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唐绍明（1952）

乡居生活四五年

1939年初，先行迁校到昆的父亲，结束了手头的工作，来到香港，把从北平逃难抵港的母亲和我、妹妹、弟弟接到昆明。那时西南联大连校舍都还困难，哪顾得上安排教职员宿舍，各家各户只好自己去租民房住。我们家围绕着清华办事处这个中心，最初住在才盛巷，后来住过钱局街、文林街、青云路。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搬过四次家，我也随之上过三所学校。1940年冬，大西门一带遭到日机轰炸，我们家受到严重破坏，于是按照学校当局的疏散安排，我们随同其他清华家属，疏散到了离城二十里外的昆明西北郊的梨烟村。

1943年春，笔者全家摄于大普吉院内。后排：左为母亲卢丽娥，右为父亲唐贯方；前排左为弟弟绍榴，中为妹妹绍梅，右为笔者本人。

1990年冬，笔者重访梨烟村“李家院子”旧居。

梨烟村的东北方约四五里，是大普吉，两地中间隔着大片农田。那里新盖有一院住房，是清华理科各研究所的所在地。附近还有个小普吉，因此合称为普吉。和大普吉隔街斜对的是陈家营，是清华家属的又一疏散地。

从大普吉向南行，有一条河堤，堤上有路可以行小汽车，是大普吉通往昆明市内的惟一通道。约行三四里，和一条从梨烟村出来向东行约三四里的小路相遇，构成一个居民点，叫大河埂。潘光旦先生和赵世昌先生两家住在这里。

就这样，以大普吉（包括陈家营）为工作兼居住的主体，形成一个“大普吉——梨烟村——大河埂”方园不到十里的三角地带，聚集了一大批清华教职员及其家属，是一个凝聚着丰富的知识财富和精英的地区。研究人员一般去大普吉上班，教学人员到城里西南联大上课，职员则分别在城里西仓坡和大普吉两地上班都有。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坚持教学和科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发展我国科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怪乎当年李约瑟博士参观大普吉后，称誉之为“中国科学家的摇篮”。

我有缘在这战时清华的大本营里生活了四五年。愿从一个少年的视角，就自己的活动范围，追忆一下这一段战时乡村生活史，缅怀那虽然普通却不平凡的岁月，重温同仇敌忾、精诚团结、艰苦奋斗的抗战精神，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衣食住行样样难

梨烟村坐落在玉案山脚下，座西朝东，村后大山横亘。全村南北展延约三四里，一条主街在村中蜿蜒，街道两旁散落着农家住户，树丛、池塘和打谷场点缀其间。据说过去村里有很多梨树，有“梨园”之称。在云南话里“园”和“烟”相谐，因此通常在文字上把这个村子写成“梨烟村”（《梅贻琦日记》就是这样写的），后来正式定名为“龙院村”。村民们对待疏散来这里的清华家属很友好，两位士绅特地腾出私宅供清华家属居住。当时的疏散情景，在马文珍先生的诗中曾有过记述：“收拾衣裳又远行，父老媪妪笑脸迎。门前一片梨花树，座座青山似画屏。”

我们的住所在村子的尽北头，是当地一位姓李的士绅的一座新院子，通称“李家院子”，和他家的老院子相毗邻，掩映在树丛中。这位士绅当过广东军政府的司长，人们还用老称号称他“李司长”。院子不大，只有一座二层木结构楼房，楼上7间，带楼梯，楼下6间，有走廊。姚均、唐贯方、史蓁（后赫崇本）住楼上，朱荫章、沈履（后梅贻琦）住楼下。

战时昆明的生活本来就很简朴，乡村生活更是简陋了。对住惯城市生活的人来说，最感不便的是没有电灯，只好自己拿碟子做个菜油灯，用灯心草芯作捻子。这灯心草遍地皆是，把它采集回来，剥皮抽心，就成了我们孩子们的任务了。至于用水，要到门外不远一个菜园子的水井那里去打。后来大家合伙雇了一个青工，每天给各家挑一担水。我常常在下午和母亲两人，抬着一个铁皮桶把水打回来备用。没有厨房，各家就截出门前一段走廊，安上一个泥炉，点木炭，烧水做饭。粮食和蔬菜等物，到“街子”（集市）去买，或拿东西去换。

