。李老师通知我从扬州老家去长沙。但合校后，助教人浮于事，他就派我去左家垅和朱宝、毛应斗、周家炽、王清和、郭海峰等七八人在清华工地上的一所小院暂住，先在岳麓采标本研究，后来我还和周二人去衡山采集了一个多星期。回长沙第一次遭到日军大轰炸，一时人心惶惶，周就去了延安。学校决定向昆明方向迁移，郭、毛和我就跟随李老师步行从长沙到昆明。农学院当然一时还成立不了，就先成立清华农学方面的研究所，地址选在大普吉（原名应是大普集）。1938年秋，汤佩松先生回清华，主持农业研究所，也设研究室在昆华农校中，但我当时并无所知。大约在1939—1940年间，在大普吉和西南联大校舍内建成一个松散相联的三组。我记得曾经过红山口黄土坡大塘子去参观访问过。但和我同在一个食堂吃饭的汤的助手，后成为生物化学家的张龙翔、刘友锵，则是同桌，那时他们还没有成婚。食堂伙食每月8元，顿顿有鸡和火腿，也就如汤的回忆录提到的“昆明在抗战初期生活很便宜”。此外同桌还有郭永怀，是我国最早的火箭专家，可惜他在一次空难中罹难?1941年我三年助教期满，李老师劝我读研究生，结果我考取了北大研究院，在张景钺教授名下，同考取的还有王伏雄。昆华农业学校在抗战后期成为陈纳德飞虎队的大本营，盟军胜利，该队撒退，才还给该校。

昆明西北郊，在长虫山的西侧，有个小坝子叫梨园村（姜广正文中音讹为龙园村，杨振宁的文章也如此），梨园村在西、大普吉在东，农科所等就处在这两处中间偏东南边，旁边不过百米有个小村子叫陈家营。

1941年我当研究生不久，昆明也惨遭日寇飞机轰炸，头一次九架，重点就在西南联大，把生物系（现为昆明师范大学对面的云南大学招待所，那时叫联大南区）的两栋实验室炸塌了。系里就把我们两个闲人“研究生”送到大普吉乡下。这时那里已起了三小座平房，比北平研究院各所的土基房和联大校舍都高一等，砖木结构，当时是最高级的，和黑龙潭的省教育厅和私立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合办的农林植物研究所（即今昆明植物所）一样，不过一在东北郊，一在西北郊。

清华农研所植物生理组和无线电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同在一个两相连的院落中，其最南面就是农研所该组，北边暂作清华图书馆，更北边是无线电和金属两个研究所，这两个所都是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在1938年后(?)建立的。由这个院落往南是俞大绂教授的小家独院，再往南是真菌和植物病理组的小院。最南边是全绍志大夫的小医务室，这和姜广正描写的一致。但他对无线电和金属研究所的成员可能知道的不详细。

无线电所由任之恭先生领导。任的弟子戴振铎(C. T. Tai)后去了美国，成为世界无线电天线专家，和日本的佐藤先生在学术上过往甚密。任的手下还有王天眷，清华物理系毕业，和须骣宝是同班又是夫妇；此外还有陈芳允、周国铨等，后来慈云桂才来。

金属研究所由余瑞璜先生领导，他解放后去了东北，也选为院士，那时他手下有两位助教，一位是胡光世，清华九级化学系毕业；另一位是向仁生，后与北大生物系曹宗巽教授结婚，但向早逝。由于我已思想倾向进步，胡光世又是我两度同学的好友，于是我们在大普吉重聚时，就由王天眷、胡光世两位，大概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按照我党的南方局的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在大普吉清华各所内成立读书会，这两所的助教，除戴和向外，都是成员，因此我和他们都比较熟。

