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希宁（1960精仪） 李希美（1950入学外语） 李希强 李孝美（1960建筑）

我们的父亲李庆善（1897—1990），1921年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毕业，后公费留美，1924年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回国，为建设祖国奋斗了一生。抗战时期在桂林白手起家创办我国第一所纺织、机械厂，是他丰富人生中的一项工程。

李庆善（前左1）与清华同学合影

父亲1897年生于天津。20世纪初，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父亲从十三四岁便萌发了学知识救中国的意愿。小学毕业后，他不甘心当学徒，坚持挑灯夜读，一年后考取了天津第一所公立中学。尚未读高三，老师便建议他试考清华学堂，竟被录取。在清华求学数年间，又经五四运动的洗礼，更加坚定了他工业救国的志向。1921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麻省理工学院。父亲以顽强的毅力，三年时光完成了机械制造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取得硕士学位。当时校方希望他留校继续深造，德国西门子公司也欲聘请这位成绩优异的中国青年学子。父亲不改其求学为祖国效力的初衷，毅然于1924年绕道欧洲，顺访西方工业交通发达国家，然后横穿西伯利亚回到祖国。

最初，父亲受聘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不久，他的同学石志仁动员他到沈阳皇姑屯机车车辆厂研制火车机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随即占领了沈阳。当时父亲家住小西门，清晨被城墙上日本兵的枪声惊醒。他亲眼见到被日寇杀害的无辜平民横尸街头,意识到血腥的侵略战争开始了。但他发誓决不当亡国奴，必须立即回关内！那几天，火车站人山人海，车厢内挤得水泄不通，有的人甚至爬上车顶。那时父母已有一子一女，大的不满两周岁，小的刚刚满月。经交涉，允许母亲带着两个幼儿挤上外国记者专用车厢。父亲于几天后搭上一辆闷罐车，他摒弃了一切，只带了一箱专业书回到关内。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进犯华北，当时父亲在南京，接到政府命令到桂林筹建纺织厂。

1938年冬，日机对桂林轰炸极为频繁。父亲忙于公务，家务孩子全由母亲一人照料。初到桂林时，考虑到孩子上学，家安在城里。每当独秀峰顶挂起一盏红灯笼,这是预备警报的标志，母亲便带领我们四个孩子出城躲避日军轰炸。每次回到城内，只见房屋倒塌，燃火未尽，死伤无数，惨不忍睹。日机低空飞掠郊野，肆无忌惮地朝奔跑的百姓疯狂扫射的场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后来，母亲终于在月牙山后寻到一僻静之处，找到了新迁来的扶轮小学，并在附近的施家园租下两间空屋，孩子们又能上学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施家园犹如世外桃园，乡间的宁静、大自然的美景、田园般的生活，为我们增添了童年的欢乐，多少年来始终令我们魂牵梦绕。

在乡间度过的快乐日子里，我们很少见到父亲。后来我们才知道，正是那三年光景，父亲率领一批从沦陷区转移到大后方的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奋战艰苦奋斗，创办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纺织厂、机械厂。

上海失守后，断绝了棉布来源，急需在后方建立生产棉布的工厂，以应抗战之军需和民用。父亲到达桂林后，便由战时资源委员会任命承担了筹建纺织厂的任务。广西省政府在桂林市北郊的山坳里划了一块荒地，父亲的事业就从那里开始。

父亲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对纺织业可说是门外汉。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前方战士正浴血奋战，必须尽一切力量生产布匹，为战士缝制御寒的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收复失地回家乡。父亲就是以这种朴素的想法、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克服万难的精神挑起了重担，靠实干和苦干，组织起这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坚战。