那时，生活很清苦，平时很少吃肉。记得父亲每隔一段时间，会把我、妹妹和弟弟拉到身边，轮个地看看我们的脸色，然后连连摇头说：“面有菜色”，于是让母亲买点肉，第二天餐桌上就出现了一点肉丝，大家小尝之余就盼着下一次了。至于衣著，只能翻箱底，大人穿旧了的给小孩穿，大的穿不下了改给小的穿。鞋子，全是母亲自己做的布鞋。

住的楼房质量很差。墙壁单薄，上端打通，在屋里说话声音稍大，能传到左邻右舍。脚步重了，楼板都在晃动。有一回，我们吃完午饭，母亲照往常抹桌、扫地，谁料惊动了楼下正在吃饭的梅校长家，他家一位女儿在院子里喊道：“请等会儿扫，我们正吃饭哪！”原来楼板有缝，楼上扫地，楼下掉灰，给餐桌撒上“胡椒面”了。

我这时在城里上中学，寄宿在府甬道清华职员单身宿舍里，每星期六下午回梨烟村，星期日下午返城。来往城乡靠步行。开始有父亲陪我走，后来有史蓁先生的儿子史涛和我作伴，再往后就是我一人独行了。有一回，出校门时，太阳已快下山，工友老张劝我第二天早上再回，可我归心似箭，执意要走。过了黄土坡北行，来到向西拐弯的地方，大地忽然暗了下来，路上没有行人，心里紧张，只顾埋头赶路。忽然听见后面响起“唰！唰！唰！”脚步声，有一群人追了上来，吓得我赶紧往路边躲，恨不得钻进黑黢黢的农田里。猛地听到一声：“娃子，哪里去？ 咋一个（人）走！”我赶忙说：“回家去， 村子里的。”幸好他们没有理会我，一阵风似的从我身边扫过。我这才松了口气，连奔带跑地跟上他们，走完这最后一段路。扑到家门时，“妈，我回来了！”连喊带哭地朝门板一阵猛敲，满身的疲累、惊恐和欣喜都在这一刻里倾泄了出来。

就这样，这条路啊，我由10岁走到15岁，足足走了四五年，我已习惯了用自己的脚板，走出自己的世界。那惟一的交通工具——马车，我从来没有沾过边；口袋里有几个零用钱，我也舍不得花。那时侯，我们会苦中作乐。我是多么盼望寒暑假的到来呀！我可以在梨烟村长住，尽情享受自然的风光，不用惦记走路了。夏天，黎明来得早，我起得更早，和沈履先生的小儿子沈铭鸿相约，出去跑步了，带上他家的小狗“波碧”。我们出村沿着大道向北去，一路跑一路向前扔石子。“波碧”追石子，我们追“波碧”，你追我赶，一口气跑出三四里外，来到又一个村子，叫“钗村”，然后缓缓折回。这时太阳正冉冉升起，照得草丛露水晶莹闪亮。回到村子，鞋子全被露水打湿了。

同甘共苦情谊深

和村西北的李家院子相对，在村子的中部偏东处，有一座惠家大院。惠家大院比李家院子大，主人姓惠，也是当地一位士绅，曾经当过学校校长，被人尊为“惠校长”。他把前面的老院子腾给清华人住，自己则搬进新建的后院去了。老院子的东面，即靠外面一边，有两三座二层木结构楼房，南北两座短些，东边一座稍长，形成一个马蹄形。据我朦胧的记忆，吴有训、任之恭、赵忠尧、杨武之、赵访熊、吴达元、杨业治等教授住在这里。余瑞璜教授住在院子外另一处。梅校长后来也搬进大院，住在几间临时修建的房子里。

住在这里的师长们大都在大普吉上班。他们的孩子有的还小，不到上中学的年龄。于是大家商定，在大普吉为这块“三角地”的孩子办了一所临时小学，请来两位女老师，由我父亲负责行政管理。我的妹妹和弟弟就在那里上学。孩子们和大人一样，每天步行于梨烟村——大河埂——大普吉之间。一天，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任之恭先生在从大普吉下班回家的河堤路上，被两个歹徒拦住，抢走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一块怀表，幸好人还平安。这件事一度弄得大人和小孩惶惶不安。