在植物生理方面，汤佩松聘请了殷宏章、娄成后作他的左右手，这两位都是李继侗老师开办南开大学生物系后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殷师母天津人，住在植物生理组小院的东面最北边。其南边是汤佩松家，初时子女未在身边，妻子是加拿大籍华侨。我每到生理组，都会看到他的原配夫人黄翠梧（汤的回忆录有时又写为“黄萃梧”）在家门口用木盆、搓板给先生洗衣服，看上去非常勤俭，想来她是早期从福建到加拿大当华工的后裔，出生于贫苦人家。后据汤老的回忆录，他夫人还曾帮他写论文，而且非常坚强，抗战后期双目失明，还只身艰难地领着三个孩子回到加拿大。那时由于我和汤老还不太熟，又不同行，故从未去他家访问。再南一排平房的最东边是汤佩松的助教沈淑敏的住处，沈也是清华毕业的同学，后同陈芳允结合。沈的单身小屋旁边是娄成后，他由南开转清华二级毕业，新婚夫人祝宗岭是十级生物系同学，在昆明毕业，婚后刚生了第一个男孩。再旁边是王伏雄夫妇。由于1941年清华农科所生理研究组的小院似乎刚落成，家属宿舍还未分配好，他夫人已将分娩，于是由我帮他们在陈家营找了一户农家楼上，他的长女王庆之出生以后才搬到生理组的小院，即娄成后夫妇的隔壁。当时由于昆明屡遭轰炸，许多教授如闻一多、华罗庚、黄子卿都在陈家营住过。生理组小院的北面和西面依次是内含汤老办公室的较大型会议室兼图书室、娱乐室和另一间较大型实验室。单身汉则全住在西侧的一排单间里。

殷、娄二家之外，还有不少单身汉，其中有罗士苇，罗是植物生理学界三个创始人之一的罗宗洛先生的大弟子，在解放后和我交往很多；陈华葵现叫陈华癸，是华中农学院农业微生物方面的教授，中科院院士；郑伟光、胡笃敬则在该组时间较短，大概都是武汉大学送来进修的；薛应龙后到复旦大学当教授；薛廷耀、郑柏林后成为夫妇，在青岛海洋大学，还有刘金旭（系清华生物系在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后随郑丕留到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当研究员了；至于汤老早期即1938年下半年的助手——曹本熹、魏娱之夫妇，大约1939年初就去留美了，其后曹成为我国石油化学工程专家。

戴芳澜先生主持的真菌和植物病理组，1938至1939年(或1940年）期间，大普吉的房子还未盖好，清华农科所各组就和生物系一起借住昆华农校刚盖好的大楼，当时周家炽和王清和都没到昆明，但周于1938年7月因胃病严重又从延安回昆，因此在此以前真菌病理组只有戴老和姚荷生两人。姚是清华生物系十级毕业。在周回到昆明后周、姚二人和生物系的张景钺、吴韫珍两位老师及助教杨承元和我共七人，到大理、宾川采集标本，为教学和研究做准备。1939年姚又和昆虫组的朱宝二人参加一个二十余人的队伍同赴思普沿边（今西双版纳）采集昆虫和真菌标本，朱后从车里（今景洪）回昆。但姚一人独留到一年，写成一本书《水摆夷风土记》才回昆，他因此而不得不辞职，去了重庆发表了这本书，此书后被民族学家誉为经典之作。他走后该组才聘沈善炯做戴的助教，沈是从浙江大学转来清华或算西南联大生物系1941年在昆明毕业的同学(应为1942年毕业——编者注）。该组还聘了俞大绂先生主持病理工作，戴才得专攻真菌。该组的小院大体上是长方形，在西边紧接一个更小的院落，是戴老夫妇二人的小家。东连两排房，其北第一排有七间，最东是俞大绂的助教王焕如（那时同事都叫他大王）和方中达，王身高体大、面黑、戴付眼镜，常和方中达一起打篮球。沈善炯和王、方二人同屋，旁边是沈的工作室，和戴老的研究室相邻，当时戴老让沈开辟藻菌研究工作，故能独占一间。戴旁边是裘维蕃的研究室，裘专攻大型肉质菌（多食用蘑菇）。隔壁是周家炽、金光祖和我三人住同屋，但金不久就走了，投身革命后改名康迪，后为武功西北农学院院长。再旁边是俞大绂的研究室，其侧是他和王、方、尹（见后）三人的病理学研究材料的整理室。那时他们进行昆明主要冬季作物蚕豆镰刀菌立枯病研究。最西边有个小门通戴老家，向北又有一小门通俞大绂的小院门口，由此再到生理组小院的西南小门，即娄成后、王伏雄两家的西侧。前一排有中间一间和两面相对的两大间，西面一大间是周家炽的工作室兼全组的标本室，那时他正研究白蚁培养的大型肉质菌，有名的鸡踪菌。东面相对的一间面向东北，摆着一台滑动切片机，那时很宝贵，王伏雄的胚胎学工作，我的杜鹃花维管束连续切片，都是在这台切片机上做的。东屋西侧分开一个小图书馆，后戴老已将该组原有图书从重庆调到昆明，藏书中除有Saccado全套和多种全套期刊，如Bull. of the Torrey Bot. Club之类和不少种欧洲19-20世纪的彩色蘑菇图谱，琳琅满目，是一个很精致合用的专门小图书馆。戴老给我们开了真菌学课，并让我做羊肚菌和马鞍菌的专题，而得以浏览一切。中间一小间有我和尹莘耘二人，我的工作小桌朝北、尹的朝东，尹也是俞大绂的助手。再南是个空院子和大门，门旁西侧又伸出一更小院落是全绍志大夫管的医务室。当时已把清华疏散到重庆北碚的图书中，经、史、子、集中文的善本珍本也已调到昆明，放在无线电所和生理组的小院中间一大间里保存。又研究所在东北郊，施家营成立后才搬到那里。图书馆由马文珍管理，其中还有些小说杂文可以借来看。马先生长我十岁，身体相当瘦弱，他雅好文艺，和我很谈得来，后来他在清华图书馆做编目工作很有成绩，并成为业余诗人，九十一岁终老清华园。“北望集”得朱自清、叶圣陶赏识，其身后所辑成“清华园集诗词选”中有一首怀念故友的诗句（作于近四十年后），有“黄昏饭后故人来．．．．．．满窗明月唱瑶台”之句，可见他和我过从情景。

