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　方（1949）

一口气读了杨贤江^［１］革命前辈的十多篇关于青年学习和修养的文章，其感觉，真像是佛门弟子所说，有如醍醐灌顶。比如说，在一篇《求学与做事》中有这样的话：“把求学限定是读书，把求学与做事绝对的划分，这都是错误的。学生是求学的，学生是读书的，但不能说求学即读书，读书即求学。”

吴方学长近影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对先辈们的话恰好是个印证。我在昆明上过一年西南联大，在北京上过两年清华，在校时虽然不敢耽误必修及选修的课程，但确实用了大量时间来做事，经常参加学生的社团公益活动和当时的民主活动。三年期间，我参加了四次罢课，三次上街游行，而且都是积极分子。在别人眼里，我似乎荒废了学业，但我从这些活动中，的确学到许多别处不容易学到的东西。最主要的是学到了民主精神，实践了民主活动，锻炼了做实际工作的本领。举例来说，清华的学生食堂，学校除了提供设备以外，具体领导是不管的，完全是由学生民主选举的膳委会来管理。这膳委会是有职、有权、有责的。学生吃好、吃坏，决定于膳委会工作的好坏。1947年，我被大家选出来当了一届总膳委。这项工作可不像我现在担任的某些会长、副会长之类的社会职务，可以什么事不干或只干很少一点事情。那时我必须兢兢业业地把这项工作干好。我记得清清楚楚，上任的第二天就去买粮食。那时物价飞涨，一天一个价。如果不及时把粮食买到手，就将造成巨大损失。我这个人也真楞，买粮食是我一个人，借辆自行车，怀里揣着支票，到海淀粮栈去买的。那时海淀有好几家粮栈。我也学着货比三家，讨价还价。这种事过去我从来没有干过。但是逼上梁山，不干不行。在我当总膳委期间，有时还趁炊事员吃饭的时候，去和他们聊天，了解实际情况，以便改进工作。现在香港的著名诗人何达（即清华社会系的何孝达）当年曾在著名的民主刊物《观察》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学生是怎样吃饭的？》^［２］赞美清华食堂的民主制度。他认为政治上的民主若能做到像清华的食堂一样，就很理想了。的确，从我当了一届总膳委的体会来看，真是如此：

第一， 食堂的领导成员是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的。事先没有任何人做任何布置或活动。

第二， 膳委会成员在职期间，一心一意为大家办事，不谋私利。实际上纯粹是无偿劳动。

第三， 有财权，但不可能贪污；有物权，但不可能多吃多占，更谈不到有任何特权。

第四， 受吃饭的同学直接监督，透明度极高，大家可随时查帐，有不满意的地方可随时把小字报贴到食堂门口，有的意见，还异常刺耳。如“希勿以同学的生命为儿戏。”“这种菜简直是喂猪的。”“膳委不负责任，既愚而诈。”等等。膳委必须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改进工作。查一查这刺耳的小字报是谁贴的，作为膳委成员谁也不敢这么想。

第五，届满卸任，仍是普通一学生、一膳友。对职位无任何留恋。

如果民主政府能做到这几点，群众不就念阿弥陀佛了吗？

我在办伙食的实践中，不知不觉地学到了民主精神。

1947年学生自治会改选。我被所在的社团（民主学习社）推出来当理事候选人。我所在社会系的几个同班同学也来了劲，自动组成了宣传队，十分卖力地为我作竞选宣传。事实上我并没有求他们帮助，也未曾经给过他们任何好处。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我在上大一时曾在生活书店正式出版过一本《到农村去》的书，因此在学校里有一定的知名度吧。他们在校园里到处贴海报，敲锣打鼓，并把我编成歌来唱。《清华周刊》为我用二号字标题发表了消息：“清华学生自治会竞选理事，吴锡光（我在校用名）呼声最高。”投票结果，我的票数为全校第二名，当选了理事。

理事会分工，由四名理事组成学艺部，我为部长，学艺部主要负责学生课余的文化活动。主要干的是两件事。

一是请校外的学者、名流来校里作报告。我记得我请过季羡林先生。他那时只有三十多岁，刚回国不久。会议由我主持。这是我第一次当主持人，普通话还讲不好，真是南腔北调。我还请过著名的民主人士张东荪。是我到燕京大学他的家里，陪他步行，经成府路走到清华园的。我也请过另一位知名人士。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还挑眼说：“他有什么资格到清华来讲话？”这实际上是批评我，我才知道清华请人来讲演，还真得好好掂掂这个人的份量。

二是编辑出版《清华周刊》。这是一份像晚报一样大的小报。刊登学校的新闻和学生的作品，每周一期，由学生自办自销，学校根本不管。出刊时，在大食堂门口一摆，吃完饭的同学走出食堂，便围上来看或买。

我当了学艺部长，就是兼任《清华周刊》的总编辑。天哪，办报的事，我哪干过？但是，既然逼上梁山，只得一样一样从头学起。第一件事是组阁。我请出了九个学校中较有名气的笔杆子，组成了编辑部，前面提到的香港诗人何达，那时就是我们文艺部的编辑。现在《人民日报》的名记者陈柏生，那时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还有一位特约的军事评论员林方其，后来成了《工人日报》的记者。他的军事评论，分析相当准确，是很叫座的文章，我经常逼着他写。

每周要在我的宿舍召开一次编辑会议，安排下一期的文章。10个人总是到得很齐。当时干这种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写文章也不给稿费，但是大家都能积极热情地工作。

那时，我白天要上课（功课我是从不敢耽误的），还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处理稿件只能在晚上干。学校规定，晚上十点熄灯，我总是事先到小卖部买两根蜡烛，两个烧饼，几支香烟，熄灯以后，点上蜡烛接着干。往往要干到下半夜两点，饿了啃烧饼，困了抽烟。

我参加工作以后，干过的行当比较杂，换过的单位也相当多，从县、市到省，到中央国家机关都干过，但还能比较快地适应工作。当过大大小小的头目，大家反映我作风比较民主，能尊重与我意见不一致的干部，比较有容人之量。成家以后，成了家庭的主要成员，别人也反映我们家比较民主，尊重妇女，尊重孩子。我想这些作风都是从联大和清华的没有字句的书中学来的。

[1]杨贤江，我在清华的老同学杨川之（现名徐昉）的父亲（1895—1931）。我国著名的教育家。

[2]《观察》1948年5月第4卷第11期。

（选自吴方著《浮生十记》）