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纪念“一二•一”运动60周年

华人佼（1948）

2005年12月1日，将是昆明“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的60周年纪念日，本文撰写了个人在这个运动中的经历，用以反映这个运动的一些侧面，并表达对这个运动的纪念。

“一二·一”四烈士公祭仪式（校史研究室提供）

我是1942年进入昆明西南联大的，1943年秋，离校参加军事译员工作，在远征军所属部队工作，曾参加反攻日寇的滇西战役，抗日战争结束后，于1945年9月，返校复学。原来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专心学习，以弥补中断学习的损失，但不断发生的国内政治动荡，却打破了我的平静学习生活。

1945年10月初，发生了蒋介石政权以军事袭击手段，胁迫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离职的事件。原来，蒋介石要剪除云南地方势力，蓄谋已久，对龙云在云南同情爱国民主运动也深所忌恨，在太平洋事变发生后，日寇侵入缅甸、泰国之际，蒋介石借机向云南派遣了不少中央军，进驻各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政权命令云南将领卢汉率领云南的精锐部队，远赴安南（越南）受降，以调虎离山，并于10月3日，对滇军乘虚袭击。10月3日清晨，我在学校，就听到远处疏疏落落的枪声，同时全市戒严，断绝交通，听说是杜聿明的中央军，攻击五华山云南省政府和郊区滇军军营，同时，杜部也包围和封锁了在市内武威街的龙云公馆，将龙云封闭在家中。不久，龙云在武力胁迫和孤立无援情况下，被迫离开昆明，到重庆去当了一个空头的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昆明市调入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伞兵部队“鸿翔部队”进行警戒。据说最后妥协方案，是将远在越南的卢汉将军调回昆明担任省主席，原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和云南省国民党党部主任的李宗黄，则因在此事件中立下汗马功劳，被任命为代理省长，在卢汉未回昆明前，掌握了省党政大权。

当时，国共和谈虽在重庆进行，但爆发内战的危机，仍明显存在，反映到各地的政治斗争，就是内战和反内战的尖锐斗争。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的墙报上，就充满了各种思潮的论战，既有呼吁和平建国，反对内战，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反对独裁统治的各种文章，也有大肆宣扬苏联在东北拆卸机器，运回国内，以及苏联红军“奸淫掠夺”的文章，是以反苏宣传为引导，进行反共宣传。这些纸上论战，虽然旗帜分明，十分激烈，但并未发生什么政治上的激烈动荡。“一二·一”运动则是因国民党当局镇压教授演讲而引发的。

12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个大专院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了一个反对内战时事演讲会。事前，云南党、政、军、警就多方阻挠，演讲会如期在西南联大的新校舍广场举行，由钱端升、费孝通等教授讲演。内容也就是反对内战，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要求民主等等。会议开始不久，校院墙外就响起断断续续的恐吓枪声，接着会场电源又被切断，并有特务分子跑上讲台以质问方式进行干扰。当坚持将会开完，国民党军警又以戒严为名对离开会场的学生进行封锁和阻挠，使一些与会者无法回家，这个卑鄙的破坏活动，导致了第二天的罢课行动。

我并未参加那个时事演讲会，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早上，仍到教室上课。西南联大的上下课，是靠敲击悬在树上的钢轨为信号的。但钢轨已被组织罢课的同学卸下。所以到了八点，就没有了上课的信号。我正在诧异之际，教室中进来两三个组织罢课的同学，简单地介绍了昨晚国民党镇压集会情况，并说“罢课了，罢课了，大家不要上课了”，大家听了很气愤，就一哄而散。所以，罢课行动，是在造成既成事实后，才在当天下午经过学生自治会以召开临时代表大会的方式，经过激烈争论以后，才按法定程序正式通过的。当天的昆明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报导，称“昨夜西郊发生匪警，引起黑夜枪声”等等。这篇歪曲事实，称学生为“匪”的报导，激起了学生们更大的激愤，因而，学生给中央社起了个“造谣社”的名称，部分学生冲进正义路的中央日报社，将门窗、玻璃、家具等砸了个稀烂。