批量生产布匹需要梳棉、纺纱、分纱、织布、印染等一系列设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纺织工厂的机器是由国外进口的，而地处内陆的桂林不具备进口条件，时间也不允许。当时在桂林尚无任何机器工厂，无从制造机械和纺织设备，甚至连一张图纸资料也没有，只能自力更生、自己设计、自行制造。首先设计制造机械设备，即炼铁、炼钢炉、铸造设备、锻压机，以及切割、铇、车、铣、磨等一系列机床，再用这些工作母机制造一整套纺织设备。每台机器计上百个零件，就需要画上百张图纸。每个零件必须依照精密计算的尺寸，严格的质量要求进行加工，才能完成组装。这么多机器设备，可以想见是多么巨大的工作量！起初工作组仅有少数能从事设计制图的人员，队伍不断扩大，招聘的技术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水平不一，但个个怀着抗日救国的意愿，团结一致，日夜奋战，在工作中边教、边学、边干，攻破一道道难关，克服一重重困难。从一个个零件的设计到制造、组装；从一台台机器的制成到一整套机器的安装；从机械设备的完成到纺织设备的完备……这一切仅仅用了三年多时间。这是国内外史无前例的效率！在完成工程技术任务的同时，又培养了一批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各技术工种，以及建筑师和建筑工人，整套技术队伍。他们在以后的生产中都成为工厂的中坚力量。1940年底，当整套设备试车成功，全厂上下一片欢腾。他们的辛勤汗水终于结出了硕果。这时父亲才回到施家园，把我们抱起来，对母亲道了一句：“可以织布了！可以织布了！”母亲知道这句话的份量。

由于这个新工厂不仅能织布，而且具备机械制造的功能，因此由战时资源委员会和广西省政府命名为“广西纺织、机械厂”。这是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工厂，是中国纺织业划时代的创举。这成果渗透着父亲的心血。中国工程师学会对父亲颁发奖状，授予“优秀工程师”的荣誉。父亲对自己的成绩，从不张扬，从未居功自傲，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父亲被任命为该厂的厂长和总工程师，具体负责工厂的全部业务。主要任务是生产棉布、棉纱。为了充分利用那些机械设备，父亲又研制出军需铁钉、铜缆；建立小型发电车间，供应生产和生活用电。并为解除民众手工搓煤球的劳动，研制了煤球机压制煤球供应市民，深受百姓欢迎。父亲也很重视职工福利，建简易宿舍、设职工家属医务所，开办免费的职工子弟小学，组织合作社为职工提供购物的方便和优惠。

1942年，我们全家从施家园搬到厂外的宿舍时，我们才第一次来到北极路，第一次到厂里参观。当我们看到那些锯齿形屋顶的车间，看见车间内排列整齐的机器，听见那节奏明快的机器声，看见工人们在机器前专注地操作，看到生产出来的棉纱、棉布……我们简直惊呆了。在僻静的山坳里，竟然出现了一座正规、完整、清洁、有序的工厂。我们觉得这一切就像童话故事中所描述的：魔术师把魔杖一挥，一切愿望就会实现。我们的父亲和那些叔叔阿姨全是“魔术师”，他们挥舞的不是魔棒，而是他们灵巧的双手，他们以智慧的头脑、辛勤的劳动和坚韧的意志实现了他们的心愿、国家民族的需要。我们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父亲而骄傲。父亲的勤奋、刻苦、真才实学、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精神、爱我中华的意识，从那个时刻起就注入我们的心灵，成为我们终生学习追随的榜样。

1944年初，日寇进犯湖南。长沙、衡阳的守军虽经顽强抵抗，但因国军内部派系斗争，各存实力，未能协同作战给予支援，致使守军弹尽粮绝、死伤殆尽。两座城池相继失守，敌寇直逼桂林。资源委员会责令纺织、机械厂撤离人员，西运物资、炸毁工厂。当时湘桂铁路只修筑到毗邻贵州的一个小镇，它横跨金城江两岸，百姓直呼小镇“金城江”（大约相当于今日的河池市）。大批逃难者下了火车集结于此等待乘长途汽车转往云、贵、川。这里还积压了大量待运的军队、伤员和军火。一时间这座小镇恶性膨胀，难民露宿田野、街头，食品昂贵奇缺，秩序异常混乱。

