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许渊冲(1943外文)

按：本文是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学长为清华百年校庆出版物《春风化雨》一书撰写的序言。

清华大学百年华诞到了，这一百年是清华和国家同命运，共呼吸，经苦难，兴建设，发展到今天的一百年。这一百年，从“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发展到拥有“两弹一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不能制造一颗钉子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人造卫星上天，直到研制出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电子计算机。几乎没有一件大事没有清华人的参与。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主持兴建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的也是清华1924级的黄育贤学长，后来又有参加建设长江大坝的张光斗教授。而在国外，1923级的顾毓琇学长在美国宾州大学任教时，更对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建造作出了贡献，并且写诗如下：

万能电子为人用，

此处发明计算机。

神速无妨精又确，

工程科学共飞驰。

科学不但与工程比翼齐飞，而且和诗词一同遨游太空，因为顾毓琇在1976年国际诗人大会上当选为“桂冠诗人”，这又标志着清华文理兼通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后来的清华人身上也有表现，如1942级杨振宁不但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相当高的造诣。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时就引用李商隐和朱自清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80岁生日会上又反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人生七个阶段，莎氏第七阶段一切皆空，他却一切都有，可见他的中西文学水平。1945级朱光亚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为每位院士购买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为对外交流之用。他还喜欢打桥牌，计算非常精确，把科学精神体现到文娱活动中了。他们都不只是自强不息的科学家，而且体现了清华文理兼通的优秀传统。文理兼通非常重要，因为科学理论研究的是必然王国，而文学艺术创造的是自由王国，文理结合就由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了。

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关于“厚德载物”，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舍很少，学生借住在兵营废弃不用的旧房子里。三校校长同去视察校舍时，北大校长认为兵营不宜住大学生，南开校长则说环境艰苦，正好锻炼学生的品格。双方意见分歧，这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就提出一个兼容并包的方案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如果既有大师，又有大楼，那自然更好，如果没有大楼，只要有了大师，那在艰苦的环境里也是可以培养出人才的。结果就有了后来人才辈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厚德载物”的表现之一就是团结互助。1929级王淦昌学长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他在《我的摇篮》中谈到陶葆楷学长对他的帮助，叶企孙教授给他演练伯努利原理，还有吴有训教授“手把手地教他做实验”，充分体现了清华团结互助的精神。其他清华教授和科学家都是如此，如1936级的何泽慧谈到周培源教授指导于光远做有关相对论的论文，叶企孙教授指导王大珩安装高分辨率的光谱学设备，任之恭教授指导何泽慧做稳压电源，吴有训教授指导钱三强制作一个玻璃真空系统，都是具体范例。

团结互助并不限于清华师生之间的互相切磋，还包括校外甚至国外的学术探讨，这就是清华传统的三大沟通：文理沟通，中西交流，古今贯通。而清华国学院的名师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学贯古今中外的典范。

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文学社讲《情圣杜甫》说：杜甫写《石壕吏》时，“他已经化身作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真即是美”是英国19世纪诗人济慈的名言，梁启超把西方的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古代诗词上来，这就是古今中外都结合起来了。

王国维不但应用西方理论，而且有所发展。例如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来的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如晏殊《蝶恋花》中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扫清了落叶，诗人登高望远，一览无遗，这就是达到了真境。第二种境界如柳永《凤栖梧》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个人做事如果能废寝忘食，流连忘返，即使日渐消瘦，也无怨言，那就达到了善境。第三种境界如辛弃疾在《青玉案》中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超群脱俗，特立独行的美境。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真和美是在一个层次上的，而王国维却认为真善美的层次不同。如何分别层次的高低呢?《论语》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真境可以使人知之，善境可以使人理智上好之，美境可以使人感情上乐之。所以王国维提出的真善美三种境界，愈来愈高。

梁启超、王国维之后，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清华1933级钱钟书学长。《钱钟书英文文集》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书中妙语如珠，如他只用两个词就总结了中西文化的异同：Duet＆Duel，前者是“二重奏”，后者是二人“决斗”。如朱自清教授认为《诗经》用赋比兴的方法来歌颂古代的和平生活，古代西方的荷马史诗却用赋比的方法来歌颂暴力战争和英雄主义。《诗经》写的是“人法自然”，结果是天人合一的和谐，所以可以形象化地比喻为“二重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主要写特洛亚战争，写人与人的斗争，《奥德赛》却主要写海上漂流，写人与自然的斗争，所以两部史诗都可以比喻为“决斗”。钱钟书把文化比喻为“二重奏”，这是把抽象的文化比作具体的音乐曲调。1943级的汪曾祺却把晚唐的温李诗词比作“沉湎于无限晚景”，用山间晚霞“作脸上胭脂”，这也可以说是“二重奏”的发展。闻一多教授批评汪曾祺不问政治，汪曾祺却反批闻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太多。闻先生说汪曾祺向他开了高射炮，汪曾祺却说是闻先生先向他俯冲轰炸的。把批评比喻为高射炮和俯冲轰炸机，这又可以说是“决斗”的发展了。这些例子说明清华人如何继承并发展三大传统。

总之，清华人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究其原因，还得归功于清华的教育。“自强不息”就要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己，超越前人；“厚德载物”更要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校训可以英译如下：

自强不息Be steady to strive to be stronger!

厚德载物Make the most of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2011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