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来源：中国政协报 2008年11月7日

龚育之（1929年12月26日～2007年6月12日）生于湖南湘潭，原籍长沙。1948年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中国共产党著名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等职。

1952年我从清华大学分配到中宣部，成为在陆定一部长领导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但很长时间，我都没有与“定一同志”见面。

　　我第一次见到陆定一，是到中宣部一年之后。不是在中宣部机关里，而是在《中国青年》创刊三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庆祝会很隆重，还摆了宴席，我曾为《中国青年》写稿，也被邀参加。席间，一位长者站起来讲话，无锡口音，话很难听懂，人也不认识，就问接待我的《中国青年》编辑:“这是谁？”编辑吃惊，说:“你不认识？就是你们的部长呀！”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陆定一的情景。

　　1949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1955年进一步设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且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聘任学部委员。这是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来，向中央提出的建议。

　　聘任学部委员的事，具体操办的是中国科学院；上面拍板的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来指导此事的，是中央当时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中宣部。当时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61人中，在中宣部任职的共有5人: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陆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项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但陆定一并没有当学部委员。

　　那么，陆定一是不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平心而论，应该说是。他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反对“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说法。我以为，这篇论文应该视为中国唯物论新闻学的奠基之作。他1947年发表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我以为也算得上是那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扛鼎之作，美国大使特地把这篇文章选送美国国务院，后来收在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

　　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学问，他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学者。他这位有学问的高官都不当学部委员，别的行政性质的或者学问没有那么大的高官，就都无从提起、无从争起了。

　　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是他执行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还是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映了他的观点，现在无从考证了。但是无论如何，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称道的事。

　　如果要问，在中宣部长这个岗位上22年，陆定一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想，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的人，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回答恐怕会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求。

　　最先提出“百花齐放”，是在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1953年。当时，对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向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第二年创办《历史研究》杂志，也以此作为办刊的方针。这件事，历史学界几位党内主要领导人大概是知道的，在历史学界外一般还不知道。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次会议以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和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而载入史册。在这次会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不要做“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

　　这段话，虽然还没有用“百家争鸣”这四个字来概括这样的政策思想，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包括陆定一在内的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原由是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关方面向中央反映这个情况。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就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的过程中，4月27日陆定一发言，他从对苏联专家批判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问题的处理，说到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从苏联过去反对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后来又不反了，说到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不知道这样一来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干涉最多，说到中国关于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争论，说到昆曲旧戏《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陆定一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四字，不仅呼之欲出，事实上已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初步展开了。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讨论总结，讲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又讲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陆定一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由此可见，陆定一积极参与了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决策，是这个方针的权威的阐释者和创造性执行者。

　　1956年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从而使这个方针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

摘自《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