纺织、机械厂也在这里设置了临时中转站，搭了竹席篷用以安放火车运抵等待转往贵阳重庆的棉纱布匹，同时也是外乡职工和家庭暂时留宿的场所。从金城江去往贵阳山路崎岖，资委会调拔了一个车队，但每辆卡车容积有限，装满棉纱布匹包以后车顶至多安置一两家人随行，每辆车往返需时四五天。母亲一向支持父亲的工作，这时义务协助有计划地安排家属撤离，这期间又发生了火车站军火爆炸特大事故，一弹起爆引发连锁反应，顿时爆炸声密集不断，弹片横飞，江北岸一片火海。母亲忙呼唤引领家属们离开竹席篷，隐蔽在田坎下弹片飞不到的低处，使大家躲过这一劫。疏散转运工作从盛夏延续到初冬，才轮到我们家乘上最后一辆卡车。记得天冷了，我们坐在棉纱包上，穿着棉袄，围着棉被，翻山越岭时冻得直打哆嗦。此时桂林已沦陷，父亲下落不明。

当时，父亲遵照命令转移了全部能撤运的物资，疏散了全部职工和家属；但是，他亲手设计制造的机器，实在不忍随厂房炸毁，他不顾个人安危，决心妥善安排保存这些国家财产。他组织少数厂内本地年轻工人，将机器一台台从地基上卸下，用木箱装钉牢实，运到远郊藏进岩洞，以期收复失地后启用。当他安排好这一切，敌军已兵临城下。铁路已毁，他搭乘运送伤员的军车到达柳州，乘百姓渔船渡过柳江，再辗转到达金城江。这时工厂搭的临时中转站已是人去篷空，只留下一位当地老者守候。没有交通工具，父亲决定歇一晚，次日随滞留的难民徒步西行。凌晨，已闻炮声，父亲走出篷外，突然，他的一位麻省理工学院同学华风翔（1920清华学校）出现在眼前。原来是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在贵阳问询李庆善的下落，得知尚未到达贵阳，而广西方面情况紧急，他立即派华风翔亲自一路寻找接应。华伯伯在资委会负责交通运输，立即要了一辆吉普车前往金城江。当临近小镇时，华伯伯嘱咐司机将吉普车停放在隐蔽处，以防兵荒马乱中随时可遇的劫车者。他本人着农民装束独自进镇，刚走近工厂的临时席篷，便瞧见了父亲。真所谓吉人天相，父亲得以脱险。我们在贵阳见到父亲时，几乎认不出他了，他面容消瘦、黝黑，我们几个孩子见父亲平安归来，立即扑进他的怀抱。母亲了解父亲的心，她看出父亲神色悲怆，因为他一路所见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同胞，他悲痛百姓生灵涂炭，悲痛国土沦丧，他惋惜白手起家的工厂……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苦难的中国百姓终于胜利了，有了重返家园的这一天。父亲还念叨着该先回桂林，让藏匿在岩洞里的机器重见天日，恢复生产。然而，当局派遣父亲北上协同接收天津铁路局。父亲负责机务处，他铁面无私，严格把关，验收了路局全线机务业务，恢复秩序，开展营运，同时整顿路局所属唐山机车车辆厂。父亲非常怜惜被日本占领者雇佣奴役的童工，为他们开办技校，让他们带薪学习文化和技术，同时保障了他们家庭的生活来源。1948年唐山解放前夕，父亲作为厂长拒不执行国民党炸毁工厂的命令，和工人纠察队一起护厂，使国家财产丝毫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京津解放后，父亲应董必武、吕正操之命，负责组织恢复平汉铁路交通运输，为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铺平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安排在大学任教。他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教授专业课程的同时，完善实验设备，建立实验工厂，参与“三结合”小组开展科研项目，致力扶植孵化新院校。父亲对待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以致竟晕倒在讲台上。“文革”中同样蒙受冤屈，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等莫须有的帽子，但他襟怀坦荡，相信一切都能搞清，还他一个清白。的确，他一辈子不求名、不图利、任劳任怨、光明磊落，总是埋头苦干，竭尽全力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父亲就这样默默奋战了后半生，再也没有机会回桂林。父亲对广西纺织机械厂的牵挂，只能由我们代为探寻了。