罢课以后，组织了罢课委员会，昆明市很多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参加了罢课行动。罢课后的活动，主要是进行街头宣传，参加罢委会工作的同学也不是很多，但国民党当局，由于其反动本性，却采用了武力镇压手段，制造流血惨案，反而使学生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并波及全国各地。

12月1日上午约11时许，也即是卢汉将军自越南回到昆明，就任省主席与李宗黄举行交接仪式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发生了屠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当时有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的学员约100多人，集队至联大新校舍门口，据说这批队伍是待遣散的军官，本来心怀不满，是在特务操纵和煽动下，到学校来寻衅滋事的。他们走到新校舍门口，一开口就是“老子八年抗战”，接着就冲击校门，动手撕毁和推倒墙报，在遭到学生们的奋起抵抗后，有人就拿起手榴弹，准备投向校院。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路过联大，见状上前劝阻，手榴弹爆炸，当场牺牲。这批队伍在新校舍受阻后，又转而进攻在龙翔街上的师范学院，在门隙中投入两枚手榴弹，炸死师院学生潘琰（女）、李鲁连，昆华中学学生张华昌，并将师院学生廖祥荣炸伤，后被高位截肢，成了终身残废。下午二时，另一批暴徒又围攻柘东路的联大工学院。该处位于市区东侧，因系旧会馆建筑，巷门甚深，易于闭门防守，且早有准备，所以未有损失。这样，国民党政权就制造了残杀四名学生，重残一名的震动全国的大惨案，在政治上输尽了理。

我当时住在文林街附近我哥哥租赁的民房内。12月1日上午约11时，我与嫂嫂（也在西南联大就读）二人去学校看看，走到旧城墙旁南教室附近，忽然听到轻微的爆炸声，当时并未在意，到了校门口，才知道发生了惨案。当时校门口半闭，门口已有不少学生自动参加防守任务。有的同学参过军，还头上戴了钢盔，手中拿着打垒球用的木棒。其中一些同学是平时不问政治的人。当天下午，我在青云街上看到了一个抬尸游行的示威队伍，只有五六个人，是师范学院的同学，两个人举着临时用白床单做成的抗议横幅，两人肩上抬了一个担架，上有用白布盖得很严密的尸体，显然是临时自发组织的英勇行动。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虽人数不多，游行范围不大，但仍是一次壮烈和英勇的示威行动。

当天下午，我去罢委会宣传组报名，和我一样的志愿工作人员一时增加很多，我被分配与一位外文系的姓黄的同学，负责对外宣传。我曾将已翻译好的英文宣传资料，寄美国纽约时报社记者罗能，要求刊登并广为传播。罗能当时也是美国“时代”杂志社的记者。我并与航空系同学蒋策，骑车去美军单位散发英文宣传资料。我们在公路旁看到小山上有电台天线，就闯了进去。记得在山下有违反纪律而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督劳动的美国服役士兵，正在作简单的体力劳动，我们上山进入美国军用电台的帐篷里，递送宣传资料，那些美国通讯兵并没有什么政治、时事知识，对我们的口头宣传也没什么兴趣，只是觉得苏联是共产党国家，为什么在中国东北，却处处与国民党政府合作。我们还跑到巫家坝机场内的中国民航驾驶员执勤宿舍，送了中文和外文的宣传资料。此外，我还多次参加街头宣传，都是担任纠察工作，开始时还遭到特务的驱逐和殴打，以后就没人再来干预了。所以，宣传和组织工作一直深入到离昆明较远的海口工业区，在工厂中也有了一定基础。

惨案一发生，联大校方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联大教授会做出罢课七天的决议，讲师、助教联合会则做出罢教决定。教授会并组织有钱端升、周炳琳等著名法律、政治教授，成立法律委员会，作出控诉状，从法律上控告云南代省长李宗黄、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昆明驻军新五军军长邱清泉三人。这个控告诉状，洋洋数万言，从法律上详细论述了上述三人的罪行和控诉依据，确是一个有力的诉状。铅印文件广为传播，是很有影响力的。三个被告中李宗黄名列第一，既有事实依据，也是舆论所公认。