稍后陈席山（陈桢）老师在真菌植物病理组的小院东边自己花钱盖了个小四合院，他因编写《高中生物学》而颇有点稿费版税的积蓄，战时避乱那就算是最好的了。这就是当时大普吉各研究所大致的轮廓。这批建筑在清华复员时就移交大普吉农场作宿舍，八十年代前昆大铁路从中经过，将生理组小院基本铲去一大半，但其他还完整。到本世纪初，只有我曾住过的那排灰砖平房还在，属良种选育场，其余全部改为红砖平房，荡然无存了。

大普吉是梨园村小坝子东北边的一个小镇，当时往北通富民，往西可到海源寺和龙云别墅（现已不存），其后山有个昆明附近的名胜古迹叫“妙高寺”，大普吉人常于星期日郊游到彼，其山麓丘陵偏东边，距各研究所不远处，有个终年不涸的水塘，比较幽静，曾有联大经济系教授丁佶在其中游泳，不慎淹死，得名为丁佶塘。我们读书会经常在这附近利用星期天，趁人不注意，席地而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小册子（如《论持久战》之类），会员还有城里的数学系田方增，他一直在数学系办公室工作。数学系办公室和生物系的植物标本室斜对面，并和清华农科所昆虫组正对，那时杨武之先生的儿子杨振宁和领导学运的袁永熙两人都常来田处，来时都要从我主管的标本室办公室桌前经过，所以我对这二人面熟，然而当时并不相识，姓名都不知。田以外还有化学系的李毓英，后来还有物理系田曰灵，数学系彭慧云，彭后与周国铨成为夫妇，但农科所各组只有我和周家炽二人参加。读书会一直延续到1944年我返城后，部分人如田、彭就和我另组读书会了。王天眷后留学美国，中间和组织失去联系，回国后才又接上定居武汉物理所。

后期无线电所还请了范绪筠来参加领导，他是原华中大学物理系教授，与卞彭年（后改卞彭）、萧之的同校。华中大学内迁到大理喜洲，1944年我和生物系助教刘德仪在编写大理县志时曾到过喜洲，并去找过卞、萧二人，卞彭和范绪筠同我五叔父家有内亲关系，故也较熟悉，范后转交大。以上是我所知大普吉1941—1944年期间大概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复员，于是清华才正式成立农学院，当时已无力量在清华园附近买地新起房子，就借在颐和园东宫门斜对面，满清接纳“内廷供奉”和收藏戏曲档案的衙门升平署里，接管了几栋曾系日伪时代农业专科学校的简陋洋房，作为农学院的基地。该院只设四个系。农学院包括清华农科所的三个研究组另又增加了畜牧和园艺合成的农艺系。其中园艺学教授沈隽夫妇二人也住北院二号与我这个单身汉共分一栋教授宿舍。植物生理系仍由汤佩松领导，时殷先生已出国，娄成后还在，其他都是生理研究组的成员。真菌和植物病理系，仍为戴芳澜、俞大绂这帮人马。