多年来，我们兄弟姐妹也都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但一直希望有机会重温孩提时代的旧梦，并为父亲探寻他当年殚精竭虑创建的工厂。岁月如水，7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均已步入暮年，终于在2008年5月能够相约重返桂林。

飞机从高空下降，穿过云层，翼下出现了陆地。从舷窗望去，大地像一幅编织着精美图案的绿毯。一座座山峰突兀拔起；一条银色的缎带蜿蜒于青山绿野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毫无疑问，这就是漓江。到了，我们久别的第二故乡！从高空俯视，给我们儿时的印象又增添了几分童话的色彩。我们急忙寻找哪座是独秀峰，哪座是七星岩？尚未辨识清楚，飞机已经着陆了。

市区内已经不见旧日的痕迹，中山路整齐宽阔，街边到处都是绿地花园，可供游人歇息。滨江大道绿树成荫，杜鹃花竞相绽放，中外游人络绎不绝。唯一不变的是那漓江水，依然碧波荡漾、缓缓流淌。象鼻山依旧屹立江畔。入夜，江滨湖岸彩灯璀璨，湖光水影形成一道斑斓的风景线。

新建的解放桥早已取代了昔日的木船浮桥。我们乘车过江，月牙山已划入七星公园，始建于宋朝的“花桥”经修葺加固，基本保持原貌。我们攀上月牙山，当年征用作医院的庙宇如今已退还僧人。我们从香烟缭绕的庙院穿过，再沿石阶下山，顺着溶洞的溪水岸走出洞口，便是当年戏水的浅滩。“跳桥”已淹没于溪水，犹清晰可见。出公园南门便是施家园之所在。如今新楼林立，完全取代了质朴自然的田园风光。几乎认不出当年的乱坟土岗，幼松已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林中建了几座别墅，环境清爽幽静，如今是干部休养所。

地图上找不到“北极路”。古老的北门已拆除，只留下一段城墙作为历史见证伫立在漓江畔。我们询问店铺、住户、甚至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不知道这一带曾经有过一座颇具规模的纺织机械厂。原先市内贯穿南北的中山路，已向北延伸到北门与北极路衔接，从而取代“北极路”，更名“中山北路”，唯有再向北延伸的十字路转盘延用“北极”旧名，称“北极广场”。我们攀上叠彩山，眺望北边山峰围绕的山坳，只见新建的楼群，喧闹的街市和公园。时过境迁，工厂已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不过，当年工厂的影像，节奏均匀的机器声，仍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的战友，热情地带领我们找到市档案馆，好心的工作人员允许我们翻阅尘封的旧档案。从旧资料中，终于找出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录：

桂林市志：民国28年（1939）6月，广西省政府与中央合资在桂林创办第一所公营纺织厂——广西纺织机械厂，分纺纱厂、织染厂和纺织机械制造厂三部分。纺纱厂有棉纺锭5000枚及清花、梳棉、拼条等配套设备，有印度式纺纱机336台，年产棉纱195，541件。……据民国33年2月广西省政府统计室调查，桂林市织布业所用原料多为广西纺织机械厂生产的棉纱和湖南的土纱，广西纱为经，湖南纱为纬。年用棉纱19.53万斤，其中广西棉纱4.32万斤，湖南土纱9.77万斤，上海纱5.44万斤。同年11月桂林沦陷，示范场的机器来不及抢运，全部损毁。

它足以证明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对父亲的牵挂也算是一个交代。

安息吧，我们敬爱的父亲，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祖国建设奉献了毕生的力量。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您的精神也将激励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