惠、李两院相距不远，我常在下午三四时到惠家大院找伙伴玩。一个伙伴是杨武之先生的三儿子杨振汉。他年龄比我小，但彼此谈得来，谈的话题多是清华园的旧事和南下避难的遭遇。有一次他问我：“你见过骆驼吗？” 他说他在北平西直门见过骆驼。“好家伙！坐下来有这么高，”这时他把身子蹲下，比着手势；“站起来有这么高，”这时他把身子挺起来，手势也随之由低到高，直到踮起脚尖，把右手伸得老高老高，“有城墙那么高！”还学着骆驼迈了几步。他那生动的描述，使我对骆驼的伟大确信不疑。

还有一个伙伴，是吴有训先生的儿子吴惕生。他告诉我他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年出生的，父亲给他取名“惕生”以警之。我喜欢听他讲他父亲的巴黎见闻，令我神驰。有一次，我向他介绍鲁迅的《故事新编》的《理水》，对文中讽刺拄拐杖的学者和说话口吃的学者感到不解。我们揣摩这是对当时一部分留学生脱离人民大众的批评。我们回顾眼下许多归国学者，抗战爆发后颠沛流离，辗转昆明，特别是今天又来到乡下生活，变化多大呀！吴惕生说：“这算是走出‘象牙之塔’， 来到人民大众中间吧？”那双聪慧的眼睛，在银边眼镜片后闪烁。

在大普吉近旁的陈家营，散居有黄子卿、闻一多、余冠英、华罗庚等教授家，还有其他一些人家。黄子卿先生的儿子黄志渊，也是我常去找的伙伴。他家藏书很多，通俗演义不少。我曾向他借过一套演义中的三本，不料还未看完，其中一本被我那时寄宿的亲戚家的一个朋友拿去看了，结果弄丢了，我无法向黄志渊交待。后来我拿给他三本书去看，算作补偿吧。当然，套书最怕缺册，这遗憾是无法补偿的。

乡间生活住久了，大人之间的交往也频繁起来。住在同院里的各家天天见面，过从甚密，自不待言。隔院的人也常互相串门。比如，住在惠家大院的吴达元、余瑞璜太太，时不时会过来看望我母亲；因为都是广东乡里，开口就讲广东话，往往人未到，声先行，十分亲切。余太太看见我床上放有一本《隋唐演义》，就借回去看，没过几天就来还书了，说看完了，好看，问还有没有下册？可惜这本书我得到时就只有上册没有下册，我没法帮她再找到下册，对此我一直感到抱歉。

那时各家还经常做点小吃之类，互相赠送、品尝。抗战后期，父亲经潘光旦先生介绍，在昆明图书馆兼了一份差，每月可以得到几斗米，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母亲常拿米去磨成米面，做广东糕点送人，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萝卜糕”，闻起来不好，吃起来很香。潘光旦太太对人和善，样样为人设想，常从大河埂来梨烟村串门，每次都带来一些江南小吃。任之恭太太和我母亲也常来往，1945年我们家先搬回城，任太太特地送来一笼屉热气腾腾的包子，为我们送行。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到她家作客。那是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一座独院，有一座二层木楼，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对大人们做面筋很是好奇。潘太太还事先给门前田主一点钱，包摘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去摘，拿回来做菜。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这是同甘苦的友谊，是平等的真情，是战时艰苦环境的产物，这无论在战前或战后都是不多见的。

先生之风继世长

大普吉清华研究所的大院里，就我所知，住有汤佩松、戴芳澜、孟昭英、叶楷、殷宏章、娄成后等教授和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还有没有带家眷的职员，如全绍志、马文珍等。进入大门向右拐，紧贴院墙的一排房子，就是战时的清华图书馆了。馆长是潘光旦先生，父亲和马文珍先生是具体负责人，好像还有一位尹先生及其他几位先生。说它是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没有隔段的大房子罢了。里面约占总体4/5的空间是书架，摆满书刊；旁边过道放两张大办公桌，父亲和马先生各用一张。进门处约占总体1/5的空间是阅报处，中间摆了一张茶几，四周围了沙发和椅子，这里也可当作休息室用，有研究人员来看报、喝茶、聊天。他们关心时事，时而高谈战局，时而阔论形势。除这间大房子外，还有几间工作室。大房子正对门有一单间，里面堆满了旧杂志和国外书刊广告，我曾经钻进去过好几次，翻看国外旧画报。