惨案发生后，昆明的各学校罢课运动，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影响到全国各地。昆明市的所有大学生和中学生，都参加了罢课行动，云南的很多地方人士对蒋介石以卑鄙手段逼走龙云，积怨很深，也纷纷从行动上和经济上支持昆明学生的罢课行动，罢委会收到了包括龙云夫人在内的很多人的捐款。

四烈士的灵柩，被停放在新校舍图书馆的大阅览室里，内部挂满了各方送来的挽联、挽诗和挽辞，并公开接受吊唁和公祭。除了各大学和中学学生川流不息地集队来吊唁外，每天前来的社会人士也不少，这实际上是一个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声讨会。在众多的挽联、挽辞中，我觉得最为尖锐、生动和有力的，是一些云南地方人士，以社会团体名义赠送的挽联或挽诗。大约他们深知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阴险、毒辣、残忍和反动，所以采用影射和讽刺等方式，予以鞭鞑和抨击。很多辞句都是入木三分，而且充满了感情，使很多观看者产生了共鸣。

惨案发生以后，国民党当局也慌了手脚，只能采取威胁利诱加妥协的方法，企图平息民愤。昆明警备司令部关麟征曾两次来校赔礼道歉，据说是奉蒋介石之命来的。第一次关乘了一辆吉普车来校，因找不到罢委会在什么地方，就让一个路旁的同学上车带路，那位同学上车以后，就对着关麟征的面孔，大声斥责国民党残杀学生的暴行，说完后就跳下车，说不给你带路了。据说关麟征在校内曾两次脱帽向同学鞠躬，说我关某某在此向你们道歉了。对他的赔礼和答应经济赔偿，罢委会表示不能接受。

罢课持续进行了将近一个月。复课条件，也几经协商。其中因教育部扬言要解散西南联大，学校组织各系教授出面开会，劝告学生复课。各系开会时，都展开了不同观点的激烈争论。会上教授们都谆谆劝告，但心平气和，绝不做勉强之词。最后，各系均决定继续罢课，主要理由是复课条件，没有获得解决。

当时，所提复课条件有五条，即澄清罪责，惩办凶手，经济赔偿和一些民主要求。其焦点则在澄清罪责和惩办凶手，而有些民主要求，则属于长期才能实现的。所以在12月下旬，经过昆明市学联的会议协商，修改了复课条件，在李宗黄已“悄然”离职，关麟征早已被调离的情况下，决定于12月27日复课，运动得以胜利结束。

四烈士的出殡，则是在获得经济赔偿以后，用其中的烈士陵园建设费，在新校舍内东北角建成了烈士陵园后，才举行的。时间已是1946年3月下旬了，是一个星期天。当时昆明的风俗，是灵柩只能自城内移往城外，而不能自城外移向城内。但经过协商，却获得地方当局的默许，出殡队伍可以进入城内。那天清晨，昆明各大、中学校和各社会团体，就纷纷到新校舍来集中。我那天担任队伍纠察工作，走在队伍最前面，随着队伍总指挥行动。记得那位总指挥身材不高，手持一根用白纸缠绕的木棍，用以指挥队伍的行进和起、停。他神态严肃和沉静，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概。在高举挽联、挽辞、标语横幅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后面，则是四具灵柩。进入大西门和市区以后，一路上有数不清的路祭站，都是各学校和社会团体设立的，每到一处，队伍停止前进，点香、焚纸，宣读祭文，鞠躬如仪，都是一篇篇的控诉书。队伍如此几分钟一停，待走到市中心，然后又回程返回新校舍，已经有六七个小时了。在烈士陵园，闻一多教授还激情地做了演讲。这次送葬，实际上是一次游行大示威。

昆明“一二·一”爱国运动，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当时周恩来同志曾说它是新的“一二·九”运动。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原回到平津，以这三个学校为核心的华北学联，就继承和发扬了“一二·一”运动的精神，推动了平津地区声势浩大和连续不断的爱国学生运动，成为我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对我本人，昆明的“一二·一”运动，则是我政治觉醒的起点。当一个政党和政权失去了政治信誉和群众的政治信任时，其丑陋的政治面貌，就昭然若揭了。在很多事实的不断教育下，我终于选择了我自己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