再一个就是昆虫系，由清华农科所昆虫组扩建，昆虫组一直没有到大普吉，他们的研究室和工作室就在联大南区与联大生物系同一小区当中，和联大南区各系有相同的大小和结构。刘崇乐先生主持外，还有陆近仁和他的堂弟陆宝麟，这时毛应斗和朱宝已先后留学美国，因而姜淮章十级毕业也在昆虫组当助教，直到他留美之前。稍后还有和后是北大生物系教授陈德明同班毕业的钦俊德。郭海峰于三年助教期满后，转甘肃博物馆工作。解放后回昆明师范大学于该大学改称前任生物系主任，到八十岁寿终。由于真菌寄主标本和食性专一昆虫所吃的植物标本都常拿来我处鉴定名称，故我和他们也都相互熟悉。

农艺系原由清华牛奶场扩建，主任姓许，后是养猪专家，由北农大转赴东北。此时清华农学院和北平农学院合并一起搬到罗道庄即原来北平农学院的院址，今在玉渊潭公园内。清华成立农学院没几年也就从此取消了。

此外，在大普吉一带还有两个研究所，既与西南联大有关，但又不是西南联大直属，其中也有可称为大普吉人的。一个是在生理组小院西面，离生理组旁的篮球场很近处有两列桉树夹道，通另一小院，这是前云南省地矿厅所属的地质调查所（现是选矿厂），其中有李璞、郝诒纯、顾知微三人，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李是池际尚的丈夫，夫妇都是老党员，他又是和涂光炽、殷汝棠（我的入党介绍人）、王松声(1948年前全家曾和我住一套房子）一齐，都由延安归来投入后方工作，由于李和胡光世都是“民先队员”，所以胡介绍我成为朋友之后，过从较多。解放初期，中国科学院组织科学家随大军进藏，李璞和原在北平研究院，解放初由英国回国的钟补求，都是我出面动员的。郝诒纯在汤回忆录中，称她为排球场上的“灵魂”，然而汤老却不知她曾是联大学生会主席，进步社团冬青社的活动分子，是早在中学就入党的，曾帮熊大缜烈士做过地下工作，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党员，后当全国九三学社的负责人之一。郝和顾后来都成为古生物学家，并选入院士行列。李和涂光炽则是贵阳地球化学所的骨干，而涂也成院士和地学部主任。当时李、郝二人都常来生理组排球场上打排球或篮球。该调查所可能是熊庆来先生长子熊秉信创建的。秉信（清华八级）和我曾在1938年6月合作考察（狭义）昆明四乡的地质和植物，但他不久早逝，所以未在大普吉相遇。数十年后，熊庆来的另几个儿子，包括在法国多年，学美术雕塑的熊秉明又在杨武之的长子杨振宁返昆讲学时相遇，当时我正是云南省科协会长，在宴会上得见熊氏兄弟，才知秉信已早逝去。秉明则后来为农展馆（原科技馆）塑造了一个三个诗神“真、善、美”的铜像。