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图书馆时，面对如此丰富的书刊资料，眼花缭乱。有一次从桌旁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硬壳书，是洪深写的剧本《五奎桥》。这是我第一次看剧本。记得剧中讲农民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事，使我想起这是不是就是常听说的“普罗文学”？ 还有一次，只有我一人在阅报处茶几旁看杂志，突然发现一本杂志里夹着一个没有封皮的小册子，标题是《评“中国之命运”》，还有一本夹着小册子《新民主主义论》，心中暗想这里有地下工作者。这时父亲走过来，暗示我看过后放在茶几底下，那里正堆着一摞报纸。

我每次从大普吉出来，总喜欢抄近路，穿过陈家营，沿乡间小道回梨烟村。因此常常会碰上住在这里的教授们，慢慢地也就和他们认识了。有一次我从城里回家，走在大路上，听到后面有汽车声，就本能地靠路边闪一闪。没想到车子突然在我身边停下，有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原来是华罗庚先生。他对我说：“你是唐先生的小孩吗？”我说是，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梨烟村，他说：“好，你上来，把你送到大石桥再下。”那时华先生刚从英国回来，闻名遐迩，我坐在他身边——来昆明后头一次坐小车，心里既兴奋又感激。下车后，看着汽车调头向北驶去，默念着他是那么的平易和亲切。

又一次，穿过陈家营回家时，太阳已经西斜，看见闻一多先生在田埂上散步。他身穿长褂，面蓄美须，背后衬托着夕阳的霞光，缓步走来。闻先生那时除在大学教书和做研究外，还常到中学去开展学生辅导活动。有一次他和光未然同志到我们中学开诗歌朗诵会。光未然同志朗诵《阿细的先鸡》，闻先生朗诵艾青和田间的诗。他热情地赞颂诗歌的人民性、战斗性，表明自己要和人民一起战斗的决心。此刻当我走到他跟前，向他行礼时，心中突然升起一个“行吟泽畔”的爱国爱民的伟大诗人屈原的形象，不知怎地突然涌出一个念头，觉得他就是当代的屈原！

我还有机会一览潘光旦先生的书房，在大河埂他家的二楼上。座北朝南，北边墙上开了一个大敞窗，可以展望远山景色：一侧是螺峰山，因山上石头多呈田螺状而得名；一侧是铁峰庵，是一处建有庙观的名胜地。这也许就是潘先生为书房起名“铁螺山房” 的由来吧？看到潘先生的书桌、书架、书籍和马灯，不由得想起他那时发表的许多文章和诗抄，那些具有影响的民主政论，都是在这里辛勤笔耕出来的，我想到他那博学多才的学问家的睿智，想象他那沉思凝想做学问的样子，心中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

在枯寂的乡居生活中，我记得看过一场电影。一天晚上，在梨烟村北头一块打谷场上，扯起一块屏幕，放映从大普吉借来的一些科普资料片。各家大人小孩自带小板凳前来观看。一开映，发现是英文片，不行。有人说，何不把杨家老大找来给大家翻译？不一会儿，杨振宁出现在屏幕旁。他身穿浅绿色美军夹克，双手插在夹克兜里，边看边翻，简单明了，轻快自如，到关键地方还作点解释。讲到水有软水、硬水之分，硬水因含矿物质，肥皂不容易溶解，需加热后变成软水，才可用于洗衣服。坐在我前面的杨武之太太环顾左右说：“对啦！以后用井水洗衣服，得先热一热，再用肥皂搓啊！”

1944年过去了，战局有了扭转。疏散人口逐渐返城，有的离开昆明，有的绕道印度出国远行。梨烟村已风光不再，住户越来越少了。李家院子先是史蓁先生走了，继而搬进了赫崇本先生，他后来也走了。沈履先生走后梅校长搬来，不久又搬走了。接着姚均先生一家搬进了城。这时，只剩下楼下的朱荫章先生一家和楼上我们家还住着，原本不大的院子顿时显得空荡、冷清。1945年中期，我家也搬进城；三个月后朱家也搬进了城。清华人和李家院子的一段抗战情缘就此结束，但它那美好的回忆，所焕发的奋进精神，永远留在我心中。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