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蒋南翔（1950年代）

蒋南翔，毕生与中国青年运动与教育事业结缘，被清华人亲切地称为“老校长”。笔者晚生，1975年到清华求学时早已没有可能接触到他，但“蒋南翔”的名字和故事却总能从各种途径汇入我的脑海。几十年来，随着阅历的不断加深，特别是通过对清华校史的不断关注与研究，我对他的了解逐渐增多，对他的认识也不断深刻，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愈加清晰。

蒋南翔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在清华既有的百余年历史上，对其产生影响的人物众多，但其中尤有两位校长因为曾长期执掌校务，影响深远而特别著名，他们就是梅贻琦和蒋南翔。两位校长是年龄相差24岁的两辈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的命运却都与清华紧密联系，对清华的感情极深，对清华乃至中国教育发展的贡献卓著。

蒋南翔（前排中）与《清华周刊》编辑部合影（1935年）

19岁的蒋南翔于1932年秋天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其时梅贻琦刚刚担任校长还不满一年。蒋南翔在清华园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段时间正是其传奇人生铺展开来的初始阶段。他在这里师从梅贻琦等一代名师，汲取使其受益终生的知识与学养，通过担任《清华周刊》主编锻炼才干，深度介入清华人的日常学习生活；他在这时加入共产党，奠定自己的政治信仰，于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至暗时刻，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写出了振聋发聩的历史名言“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告全国民众书》（1935年12月9日），并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蒋南翔起草的《告全国民众书》（1935年12月9日）

历史的安排十分有趣，就在蒋南翔离开清华园15年之后，竟然成为又一位清华掌门人，只不过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清华校长，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好在那时他刚39岁，可谓“年富力强，踌躇满志”，怀抱“边学边干”的决心踏上清华领军人的岗位^①，并留下了“刀劈斧凿”的深深印记。

我之所以要将蒋南翔与梅贻琦两人联系起来，并非牵强附会，而是要说明一个常识：没有人天生就是革命者，也没有人生来就是教育家。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从未见过蒋南翔宣示自己与梅贻琦之间有师承关系，但他的心里一定对梅贻琦校长及其代表的“老清华”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态度，或者说，他清楚并且不掩饰自己“从哪里来”。这样说是有足够证据的：

（1）1941年5月3日，在延安的39位清华同学正式成立“延安清华同学会分会”，蒋南翔担任总干事。他们特意于6月19日向清华同学总会致函，报告会务，热烈盼望与各地校友互通音讯，保持沟通，“临纸匆匆，书不尽意，翘首南天，静待复音”^②。一批毅然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的清华学子，对母校的感情，对同窗的惦念尽显，实为难能可贵，今天读来，依旧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2）1943年7月5日，延安清华同学会特向梅贻琦校长致慰问信，其中除有“自离母校以来，生等极少机会晋谒先生并倾听教诲，但怀念之意未尝或已”之谦恭语句，更有明确表达之意，“敬祝先生健康，并冀先生继续以清华传统之科学与民主精神，作育青年，以应中国当前抗战事业之迫切需要；尤祈国内民主政治早日实现，使各地清华同学都能欢聚一堂，互相切磋，共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此实生等所无任期盼者也”^③。按照一般逻辑，如果不是对梅校长怀有真心敬意的人，能够写出此等诚挚之辞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这封信的签署者是会长曹葆华，总干事蒋南翔，但就凭主持过《清华周刊》的经历这一点，执笔人是谁其实已经不言自明。

迥异于那个时代大多数清华毕业生的职业选择，蒋南翔走上的是另外一条带有强烈革命意味的社会实践道路，但清华园给他的耳濡目染，加上他自己对“教育立国”的理解与追求，却促成其后来的一生事业都与“青年与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将人生年富力强的十四年光景投入以清华为基地，促进中国教育发展的宏伟大业中，这里既有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

蒋南翔对清华 “到哪里去” 的探索

如果知道“从哪里来”是树立理想的必要基础，那么探索“到哪里去”就需要实现理想的扎实行动。知道“从哪里来”要靠总结和体悟，探索“到哪里去”则不仅凭借勇气，更需要务实与理智。

自从蒋南翔于1952年11月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后，他对清华“到哪里去”的探索就一刻都未停止。关于这个问题，包括《蒋南翔传》在内的一系列专著已经有非常系统的研究与阐述。将他在清华的教育实践从各个角度汇总起来，一条脉络清楚地表明，他从来没有停止“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之步伐。虽一路风尘，步履匆匆，但历史已经证明，他对清华“到哪里去”的探索实践可圈可点，硕果累累。在他给清华留下的宝贵财富中，特别具有深刻、长久现实意义的，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几个方面：

