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谢 耘 *（1981，1988级博，电子）

谢耘,1981年考入我校电子系，1993年获博士学位，为清华大学与悉尼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期间曾赴澳学习两年。现任联想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技术官，神州数码软件公司总经理。曾获2002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2年中国软件企业十大领军人企业成功转行奖；2003年度中国信息技术创新人物暨年度CTO奖。

谢耘学长近影

1998年，进入联想集团之后，在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并且有机会时常在媒体上露面。这时很多新结识的朋友称赞我当初回国“有眼光，有远见”。甚至有国内出去，在国外工作的同学和朋友对我表示羡慕之意。

1990年8月初，我在国家教委奖学金的支持下，作为清华派出的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到悉尼大学学习。1992年8月下旬，当我结束了两年零两个星期的留学生活，登上国航的航班的时候，我心里对未来将会怎样，一点概念也没有。两年的留学生活，我带回来的只有用英文写好的博士论文和几篇在国际刊物和会议上发表的文章，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也没有悉尼大学的学位。

在我决定回来的时候，一个通过互联网认识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曾认真地问我：“你真的就这样回去不再出来了吗？”我告诉他是的。他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我实在难以清楚地解释，便半开玩笑地告诉他，我这个人比较认命。此生生为中国人，就打算认认真真地做一个中国人；如果我这一辈子中国还是没有大的变化的话，我下辈子一定直接投胎到美国去，也省得办绿卡了。后来看到钱宁写的《留学美国》一书。在书中，他对自己回国的原因是如此描述的：坐在飞机上飞越太平洋上空时，我在想这个问题。什么要回国呢？我感到很难回答。在我，那只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好像有一个承诺要完成。

1992年8月，我从冬天的悉尼回到夏末的北京，当老朋友见到我的时候，几乎都问同一个问题，“你怎么回来了？”这个问题问多了，我便不自觉地开始理性的思考其中的答案。作为国家公派人员，按时回国自然是理所应当，不过这确实不是我回国的最主要原因。当朋友们不断地提问的时候，我头脑中常常会回想起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们。

扪心自问，自己如果有一点本事的话，绝不敢认为主要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我一直认为我能有今天，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们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我的小学班主任李秀云教了我四年的时间。那还是在文革的时候。带领我们做大批判，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活动。不过，难能可贵的是，在我们升入四年级以后，每次考完试，她都会用红纸，把我们的成绩公布在教室的墙上。在成绩单的上面，是“比学赶帮超”几个大字。以此来督促我们好好学习。这让我初步懂得了人应该守“本分”。尤其重要的是，她要求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同学，要定点的帮助学习不太好的同学。这一做法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互帮互爱的种子。由于经常给同学讲解，一个意外的效果是培养了我较强的表达能力。以至于我的大学老师后来评价我道：“只要是你明白的事情，你总能给别人讲清楚。你是一个天生做老师的材料。”

我的中学的最后一个班主任彭延新，在我的头脑中印下了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方法---尽管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让我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我的价值观主要是在他当班主任时期明确形成的。后来我的大学同学郑治羡慕地说：“我在大学才明白的道理，你在中学就学会了。”这实在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让我终身受益的班主任。

中学时代，另外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是政治课老师李杰。当时他是省特级教师，后来任我们中学的校长。他上课，从来不鼓励我们把政治课的内容，作为教条来死记硬背。而是教我们如何从原理出发，用分析的方式去得出结论。对于那些抽象的哲学内容，他则用各种生活中的事例，来帮助我们理解。他让我初步体会到了如何去分析非形式逻辑的社会现象的方法，掌握了基本的辩证法原则，尤为重要的是引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为我日后超越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深入学习和理解社会科学，提高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打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

在大学，身材不高，湖北籍的英语老师萧家琛对我们要求严格而不苛求，堂堂课上要考试，但是期中和期末的考试却从来不难为我们；萧老师的严厉，让许多同学在每次上课之前都感到相当紧张。18岁上下的我们，正处于浮躁期，他在课堂上放下正常的教学内容不谈，来教训我们20分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他的一段曾引起我们哄堂大笑的话：“学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下苦功夫。不像生孩子，还有无痛分娩法。”为了在课堂上能让我们听到原声录音磁带，他几乎每堂课都要用自行车驮来一个笨重的大录音机。他背着将近有他半人高的大录音机进教室的形象，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在他的教授下，我不仅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英文基础，而且看到他身体力行地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敬业。在2004年给母校捐款1000万元的邓锋，当时和我在一个英语班。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曾感慨地对我说过：“我现在能有这点儿英语水平，全靠当初在萧老师的高压下打下的基础。”

刚刚从军校专业过来的基础物理老师高炳坤，多数时间都会背着“小军挎”，身着旧军装来到教室。他的身体不好，讲课经常虚汗淋漓，却把物理原理讲得深入浅出，我认为已经达到了大师级水平。他的一个名言我至今记忆犹新，并奉为经典：“世界上任何问题，都是有解的。只是有的时候，那个‘解’的形式，或许你不太喜欢。”2001年，我们入学20周年。回到清华，我又见到了高炳坤老师。我有些好奇地问他，他是如何能够把课讲得那么好。我以为他是受过“大师”的指点的。他平实地告诉我：“我无非是多下了工夫而已，没有什么诀窍。我每次备课都很耗神。”

这些老师在教我的时候，中国或者还在文革当中，或者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我认为他们呕心沥血地培养我们，决不仅仅是为了提职或奖金。文革当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文革后为了这些，他们也不必如此地卖命。他们完全可以找到“投入产出比”更高的方式达到那些功利的目的。

他们在用语言，用行动，用心血在教我们做人，在传授给我们知识，难道仅仅是为了我们“成才”以后，可以远走高飞，到西方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和成就吗？

我知道在自己的身上，留有他们的心血和期望。我现在如果还拥有一些“价值”的话，那也不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因此我无法心安理得地长期留在异国他乡。

记得在悉尼大学的时候，我们系有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华裔留学生。一次他好奇地问我，为什么大陆来的学生都不打算回去。我告诉他，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太好，问题挺多。他反问道：“那不是正需要你们回去吗？”面对他这十分简单而清晰明了的推理逻辑，我无言以对。望着他那清澈的双眼，我想起在抗战的时候，有许多的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效力。那个时候国家的情况，从各种角度来讲，都应该比现在我们面对的要糟糕很多。

对这个国家而言，我清楚自己渺小的还比不上沧海一粟。但是这个国家对于我个人来讲，确几乎是自己凡世人生的生命意义的全部。

我决定回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的驱使，而只是因为希望对自己的灵魂负责，而做出的一种选择。因此，这个选择与回国后工作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没有太大的关系。

1993年1月，我通过清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3月毕业，就职于一个只有60人的做雷达的国防企业。因为我的专业是雷达信号处理。就这样，我平淡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生涯。

我确实从来没有反问过自己，当初是否应该回来。我相信，人这一辈子，心中应该拥有哪怕只是一个，确实是超越个人，超越功利，不带先决条件，不可改变，必须兑现的承诺。

200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