另一个是在陈家营东面河堤边上，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土主庙”（云南特有）。大约有一个大殿和对面的小楼，西侧还有两三间厢房。那就是1942—1944存在过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办的中国医药研究所。抗战以后，大后方本就缺医少药的局面更加严重。教育部长陈立夫一直通晓中医药，就让国民党元老之一经亨颐的儿子经利彬承办此事。经原是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所长，该所原设在三贝子花园（后即北京动物园）内，陆谟克堂（纪念法国生物学家Lamarck)楼下，与植物研究所同一座楼。但七七事变后，经家在重庆，该所既未迁昆明，图书仪器也全丢得精光，一点也没有，怎么办呢？他本有妹婿林（后为中科院植物所所长兼生物学部主任、院士），因林原在陕西武功杨陵，后又转福州任研究院院长，不能到昆，于是托林转邀我的老师吴韫珍（他俩都研究过菊科）帮助经先成立药用植物研究室，临时设在陈家营土主庙内。当时昆明生活已日趋困难，吴师有三子二女，负担不起，事先将家眷送回老家青浦朱家角，自己只身在昆。为了补充经济，也就慨然应允。师因见周家炽在云大附属医院割治胃溃疡成功，身体转好，就也向该医院求医，该医院院长正是法国留学归国，戴芳澜先生的长兄，戴练江（芳澄）。哪知戴的手术虽然高明，割治顺利，但吴师数年来身体已因贫病交加，远比周家炽衰弱，术后打嗝不止，约十日左右，内外伤口迸裂，转腹膜炎不治而早逝，时才44岁。如果当时有青霉素等药物，是完全可治的，但由于缺药，名医也无可奈何。吴师在术前术后均由我一人照料，也只余垂泪相向而已。吴师故后，只由西南联大具棺木暂时浮厝在联大北墙外，送葬时除生物系师生外，还有他生前好友杨武之、黄子卿，黄有挽诗，今尚存我处，可是我的挽师五律四章，则于文化大革命前散失。吴师故后，在中国医药研究所的职务不得不由我承担。该组还聘请了钟补勤，即钟补求的大哥，植物分类学界在中国最早的倡导人钟观光(K. K. Tsoong)教授的长子，当时从设在贵阳油渣街的林业部林研所转来。匡可任系日本北海道大学林学系肄业，抗战后经屯冲中学转昆明黑龙潭农林植物研究所，因与当时所长争定喙核桃新属不合，从而转来。我在西南联大接替吴师任职时，助教简焯坡（清华十三级）、蔡德惠（西南联大生物系1942高材生）也先后来这一破烂不堪的研究所“兼差”，算是勉强支撑这一个短命的研究所的门面。经所长本人的生理、病理、药理等工作始终只是泡影。我们在三年中仅在有泥菩萨的大殿中，自写、自画、自己石印完成《滇南本草图谱》第一卷，载50种滇南本草中的较有效的草药。其中金铁锁一种，根名“独定子”，系云南名药白药中的主药之一，由吴师和我合定为石竹科的新属。钟、匡和匡、简各做了一次滇东南的植物调查采集，至今标本尚存在北京植物所和昆明植物所。图谱由石印工人罗某承印于该所解散前。今仅我处存有３本，其余也都散失，其封面标签却是陈立夫题的，序实由我作，用所长名义。我当时还住在戴老师的小院里与周家炽同屋。所以这个短命所里的人可忝列大普吉人的行列。德惠，上海人，是西南联大招考来的1942应届毕业生，但早慧却早夭，大约才过二十一岁，于《滇南本草图谱》印出后，就得了粟粒性肺结核入脑的不治之症，殁于昆华医院。德惠实是亲聆吴师教诲的最后弟子，但其毕业论文是我批的分数，今尚存我处。当时昆明尚无火葬设备，是按和尚坐化方式在缸中火化的。当时我先失师，后失弟子的痛苦可想而知。至于简焯坡的遭遇也是不幸的，他是广东新会人，家原是侨日富商，他擅日语，精于摔跤。在通县潞河中学近毕业时，骑自行车沿铁路到北平，途中被孙殿英匪部“绑票”，转劫于冀、鲁、豫三省，因系学生又被迫做匪部的文书，终逃脱后才复学。联大毕业后留校二年，转入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与郝景盛、匡可任约1943—46年间，随所长刘慎谔（士林），借昆明西山华亭寺藏经楼上做研究（此楼后全焚毁）。“阿简”在复员后回北平在陆谟克堂中，曾掩护我疏散到冀中解放区。此时相依只有一寡嫂。解放后入党并调科学院部工作，后又回所。如此到文革，完成了我国藜科研究。文革后调院部做外事工作，手足麻木，没有注意及时诊治，转为脑血栓，当时又无搭桥手术，致病废在家过三十年，极为可惜。简、蔡二人和我虽名属三代，实均系同师挚友。今当“中国植物志”垂成之际，抚今追昔，真是百感俱集，既深惜、深悲老师和这两位师弟才学没有真正展开，又深觉我自己“晚逢盛世”，对健康和光阴的弥足珍惜。这个“土主庙”虽然小楼已焚毁，大殿却还在，只是改为“大慈大悲”观音庙了。将近60年的“沧桑”于此可见。

总之，大普吉在当时抗战中的国民党统治区足可以称为学术活动中心之一的，植物生理组和植物病理、真菌组的活动，具见于李约瑟的报告，和汤佩松先生在科学报连续登载的《为接朝霞顾夕阳》回忆录之中，无须赘叙。此外只将姜广正先生文章所未及的提供。如有机缘，将另写“大普吉人物志”以充实此篇回忆。

* 作者为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