（1）坚持“三阶段、两点论”的鲜明立场

按照当年盛行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点，蒋南翔当然也属于应被改造之“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不过由于近二十年的革命家经历，他在执掌清华时却又处在“改造者”的主动位置上。于他而言，如何看待曾经教育他的“老清华”自然就显得十分敏感，是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1961年6月30日，蒋南翔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讲道：“文化领域里有文化遗产继承问题。……文化是上层建筑，有相对独立的部分，要承继。学校不是要打碎，而是有个很细心的承继问题。在文化科学上更是如此。科学没有国界，也没有历史阶段。” 1962年8月26日他又明确提出了总结清华历史工作的“三阶段、两点论”，指出：“第一阶段是老清华，第二阶段是1952年学苏（联）。第三阶段是1958年以后。每个阶段好的都应该保留，有缺点的都应该想办法克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推陈出新。

要知道，这些论述都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提出来的，如果没有深刻的理论基础和亲身实践后的深思熟虑，没有足够的政治勇气，是根本不会如此言辞凿凿地表明立场的。

此外可以想见，这些鲜明观点的提出，除了蒋南翔对“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有深刻理解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是一个重要前提。

历史证明，1966年以前清华大学的教育事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得以快速稳步发展，“三阶段、两点论”的提出和被清华师生广泛接受，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一个需要长久发展的过程中，永远存在一个如何看待过去，正确认识传统的问题。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巨大系统工程而言，随着时间推移，一定会由“三阶段”“四阶段”变为“N阶段”，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但无论怎么定义、看待过去的发展阶段，蒋南翔在六十年前提出的“两点论”，其基本哲学思想都是不会过时的。

（2）设立新学科，为提高综合国力奠定“核”基础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清华从一个具有“五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只保留土木、水利、建筑、机械、动力、电机等传统工业学科的“工业大学”。蒋南翔到任后虽对此保留看法，但也无力回天。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消极“守摊”，即使身处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眼睛仍是紧盯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主动向上级提出设置一批新学科、新专业的原则与建议。1955年起，经党中央批准，清华陆续开设了工程物理、工程化学、计算机技术等新学科与相关专业，并很快就为中国成功发展“两弹一星”事业输送了大批关键性急需人才。

除此之外，蒋南翔另一项具有极高战略性前瞻的设想，是向中央建议在清华大学建造试验原子反应堆，并建设相关实验室。从1960年开始建设的清华“200号”工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64年国庆节建设成功。从那以后，中国具有了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屏蔽试验反应堆”，扎扎实实地为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核”基础。

清华200号工程

6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从一个无核国发展成为核工业大国，并且跃升为世界第二大核电大国，国际地位举足轻重。当然，核工业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也在加大，人们对核污染的忧虑也在增加。但这只是事物普遍存在两面性的又一案例，并不能改变中国发展核工业的初衷，也不能就此贬低清华当年勇于填补国家空白的历史功绩。相反，如果没有中国第一座核反应堆的及早建立，我们至今也不会积累如此多的第一手核经验，也就不能正确判断核威胁的程度，并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抚今追昔，我们怎能不对蒋南翔当年锐利的战略眼光和果断地实施决策深加敬佩！

（3）提出“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响亮口号

从清华学校时期的校长周诒春（1883-1958）提出“三育并重”的科学理念，到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校长梅贻琦（1889-1962）大力支持学校体育发展，清华的体育传统逐渐形成并得以延续。在蒋南翔时代，如何将新的社会理念注入体育传统，使之成为学校乃至全社会经久不息的发展动力，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蒋南翔是1930年代清华体育蓬勃开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这也为他后来不断完善清华体育教育观积累了宝贵的体验。他在担任清华校长后，旗帜鲜明地倡导与支持学校体育工作，针对性地提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育工作方针，为清华体育的长盛不衰注入新的理念。

1959年5月4日，蒋南翔将火炬传给清华体育代表队队员

蒋南翔将清华体育发展目标提炼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那就是他在1957年11月29日提出的“争取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从那时起，他倡导的这句能量不可低估的金句，就对培育一代代清华学子具有坚强体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在1990年代，清华进一步总结出“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新时代体育教育观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人们千万不要忽略这句口号提出的时代背景。在当时那种习惯于将“新”“旧”对立，“否定一切”的极左化倾向日趋严重的政治语境中，能够公开喊出这句既可以延续清华优秀传统，同时在政治上又无可指摘的口号，足见倡导者具有的高超政治智慧。

（4）为清华校园发展争取到宝贵空间

南翔是一位开创性意识极强的实干家。他当然知道，要建设“新清华”，“老清华”发展的校园空间远远不足，土地问题至关重要。为此，他在全面考虑学校教学与科研发展的同时，也制定了清华东扩的校园发展规划。

从1911年清华建校开始，校园东边界就与南北向的京张铁路仅仅相邻。40余年后，这条铁路带来的便利又变成了校园扩张的最大障碍。让铁路搬家，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是一件被视为“异想天开”的难事、大事。但蒋南翔偏偏不怕啃“硬骨头”，知难而上。从1956年起他就代表清华，反复向国务院和北京市打报告，积极协调、处理各方利益问题，经过一次次沟通与耐心工作，最终于1960年实现将铁路向东平移800米的梦想，一下子打破了制约校园发展的瓶颈，在原线路与新线路之间形成了如今完整的清华大学东区。

铁路东移、校园东扩，使得清华大学校园面积从1948年的1708亩（113.87公顷），到1966年时增加到3288亩（219.22公顷），整整翻了近一倍，为清华后续发展储备了巨大空间。懂得这个举措价值的人都会明白，今天及以后的清华人能够穿行在宽阔的南北干道“学堂路”，徜徉在美丽的清华校园，在拔地而起的各类教学科研建筑物里学习工作，无不受益于蒋南翔对学校发展的远见卓识、坚韧耐性、果断措施。仅此一点，清华人岂能不对他保持深深的感激之情呢？

蒋南翔与清华同在

蒋南翔的生命历经75个春秋，其中先后竟有30年的时间直接与清华相关。他曾在这里求学，曾在这里创业；他曾在这里思考，曾在这里实践；他在这里曾有高光时刻，在这里也曾经历屈辱时光……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像莎士比亚说的,“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在蒋南翔直接、间接影响的无数人眼中，也就会有无数个“蒋南翔”，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客观规律。但无论你如何看待他，有一点谁也不可否认：他的心早已和清华融在一起，他的功绩使得清华人受益，他与清华同在。

看了那么多对他的评价，最精辟的还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1905-1995）的那句，“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

看了那么多对他的回忆，最打动我的还是清华老校友韦君宜（1917-2002）那篇《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因为作者呈现给我们是有血有肉的，是值得作为人生榜样的蒋南翔。

《做共产主义播种者》

在我长期收集的各类清华史料中，蒋南翔的两段题词给我的触动颇深。一段刊登在《做共产主义播种者》（1958年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和先进集体专刊）上，他这样写道：

“你们就要离开学校，开始新的战斗生活。

革命的征途中，随时要准备经历风险，接受困难和失败的考验。

望你们勇于坚持正确的原则，也勇于克服和改正缺点；善于虚心向群众学习，也善于同周围的同志们密切合作；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中，永远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祝你们高举红旗，奋勇前进，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一个不屈不挠的红色战士——光荣的共产主义的播种者！”

《红旗飘飘》

另一段刊登在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1958级毕业生专辑《红旗飘飘》上，他如是说：

动力系1958年毕业班同学：你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祝你们高举红旗奋勇前进，永远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促进派！”

段题词的时间被定格在那个火红的1958年8月，前后相隔仅7天。他反复希望经过“真刀真枪”设计实践后毕业的同学们，要作“光荣的共产主义的播种者”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促进派”，那种强烈愿望几十年后仍似要破纸而出。这其实既是他对青年一代的希冀，更显现出他的坚定政治立场和个人品行，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一句经典评价，一段发自肺腑的回忆，两段振人心魄的铿锵心声，将它们串联起来，其实恰恰勾勒出蒋南翔平凡而又传奇的人生脉络，成为后世清华人了解他的钥匙，也彰显出“他与清华同在，清华以他为荣”的深刻内涵与特殊价值。

结语

蒋南翔（晚年）

蒋南翔校长离世已经35年，其实他并未走远，甚至从没有离开清华园。只要你开悟，就会在大礼堂前草坪边与他相见，透过他落在日晷上的目光，看到刻在他心中的“行胜于言”；只要你有心，就能在课堂上聆听到他的教导，“又红又专”；只要你愿意，就会在运动场上感受金句的激励——“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毫无疑问，蒋南翔属于一个激情燃烧的革命时代，属于一所不断发展的历史名校，属于立志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人民！仅从这个角度，认识蒋南翔就是一项有巨大价值的过程。我愿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规律、常识、逻辑”三位一体的思维模式，继续去了解他，认识他，并以此寄托我对他永久的深深敬意……

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①韦君宜，《思痛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第253页。

②《清华校友总会史料选编》，清华大学校友总会/档案馆/校史馆，2013年版，第90/92页。

③方惠坚，《蒋南翔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196/230/235/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